无关紧要的旁观者

1892 年 10 月 11 日，伯特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格罗顿，少年时有几年是在中国度过的。回到美国后，他从赫蒙山学校（Mount Hermon School）升入耶鲁大学主修哲学，后来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在纽约协和神学院（Union Theological Seminary）获神学硕士学位⁠¹。他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了两年书，又在芝加哥大学任教九年，1932 年转到康奈尔大学的塞奇哲学学院，1941 年起任苏珊·林·塞奇哲学讲席教授，1960 年退休⁠¹⁠²。1952 年他当选美国哲学协会东部分会副会长，1964 年任会长⁠¹。1989 年 9 月 6 日，他在伊萨卡家中去世，享年 96 岁⁠²。

成名作来自一门课。伯特在初版序言里说，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负责一门英国哲学史的高级课程，细读英国古典哲学家之后才明白，不先掌握牛顿的哲学，就没法理解他们的动机；在近代，牛顿的权威和影响堪比亚里士多德之于中世纪晚期。他特别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伍德布里奇（F. J. E. Woodbridge）、纽约城市学院的莫里斯·科恩（Morris R. Cohen）和小兰德尔（J. H. Randall, Jr.）⁠³。书 1924 年在伦敦出版，修订版列入奥格登（C. K. Ogden）主编的“心理学、哲学与科学方法国际文库”。1931 年 11 月，他在斯坦福大学为修订版写序，说正文只作小改，结论一章则几乎全部重写，修订版 1932 年出版⁠³。此后他的兴趣越来越多地转向宗教：1928 年夏，他在缅因州格林艾克（Green Acre）讲科学时代的宗教，次年整理成书⁠⁴。

书一开头就说，归根到底，一个时代对其世界的本性所形成的终极图景，才是它最根本的财富，是一切思考的最终控制因素⁠³。近代哲学从笛卡尔起就相信，探究知识的本性与可能，是解决其他终极问题的前提；伯特问，人们接受了什么前提，才一头扎进认识论？他的回答是，认识论在近代哲学中的中心地位绝非偶然，它是一种更普遍、更重要的东西的自然推论，那就是关于人本身、尤其是关于人与周围世界关系的观念⁠³。

这一观念在中世纪与近代恰好相反。伯特写道，在中世纪的主流思想里，人在宇宙中比物理自然占据更重要、更具决定性的位置；在近代主流思想里，自然则比人拥有更独立、更具决定性、更持久的位置⁠³。翻转发生在 16、17 世纪的哲学家兼科学家那里。那时科学就是自然哲学，最伟大的哲学家同时是最伟大的科学家；主要因为牛顿，二者才真正分开，哲学从此把科学当作理所当然。伯特的中心问题由此提出：后来哲学家致力解决的那些问题，难道不正是从这种不加批判的接受中来的吗⁠³？康奈尔大学的纪念文说，这本书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不读伽利略、吉尔伯特（William Gilbert）、波义耳和牛顿，就读不懂笛卡尔、霍布斯和洛克⁠¹。

吴国盛 1994 年在《科学思想史指南》的编者前言里，把伯特的书与拉夫乔伊（Arthur O. Lovejoy）的《伟大的存在之链》并举，说它们最早把哲学史研究中对概念的发生学分析带进科学史，成为科学思想史的经典⁠⁵。他后来的书和讲演一再出现同样的题目：2016 年出版的《什么是科学》第四章题为“现代科学溯源之二：数理实验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同年的《技术哲学讲演录》有一讲叫“近代科学的形而上学基础”，2026 年的增订版仍保留这一讲⁠⁶⁠⁷。胡翌霖在《科学文化史话》里说，可以把伯特的书看作一部哲学史，它的着眼点正是近代哲学“认识论转向”的来龙去脉⁠⁸。

伯特先替托勒密说话。在哥白尼的时代，托勒密的方法预言天象并不比哥白尼差；感官的证据清清楚楚地告诉人们大地不动；四元素和天地之别构成一套令人满意的自然哲学；还有一些具体的反对意见当时根本无法回答：照哥白尼的说法，竖直上抛的物体应当落在起点以西，这要等伽利略奠定近代动力学才能反驳；恒星应当显出周年视差，直到 1838 年贝塞尔（Friedrich Bessel）才测出来⁠³。他由此下了一个尖锐的判断：如果当代的经验主义者生活在 16 世纪，他们会第一个把这种新的宇宙哲学嘲笑出法庭⁠³。

那么哥白尼凭什么？他唯一能拿出来的理由是，新体系把天文学事实排进了一个更简单、更和谐的数学秩序：托勒密体系要大约 80 个本轮，哥白尼只用 34 个就能“拯救现象”；除了月亮，行星的主要运动都能用一组以太阳为中心的同心圆表示⁠³。可这只是数学上的简单。伯特指出，接受它意味着一个惊人的形而上学假定：问题不只是天文领域是否根本上是几何的，而是宇宙作为一个整体，包括我们脚下的大地，在结构上是否根本上是数学的。对亚里士多德派来说，承认这一点就等于推翻整套物理学和宇宙论⁠³。

哥白尼敢于回答“是”，是因为文艺复兴时期另有一种思想背景。佛罗伦萨柏拉图学园复兴的柏拉图主义里，毕达哥拉斯的成分格外突出；哥白尼在意大利六年间的朋友和老师、博洛尼亚的诺瓦拉（Domenico Maria Novara），就深受这一思潮影响，认为繁复的托勒密体系违背了宇宙是有序的数学和谐这一前提⁠³。在伯特看来，哥白尼的转变不过是在复兴的柏拉图主义鼓舞下，把一座复杂的几何迷宫化简为一个美丽、简单、和谐的体系⁠³。

开普勒是精确的近代科学的奠基人，伯特却说，他的精确方法恰恰是在一些早已名誉扫地的迷信里找到动力的，其中包括“不妨称为太阳崇拜的东西”。开普勒早年热情接受哥白尼，最有力的因素是新体系抬高了太阳的尊严与重要性。伯特还特意提到，开普勒的同时代人雅各布·波墨（Jacob Boehme），是这一类哲学最典型的代表⁠³。但他强调，作为太阳崇拜者的开普勒，与追求天文自然之精确数学知识的开普勒，二者的联系非常紧密⁠³。开普勒既然认定日心体系为真，就去找它背后的数学和谐。1596 年的《宇宙的奥秘》让他得意了许多年：六颗行星的轨道间距，大致吻合把五种正多面体依次嵌在行星天球之间的结果，土星天球内接立方体，立方体内切木星天球，木星与火星之间是四面体，火星与地球之间是十二面体。伯特直言这项发现没有带来任何成果，后来发现的新行星也推翻了它的前提，开普勒却始终没有忘记当初的热情⁠³。

真正的新东西在于检验。第谷劝开普勒先用实际观测打下牢固的基础，再上升到事物的原因；开普勒却宁愿让第谷去收集观测，因为他事先就相信，真正的原因总是潜在的数学和谐。伯特认为，开普勒的新颖之处在于坚持这种和谐必须在现象中得到证实⁠³。吉利斯皮（Charles C. Gillispie）也说，柯瓦雷研究开普勒时，从不淡化他思想中幻想的、毕达哥拉斯式的一面，柯瓦雷早年对德国神秘主义的兴趣，在开普勒这里与他后来的科学研究相遇了⁠⁹。

伽利略 1623 年在《试金者》里说，哲学写在宇宙这本大书里，它是用数学语言写成的，字母是三角形、圆和其他几何图形⁠¹⁰。伯特把他的方法分析为三步：直观或分解，证明，实验。面对感觉经验，先挑出一种典型现象，直观出能把它最完整地译成数学的简单要素；一旦做到，就不再需要感觉事实，从这些要素出发的纯数学证明对同类现象必然为真，即使有时无法经验地证实。为了结果更确定，尤其为了用感性的例证说服那些不太相信数学普遍适用的人，才尽可能设计能被实验检验的证明⁠³。

数学之外的东西去了哪里？伽利略把颜色、气味、滋味、声音划为只存在于感觉者之中的第二性质。伯特说，这是把人从自然这个大世界里驱逐出去的根本一步⁠³。在伽利略之前，人们一向认为人与自然都是一个更大整体的组成部分，人的位置更为根本；现在，人的生活由颜色和声音、快乐和悲伤、热烈的爱、抱负和奋斗构成，偏偏不适合数学研究，于是真实的世界只能是人之外的世界。他写道，人在思想史上第一次显得是一个无关紧要的旁观者，是那个构成实在之实体的伟大数学体系的微不足道的结果⁠³。到牛顿那里，这幅图景完成了。伯特写道，人们曾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色彩丰富、声音悦耳、充满芬芳与欢乐、爱与美、处处诉说着有目的的和谐的世界里，如今这一切被挤进分散的有机体大脑的小小角落；真正重要的外部世界坚硬、寒冷、无色、无声、死寂，是一个量的世界⁠³。二十多年后，柯瓦雷用相近的笔调写出“唯独人失去了位置”，并在注释里引了伯特的书⁠¹¹。

1713 年，《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第二版在书末加了一篇“总释”。牛顿说，他还没能从现象中推出引力这些属性的原因，“我不杜撰假说”；凡不是从现象中推出的东西都叫假说，无论形而上学的还是物理的，无论关于隐秘性质的还是关于力学的，在实验哲学中都没有位置⁠¹²。后人常据此把牛顿看成实证主义的先驱，伯特不这么看。他说，牛顿在科学发现与表述上是了不起的天才，作为哲学家却缺乏批判、粗略、不一致，甚至是二流的；在宇宙哲学上，他几乎只是接过了思想先辈为他塑造的观念⁠³。更要紧的是，根本没有逃离形而上学的路，避免成为形而上学家的唯一办法是什么都不说；连“不必知道整体的本性，也能正确认识部分”这一实证主义的核心主张，也蕴含着宇宙本质上是多元的这样的形而上学假定⁠³。所以他说，实证主义里藏着一种极其微妙而阴险的危险：你以为自己摆脱了形而上学，你的形而上学就会因为无意识而不受批判，还会靠暗示而不是论证传给别人⁠³。

这一判断得到同行的回应。1943 年，卡西尔（Ernst Cassirer）在《哲学评论》上写道，对牛顿著作的“实证主义”解释，最好、最有说服力的反驳来自伯特，并请读者特别参看书中第 223 页以下；同年伯特在《科学哲学》上发表《艾萨克·牛顿爵士的方法与形而上学》⁠¹³。柯瓦雷也反对把实证主义哲学归于牛顿本人，他把 fingo 读作“杜撰”而不是“构造”⁠⁹。伯特自己的结论则指向更远处：只有当一种恰当的心灵哲学出现时，恰当的宇宙论才能开始书写。这一章，正是他 1932 年修订时几乎重写的部分⁠³。

《科学时代的宗教》（1929）开头就问：近代是科学的时代，这对一般生活、尤其是对宗教意味着什么？他提议先放下护教与反宗教两种成见，承认宗教与科学都是人们认真实践、用来获得自己想要之物的技艺，再来问二者的冲突在哪里、怎样调和⁠⁴。到康奈尔后，系里请他开一门宗教史与比较宗教课，这对他是新领域；课第一次开时只有 12 个学生，到他退休时有 300 人选修。纪念文说，他觉得作为教师，有责任带学生尽量进入每一种信仰的内部，这番功课也改变了他自己：既看到各大宗教共有的基本信念，也学会欣赏各自独有的东西⁠¹。

他加入了贵格会；1947 年在印度，又受了佛教居士戒，说是想表明自己的精神养分既来自西方，也来自东方⁠¹。1955 年，他编成平装本《慈悲佛陀的教诲》，从贝拿勒斯的初次说法、《法句经》，选到大乘的龙树、世亲，再到中国和日本的净土与禅：书里收了道生论涅槃、僧璨的《信心铭》、神会论顿悟的说法和一则禅宗公案，序言感谢陈荣捷（Wing-tsit Chan）等学者在选篇上的指点⁠¹⁴。他还写了《宗教哲学的类型》（1939，1951 年修订）和《人寻求神》（1957）。1966 年，为纪念佛陀成道 2500 年，受邀重走佛陀足迹的西方人只有两位，他是其中之一⁠¹。退休以后，他说自己不再那么像学者，更像一个求道者，把大部分专业藏书送了人⁠¹。90 岁时他完成《人的旅程》，那是他在加尔各答大学讲座的结集；在最后一本书《光、爱与生命》的前言里，他说自己八十多岁才发现，还没有学会怎样生活⁠¹⁠²。

伯特在初版序言里感谢的老师和同道，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伍德布里奇、纽约城市学院的莫里斯·科恩和小兰德尔⁠³。同时代人中，怀特海（A. N. Whitehead）的《科学与近代世界》（1925）常与他的书并提，柯瓦雷 1950 年就把两本书放进同一条注释⁠¹¹。柯瓦雷 1943 年既称赞又批评他，说他对近代科学形而上学底层讲得最好，却没有分清两种柏拉图主义；1957 年的《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又在注释里一再引用他⁠¹⁰⁠¹⁵。2017 年，吴国盛给清华新雅学院新生开“科学革命”课，五部读本里伯特此书占五次课，在五部中最多⁠¹⁶。

这本书在中国有两代译者。1994 年，吴国盛主编的“科学思想文库”收入徐向东的译本，这是第一个中译本；2003 年这一译本又收入吴国盛主编的“北京大学科技史与科技哲学丛书”⁠¹⁷⁠¹⁸。吴国盛在《科学思想史指南》编者前言里拟了一份三十部科学思想史名著的导读书目，伯特此书排在第一，柯瓦雷的三部列在第八到第十⁠⁵。2006 年，还在北大读本科的胡翌霖读徐译本，写下逐页摘录的长篇笔记，同年又在博文里说，伯特和柯瓦雷等科学史家已经指出，科学理论的发展与宗教和哲学的形而上学基础的变化密切相关⁠¹⁹⁠²⁰。2012 年张卜天重译此书，2018 年收入商务印书馆“科学史译丛”，2021 年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⁸⁠²¹⁠²²。张卜天在 Isis 上撰文，把柯瓦雷、伯特、戴克斯特豪斯（E. J. Dijksterhuis）归为一脉，认为他们的共同看法是，现代科学的决定性特征在于“数学的自然化”⁠²³。

相关的学术名片同行柯瓦雷、后学吴国盛、后学张卜天、后学胡翌霖。另见吴门 · 雅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