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向宇宙与安居大地

吴国盛的学术起点，是时间和空间这两个看起来最不成问题的概念。他在《希腊空间概念》新版序中回忆，当年自己“为柯瓦雷的科学革命论所深深吸引”：柯瓦雷把近代科学革命归结为宇宙（cosmos）的解体和空间的几何化，这促使他回头去读希腊哲学家的原著，结果发现，“原来希腊人并没有近代意义上的背景化和几何化的空间概念”⁠⁶。1992 年的论文《希腊人的空间概念》进一步指出，处所、虚空、广延三种空间经验，希腊思想家各有理论，却没有统一成近代那种均匀、无限、作为一切事物背景的几何空间⁠¹⁷。

这件事为什么重要？他在新版序中解释，许多中文论著谈时空观念史，把时间和空间当成哲学史上的永恒范畴；其实经过近代科学革命，希腊—中世纪的范畴表被重新筛选组合，原本相对次要的时间和空间成了最基本的范畴，弄清这一转变是理解现代性的关键。这本主题专门、篇幅不大的小书，被他称为“我最为珍爱的著作”⁠⁶。《时间的观念》（1996 年初版，2006、2019 年再版）沿同一思路梳理时间观念的演变，意在破除把时间只当作物理学概念的传统，并把技术时代放进时间的视域中考察⁠¹⁸。他把钟表计量的时间称为“测度时间”，并指出，“钟表并不指示过去和未来，它永远只指示现在”⁠¹⁹。

在他看来，时间问题牵动的不只是物理学。2001 年他在一次讲演中说：“时间性问题是标志自然科学和人文学科之间关系的一个很重要的哲学基础。”⁠²⁰在 2018 年的“人文清华讲坛”上，有听众问霍金的《时间简史》是否把时间讲清楚了，他反问：“时间有历史吗？”在他看来，这本书沿袭爱因斯坦的传统，时间只是一个参量，书名不如叫《宇宙简史》⁠²¹。这条线后来延伸进技术哲学。他在《技术与人文》里引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说，时间只能从技术中找到根据：普罗米修斯的“先行”和爱比米修斯的“遗忘”共同构成了技术的原则，“而技术的原则也是时间的原则”⁠¹⁹；2026 年增订的《技术哲学讲演录》新增一讲，题目就是“技术与时间”⁠¹⁶。

2024 年的《走向宇宙与安居大地》回到了起点：“希腊人只有位置（topos）概念而没有空间概念”，以空间取代位置是现代科学世界图景的标志；人失去位置是虚无主义的典型症状，重新发现身体、位置和生态，才可能走出这种处境⁠¹。这条线索贯穿了他三十多年的工作，也引来追问。他的方法以思想家文本的概念分析为主，他自认属于科学史中“偏重概念分析，接近哲学家”的一类⁠⁷。2023 年 2 月他在系学术例会上报告相关研究，同事们当场追问：“地球表象”与“理论优位”之间的关联是否成立？视角原理是否早在前苏格拉底思想中就已出现？位置哲学如何建构，中国思想里有没有可用的资源⁠²²？

2016 年出版的《什么是科学》，是吴国盛把十年来的讲演和思考汇集成书的作品⁠²³。书从当代中国人对科学的两种误解说起：要么把科学等同于技术，等同于促进生产力的工具，要么把科学看成人类普遍具有的智力成就⁠²⁴。他的回答是，科学是一种罕见的文化现象，根源在希腊人对自由人性的追求。他给出的最简定义是：“科学从根源上是一种独独属于古希腊人的思维方式，不理解古希腊思想，就不理解科学精神的起源。”他笑称这是自己的“言必称古希腊”⁠²³。

希腊科学的特征，按他的概括，一是非功利：“超越任何功利的考虑、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这就是希腊科学的精神。”⁠²⁵二是内在性：知识自己决定自己，自己为自己立法，靠证明和演绎展开⁠⁵。他还给出一个文明比较的框架：希腊城邦提供了闲暇、自由言论的空间和对宇宙的好奇心，契约文化把人性理想定为自由；以儒家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以血缘和礼为纽带，人性理想是仁爱⁠⁷⁠²¹。所以他说：“科学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人文。”⁠²⁶他在 2026 年出版的新书干脆题为《科学乃自由之路》。

在这个意义上，科学至少有两个形态：希腊的理性科学和近代的数理实验科学；此外还有一条长期被低估的博物学传统，书中专设一章讨论⁠²⁴。他并不认为存在一个简便通俗的科学定义，“任何一个定义都取决于你想干什么”⁠²³。2026 年 9 月的一次直播对谈中，他解释过自己为何刻意采用狭义定义：对科学传统深厚的民族，宽一些的定义有助于松动惯性；对缺乏科学传统的民族，窄一些的定义有助于保持警醒（据对谈整理稿转述）⁠²⁷。

这套回答引来的批评，集中在定义的“窄”上。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罗嘉昌称此书“反潮流”，说它“坚持关于科学的窄派定义（可称之为科学的原教旨定义）”，是一种“‘科学史终结’的观点”；不过他也读出了作者的用意，即延续新文化运动以科学理性重估传统的立场，反对眼下的复古思潮⁠²⁸。张祥龙认为，说只有古希腊有自由的科学、中国人不知自由为何物，“既不明智，也不准确和公平”，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和庄子的逍遥同样是自由⁠²⁹。刘兵在与江晓原的对谈中则指出，作者先限定了心目中的科学，再按这一限定选取历史线索，于是排斥了脉络之外的“广义的科学”⁠³⁰。

如果科学源于希腊，现代科学为何与希腊科学如此不同？吴国盛的概括是从“求真”到“求力”。在 2017 年的一次讲座中，他从自由、人、自然三个概念的变化讲这一转向：希腊人追求知识论意义上的自由，人是仰望者，最高的学问是静观；基督教赋予人万物灵长的地位，自然成了被造物；中世纪晚期希腊文明与希伯来文明融合之后，实验科学应运而生，它寻求的不是理解，而是干预⁠³¹。《什么是科学》专门用两章讨论这个问题，其中一章就题为“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²⁴。

关键一环是中世纪晚期的唯名论革命。他借重吉莱斯皮《现代性的神学起源》等研究，认为唯名论把上帝的全能和意志推到极端，使自然秩序瓦解，人也失去了在自然秩序中的位置；现代性的回应，是让人坐到上帝的位置上。“现代性中的人像唯名论的上帝一样，拥有自由和创造的意志”，近代科学由此以“求力意志”的面貌登场⁠³²。在哲学层面，他接受海德格尔的判断，“现代科学一开始就已经把现代技术的逻辑深深地贯彻进来了”：可控实验预设了要得到的结果，坐标系把一切事物安置进可以无限延伸的数学框架⁠³³。2025 年发表的《论实验科学的起源》继续处理这一问题⁠³⁴。

这一诊断带着明确的价值判断。他认为实验科学使人对自然变得无情，使生活世界高度实验室化⁠³¹；早在《现代化之忧思》（1999）里，他就把“方法”称为“技术时代的旗帜”⁠¹⁹；他批评的科学主义，是这样一种意识形态，“它以不容争辩的口气宣布，自然科学是唯一正当而且有效的知识形式”⁠³⁵。《走向宇宙与安居大地》把这条线索推到当下：走向宇宙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以宇宙同质观为必要条件，以意志论的人类中心主义为充分条件，后者引发了虚无主义；出路是安居大地，而“安居大地不是退守‘地球’，而是重新找回‘意义’”⁠¹。

争议来自两个方向。一个针对历史叙事本身。何光沪撰文支持“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³⁶；孙小淳则认为，“历史的实际进展与逻辑的必然还不完全是一回事”，如果近代科学是希腊精神的必然结果，为什么古希腊没有产生开普勒和牛顿？东西方交流、新大陆的发现、印刷术带来的知识激增都在起作用，“近代科学的发生，更像是历史发展的偶然，而不是某种‘思想’或‘精神’的必然”⁠³⁷。吴国盛自己也承认，这一类论断“可存有很多争论”⁠²³。另一个方向针对他的立场：世纪之交，他和同道因强调反思科学的双刃性，被贴上“反科学主义”的标签⁠³⁸；2002 年版《科学的历程》被指装上了一条“反科学主义的尾巴”，而《什么是科学》出版后，又有评论者遗憾他从当年激进的反科学主义立场上后退了⁠³⁰。

吴国盛反复申说的一个判断是：“中国人最大的误解就是科学、技术不分，以技术代替科学，以功利的态度看待科学。”⁠⁷证据就在日常语言里：科学很容易被说成“科技”，而“科技”说的多半是技术，用他 2018 年在人文清华讲坛上的话说，“实际就是我们脑子里有技术没有科学”⁠²¹。他给出的成因有三层：传统文化缺乏为科学而科学的精神；近代出于救亡图存学习西方，科学一开始就被理解为“夷之长技”；中国人恰好在 19 世纪之后接触科学，那时科学已进入技术化、分科化、职业化、力量化的阶段⁠⁷⁠²¹。

历史上的论证同样重要。“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化都有自己的技术传统，但科学只独独地出现在古代希腊。”⁠⁷在很长的时期里，科学与技术各行其道；19 世纪电磁学转化为电力和电讯工业、化学转化为化学工业之后，才有了科技一体的印象。他并不否认今天两者难解难分：“现在的科学和技术形成了一个连续谱，一端是纯科学，一端是纯技术，在广阔的中间地带彼此难分。”⁠⁷他也不认为科学总是领着技术走，在 2026 年的对谈中，他说 18 世纪英国工业革命与科学的关系仍然暧昧，蒸汽动力的改进反过来促进了热力学（据对谈整理稿转述）⁠²⁷。由此他判定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假问题”，因为李约瑟把中国古代的技术混同为科学⁠²¹。

为什么要在今天强调区分？他的解释是：起步追赶时，不作区分问题不大；一旦走到与人齐头并进乃至需要引领的位置，只强调科学可以转化为技术的一面，就会忘记科学发展的真正动因⁠³。落到政策上，科技不分会让拨款和规划忽视那些不能、或暂时不能转化为技术的科学，只做应用研究，“科学就会失去根基”⁠³；以 SCI 为代表的量化考核，背后也是把科学当成可以像普通工人那样管理的生产⁠²³。清华建系时，有人提议叫“科技史系”，他坚持用“科学史系”⁠⁷。他说自己意识到这一区分的重要性，“也是近一二十年的事”⁠³。

这一立场也有它的张力。在他自己的哲学里，现代科学从一开始就是技术化的（见上一节），所以“分开”更多是历史意义和规范意义上的区分。在学界他也属少数：据他在 2026 年对谈中的说法，经济史家、技术创新研究者和不少中国科技史学者更习惯科技一体的叙事，他自认在中国科技史界是少数派（据对谈整理稿转述）⁠²⁷。他的学生胡翌霖则从另一侧追问：如果科学是带着特定文化背景的舶来品，今天占支配地位的“技术”是否同样如此？这一点留到第十一节。

吴国盛的技术哲学起步于博士论文，问题意识来自海德格尔⁠⁸。在 2004 年出版的讲演集里，他用现象学的方式反驳技术中立论：工具总有目的指向，用什么工具就会有什么样的世界；好用的工具又往往自我隐蔽，就像戴惯了的眼镜，人不再看见它，便误以为它是中性的。他的结论是，“技术是世界的构成方式”，而“工具的出现，标志着人本身特有的存在方式产生了”⁠³³。现代技术则像海德格尔所说的“座架”，把万物预先安置为资源：技术时代的人看到一株草，先看到的是它的药用价值，是它能否成为产业原料⁠³³。不过他对现代技术的态度也有过变化，在同一部讲演集里，他说：“我过去一度比较悲观，但是我现在觉得未必有这么悲观。”理由是还有许多散落的文化没有被完全技术化⁠³³。

2007–2008 年他在东南大学等地讲技术哲学，其中七次讲演 2009 年结集为《技术哲学讲演录》，2016 年再版。按书的内容简介，他试图把技术阐释成人的存在方式或“存在论差异”，构建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技术存在论框架，技术中性论、技术乐观主义和技术悲观主义都在批判之列⁠³⁹。框架的起点是人的“无”本质：人不是靠先天禀承的本质稳定生存下去的生物，“人之所是、人的存在，是由人自己通过技术造就的”⁠¹⁹。据胡翌霖 2011 年在博客上的介绍，他的流派自称“海马主义”，试图继承海德格尔和马克思：借海德格尔把现象学—存在主义的传统引入技术哲学，借马克思引入“实际性”或“历史唯物主义”⁠⁴⁰。

2026 年的增订版新增三讲：“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技术与时间”“AI时代的技术哲学”⁠¹⁶。同年出版的《科学乃自由之路》收入《人工智能如何影响人类》，对 AI 说得很直接：“人类技术的本质是对人类生理性缺陷的弥补和替代。”每一次有效的弥补都让缺陷固定下来，计算机使人的计算能力下降，AI 则可能削弱人的自主决策能力；AI 的广泛运用还会让责任主体变得模糊，给治理带来困难⁠¹⁴。

《什么是科学》引起讨论最多的，是“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这一说法。吴国盛的完整表述是：“在希腊理性科学传统上、在现代数理实验科学传统上，中国古代均没有科学；而在博物学意义上，中国古代有科学。”他抱怨“这句话其实是断章取义，我在书中是有一系列前提和定义的”，强调他说的是“拥有一套思想体系的‘科学传统’”，不是孤立的发现和零星的成果⁠⁴。他把这看作文明的分岔，而不是失误：“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就不是失误，而是命运，命运就没什么好抱怨的。”⁠²³

他提出的正面方案是博物学，也称自然志。90 年代研究西方自然哲学史时，他发现西方并不只有数理科学一种传统，复兴博物学是他“追思自然”研究纲领的一部分；新世纪他把这一纲领用到中国⁠⁴¹。他批评李约瑟按现代科学的分科去古籍里打捞相似内容，是典型的辉格史，结果只能“以技术充科学”，得到一堆脱离语境的历史碎片；而“中国是一个史学大国，中国学术有强烈的史—志风格”，用博物学框架整理传统自然知识更贴切，天学、地学、农学、医学都可以看作博物学⁠⁴¹。他的例子是《九章算术》：246 个算题按方田、粟米等实际用途分章，显示中国算术高度外部化、社会化⁠⁴¹。

商榷随之而来。2016 年 11 月 16 日，《中华读书报》刊出一组笔谈，五位学者中有四位提出商榷⁠³⁰。科学史家刘钝认为，中国古算是“数学发展潮流中算法化倾向的代表，是一门自成体系的成熟学科”，“戴着‘博物学眼镜’来观中国古算不一定合适”⁠⁴²。哲学家张祥龙追问，把中国古代的知识和技艺看作博物学，“是否仍在变相地使用一元化的科学标准”；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可以算作另一种范式的科学，中医为什么只配做博物学⁠²⁹？孙小淳的文章题为《我们宁可认为中国古代有科学》，认为中国古代经验与近代科学的差别，更多是古今之别而非中西之别⁠³⁷。江晓原后来在《南方周末》上说，此书问世后至少有四位教授发表商榷意见，有人认为作者“站错了队”⁠⁴³。

吴国盛并不讳言这一方案的限度。他说博物学“本质上还是一个西方范式”，关键看哪种范式更能融贯地形成解释⁠²³；又说：“我对中国古代科学史的了解很粗浅，博物学纲领是否合用还有待编史实践的检验。”⁠⁴¹他自称是博物学“最早鼓吹的理论家”，身体力行的则是同事刘华杰⁠²³。此后，撰文商榷的刘钝于 2018 年受聘为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特聘教授⁠⁴⁴；吴国盛指导的蒋澈以近代早期欧洲自然志为博士论文题目⁠⁴⁵，2019 年起任博物学史学会的中国代表⁠⁴⁶⁠¹¹。他也提醒，传统里缺少科学的基因，并不等于学不会科学（据对谈整理稿转述）⁠²⁷。江晓原的一句话可作注脚：仅就“滋生话题”而言，此书已经为中国科学史作出了贡献⁠⁴³。

吴国盛是国内最早倡导以“科学传播”取代“科普”的学者之一。据他 2016 年的回顾，1999 年他已提出科学史应当关注科学传播；2000 年 5 月，他在武汉电视台“科学之光”栏目开播五周年纪念会上以“从科学普及到科学传播”为题发言，明确主张以前者替代后者⁠⁴⁷。他区分了三点：科普是单向传输，科学传播是科学共同体与公众的双向互动；科普服务于科学共同体，科学传播的目标是公民文化建设；科普以“科学加文学”为基础，科学传播则以科学史、科学哲学为学术基础，意在融合科学与人文⁠⁴⁷。用他后来的话说：“我想表达的是交流，是知识的双向流动。而‘科普’是自上而下、单向灌输的。”⁠⁴几乎同时，同事刘华杰也撰文主张称现代科普为“科学传播”⁠⁴⁷。

主张很快有了建制。2001 年 6 月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成立，成员还有清华大学的刘兵、蒋劲松，上海交通大学的江晓原，北京师范大学的田松等，都做科学史或科学哲学；2006 年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成立，2007 年起举办全国科学传播学学术会议⁠⁴⁷。他担任这个专业委员会的主任直到 2021 年⁠²，主编过“北大科学传播书系”，2013 年出版文集《科学走向传播》。范春萍回顾世纪之交的科学文化出版时提到，吴国盛、刘华杰、刘兵、江晓原和后来加入的田松被戏称为“F5”⁠³⁸。

2016 年，他在《当代中国的科学传播》中给出一幅全景：“当代中国的科学传播有三个名称：科普、科技传播和科学传播，分别代表科学传播的三个群体和三种模式。”⁠⁴⁷由中国科协主导的科普是主流，带有国家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三重特征；科技传播的研究者多是传播学家，关心手段和效率；科学传播的倡导者多是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以北大科学传播中心为标志，形成了他所说的“批判学派”。用他的话说：“如果说科普更关注‘传播什么’（内容），科技传播更关注‘如何传播’（方法），科学传播的批判学派更关注‘为何传播’（意义）。”⁠⁴⁷常被引用的“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与三个阶段”则是刘华杰 2009 年的提法⁠⁴⁸，不宜与之混同。

这一主张从一开始就遭到反对。据他回顾，2000 年 12 月，中国科协信息中心主任葛霆公开反对用“科学传播”代替“科普”；他本人 2003 年的一篇文章，被新华社新闻研究所所长徐仲人指为否定新闻工作的党性原则⁠⁴⁷。他认为，十多年后多数科普实践者已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这一理念，中国科学院 2013 年成立科学传播局即是一例⁠⁴⁷；《人民日报》2018 年的报道更认为，这些观念的发酵催生了果壳网、科学松鼠会等科学社区⁠⁴。这些是当事人和媒体的评价；他在同一篇文章里点出的张力更值得留意：“科学本质上是精英知识，而民主社会又要求把一切合法性诉诸自由的个体。”⁠⁴⁷

《科学的历程》是吴国盛面向大众写作的代表作。此书缘起于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编辑李永平的约稿⁠³⁸，1995 年初版，周光召作序；2002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第二版，席泽宗作序；2013 年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第三版，韩启德作序；2018 年出修订第 4 版，配图 700 多幅⁠⁴⁹。据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官网简历，此书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1996）和北京市科学技术奖（2009）⁠²。范春萍把“第一推动丛书”和《科学的历程》并称为国内科学文化出版的“两项里程碑成果”⁠³⁸。2025 年 11 月，上海科技馆和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为此书举办出版 30 周年纪念活动，他说：“三十年前写作《科学的历程》时，我们希望让中国读者了解科学不是从天而降的，它有自己的历史、有自己的文化根源。”⁠³⁴

他并不讳言这本书的局限。2020 年他对记者说，中国人对科学的传统看法，一是科学与技术不分，二是把科学当作社会进步的力量，三是对科学成就惊奇赞叹，“我的《科学的历程》差不多也有这些倾向”；专业的科学史家应当区分科学与技术，有意识地拒绝简单的进步史观⁠⁷。他为本科生准备的学术版科学通史，2016 年为学生著作作序时自承一再拖延⁠⁵⁰，2020 年说仍在撰写，那也是他承担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世界科学技术通史研究”的主要成果⁠⁷。

科学史为谁而写？他给出的第一个答案是通识教育。科学史是“二阶”学科，在科学充分发展、需要系统反思之后诞生；萨顿倡导新人文主义，主张以科学通史在科学与人文之间架桥；哈佛校长科南特则把科学史课程纳入通识教育⁠⁵¹。所以他说：“让科学史回归‘为通识教育而生’的‘初心’和‘本位’，是我们建系办系的一大特点。”⁠⁵¹对普通人，科学史要补上理解科学这一课：“过去一百多年来，我们学习科学主要是学习如何‘做科学’，而忽视了如何‘理解科学’。”⁠⁷对学科自身，他主张从“科学家的科学史”走向“科学史家的科学史”，从理学走向史学，从分科治史、面向中国古代转向西方科学史和中国近现代科学史⁠⁵²⁠⁵³⁠⁵¹。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是这一主张的落实。2016 年学科评估前后，浙江大学、武汉大学等一批“985”高校放弃了科技史学位点，他称之为“一股逆流”，又说“科学史属于奢侈学科”，大学解决了温饱就不能少了它⁠⁵²。2017 年 6 月 30 日科学史系成立大会上，95 岁的杨振宁说：“再过十年二十年，回想今天，人们会知道，这是清华大学历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⁵²此后，科学史系 2018 年设本科辅修专业，2019 年获批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2021 年“科学史”本科专业列入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历史学门类），2023 年获批设立博士后科研流动站⁠¹⁰。他也清楚难处：“我终其一生，能把这个学科搞正常就不错了。”⁠⁴在 2023 年的一次系学术例会上，他介绍了一部国际科学史编史学指南，书中描述的趋势是回到具体历史情境、重视物质文化、放弃本质主义科学观；他的态度是“各态历经”，兼容多种编史纲领，但不盲目追随新潮⁠²²。

2014 年是吴国盛的博物馆“考察年”：年初在澳大利亚考察 20 天，4 月起考察英国和欧洲大陆，随后在麻省理工学院访学一年。前后走访的 39 座科学博物馆，后来写成 7 册《吴国盛科学博物馆图志》（2017）⁠⁹。他说：“博物馆的展品加深了我对科学史的理解。”最让他兴奋的是伦敦科学博物馆，它把科技遗产与社会历史背景结合起来的布展方式，“正合我心目中的科学博物馆的形象”，从原址整体移来的瓦特工作间尤其让他震撼⁠⁹。

考察让他形成一个判断。广义的科学博物馆有三类：收藏动物、植物、矿物标本的自然博物馆，收藏科学仪器和工业产品的科学工业博物馆，以及几乎零收藏、以互动展品为主的科学中心；而“我国的科学博物馆事业可能完全漏掉了综合的‘科学工业博物馆’这个环节”⁠⁹。各地科技馆采用的是科学中心模式，好处是容易建造、吸引孩子，缺点是缺少历史收藏，容易千馆一面，也难以吸引成年人：“我们建了许多科学中心，但综合的科学博物馆一个也没有。”⁠⁵⁴他并不主张以博物馆取代科学中心，而是认为两者应当互补，因为“博物馆是现代性的产物，是现代社会的文化景观”，是人们理解科学的场所⁠⁵⁴。他还倡议建立国家科学博物馆⁠¹⁵。

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是他把判断付诸实践的地方。2016 年来清华时，他就提出办科学博物馆⁠⁵⁵；2017 年 10 月起他组织人手在校内收集旧仪器，2018 年 4 月 24 日学校决定筹建，由他任馆长⁠⁵⁶⁠¹⁰。一切从零开始，他把收藏归结为“搜、买、造”：到实验室角落、仓库、地下室和废品市场去搜，到市场上去买，再依据文献复原复制⁠⁵⁴。他举过的复原例子是北宋水运仪象台，如今全尺寸复原的水运仪象台被定为这座博物馆的镇馆之宝⁠⁵⁷。他也感慨，过去各院系每逢搬家、装修都会丢弃一批旧仪器，校内 50 年代以前的藏品只有个位数⁠⁵⁵。藏品从 2021 年的 5220 件增加到 2025 年的 8000 余件⁠⁵⁶⁠⁵⁸；按他的设想，科学史系与博物馆像剑桥那样“联体运作”⁠⁹。

新馆的进度比最初的规划慢。2017 年建系时，学校的规划是科学博物馆在 2021 年建校 110 周年时建成开放⁠⁵⁹。2025 年 1 月，学校通过成立科学博物馆的决定，永久馆址位于艺术博物馆与美术学院大楼之间，展厅面积约 6000 平方米，计划 2027 年建成开放⁠⁶⁰。2025 年 9 月的报道说新馆当年将完成结构封顶⁠⁵⁷；2026 年 4 月的报道则说，筹建工作已完成约八成，主体建筑预计两个月后封顶，开馆预计在 2027 年下半年⁠⁶¹。截至 2026 年 10 月 2 日，开馆时间仍以这些报道中的预计为准。对收藏型博物馆的慢，他自己有过解释：藏品决定博物馆的品级，“收藏需要时间和积累，很难短时间一步到位”⁠⁵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