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自然走向历史

1889 年，柯林武德生于英格兰湖区温德米尔湖南端的卡特梅尔费尔。父亲 W. G. 柯林武德是考古学家、作家和画家，拉斯金（John Ruskin）晚年请他做私人秘书；柯林武德两岁时，全家搬到科尼斯顿湖边，离拉斯金的住所不远⁠³。据他自述，他十三岁以前由父亲在家教导，四岁学拉丁文，六岁学希腊文，自己则把能找到的地质学、天文学和物理学书都拿来读。九岁左右，他在几英里外一位朋友家里翻到一本缺了封面和书名页的十七世纪旧书，从书里讲旋涡的说法判断，大概是笛卡尔（René Descartes）《哲学原理》的一个摘要本。这本书让他明白，自然科学也有自己的历史：科学与其说是一份零零碎碎查明的真理的宝藏，不如说是一个有机体，在历史进程中每个部分都在或多或少持续地变化⁠⁴。

他十四岁进拉格比公学，1908 年入牛津大学学院读古典人文学，1912 年还在参加毕业考试时就当选彭布罗克学院研究员。起初他信奉牛津流行的实在论，大约到 1916 年才放弃；与韦恩弗利特形而上学教授 J. A. 史密斯的交往，把他引向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Benedetto Croce）和詹蒂莱（Giovanni Gentile），1913 年他把克罗齐论维柯（Giambattista Vico）的书译成英文。1916 年 1 月起，他在伦敦的海军部情报处工作，1919 年 6 月离开⁠³。

此后二十年，哲学与罗马不列颠在他手里齐头并进：一边是《心灵之镜》（1924）和《哲学方法论》（1933），一边是一本接一本的罗马不列颠著作。1934 年他当选英国学术院院士，1935 年 4 月接替史密斯任韦恩弗利特形而上学教授，转到莫德林学院。1938 年出版《艺术原理》，1939 年出版《自传》。1938–1939 年他乘船去荷属东印度，途中写成《形而上学论》（1940）；1939 年又与几位罗兹学者驾船游历希腊诸岛，写成《大副日志》（1940）。1943 年 1 月 9 日，他在科尼斯顿去世，不到 54 岁，葬在科尼斯顿教堂墓地，墓在父母与拉斯金之间⁠³。《自然的观念》（1945）和《历史的观念》（1946）都由诺克斯（T. M. Knox）在他身后编订出版⁠¹⁠⁵。

柯林武德第一次到发掘现场时只有三周大：父亲在湖区的哈德诺特堡罗马要塞发掘北塔，把他装在木匠的工具袋里带去；少年时，他在父亲主持的一处罗马不列颠村落发掘中当过两季助手⁠⁴。据他自述，从 1913 年起，他每年夏天主持自己的发掘（斯坦福哲学百科写作 1912 年起⁠³）。他把工地当作“知识的实验室”：先问一个含糊的问题，比如“这里有没有弗拉维王朝时期的占领？”，再把它拆开，问“这些弗拉维时代的陶片和钱币只是零散的遗物，还是在它们所属的时代埋下的？”，然后把能回答这个新问题的办法一个一个付诸实践⁠⁴。

经验很快告诉他，只说“看看这里有什么”就动土，除了碰巧撞上的东西，什么也学不到。他觉得自己是在重新发现培根（Francis Bacon）和笛卡尔三百年前讲过的道理：知识只来自回答问题，问题要问对，还要按对的次序问。他后来把这条原则写成一句话：负责发掘的人必须先决定自己想知道什么，再决定什么样的挖掘能告诉他答案，这就是“问答逻辑”在考古学上的应用⁠⁴。

1919 年，牛津罗马不列颠研究的开创者哈弗菲尔德（Francis Haverfield）去世，他的学生多已死于战争，柯林武德成了他在牛津培养的唯一留下的罗马不列颠专家；据他自述，正是这份维持牛津罗马不列颠研究的责任，让他谢绝了战后别处的教授职位。1921 年，他应克拉伦登出版社之邀写第一本概论，两天写成，就是 1923 年出版的《罗马不列颠》，十年后扩写，1934 年再修订⁠⁴⁠⁶。

哈德良长城是最好的例子。许多考古学家研究过泰恩河到索尔韦湾之间的长城，却没人认真问过它是做什么用的。1921 年，他指出这道墙不可能像城墙那样让守军站在墙头击退进攻，它应是一条“高架的哨兵步道”。一个问题的答案又引出下一个问题：如果是哨兵步道，就该沿坎伯兰海岸继续延伸，监视索尔韦湾里的船只；那里不必再修高墙，却应有一串瞭望塔。翻查旧的考古报告，这样的塔早有人找到过，只因不明白用途而被遗忘了；1928 年的实地踏勘又找到好几处可能的地点。1930 年，英国考古学会大会的研究委员会在报告里写下了同样的原则，他说，“问与答的原则已被英国考古学正式采纳”⁠⁴。

从 1920 年起，他每年到各地临摹罗马铭文，为哈弗菲尔德生前计划的铭文集成画摹本⁠⁴。这部《不列颠的罗马铭文》第一卷直到 1965 年才由赖特（R. P. Wright）完成出版，署两人之名⁠⁷。其中一条刻在布兰普顿以南盖尔特河北岸的崖面上：“阿珀与马克西穆斯任执政官之年，墨卡提乌斯的采石面”，即公元 207 年，1607 年以前就有人见过⁠⁸；1851 年布鲁斯（J. C. Bruce）的《罗马长城》为它配过一幅石版画⁠⁹。不过他也承认，铭文对他最想问的那些问题帮助不大，临摹铭文更像是为蒙森（Theodor Mommsen）和哈弗菲尔德的伟大精神建一座纪念碑，而不是为将来锻造武器⁠⁴。

一战爆发一两年后，柯林武德住在伦敦，在皇家地理学会的房间里为海军部情报处工作，每天穿过肯辛顿花园，走过阿尔伯特纪念碑。这座纪念碑渐渐让他着了魔：它的一切在他看来都畸形、腐败、爬满虫子，他一度不敢正眼看它；后来他强迫自己每天面对一个问题：一件这样明显、这样无可辩护的坏东西，斯科特（George Gilbert Scott）为什么要造它？说斯科特是个糟糕的建筑师，等于用同义反复回避问题。他转而问：斯科特做出来的东西和他想做的东西是什么关系？他是不是在试图做另一种东西，而且可能做成了？如果自己只觉得它可憎，会不会是因为在它身上寻找它本来就没有的品质⁠⁴？

这些问题把他在发掘现场体会到的“提问活动”推进了一步。他说，你不能只研究一个人说出或写下的话来弄清他的意思，哪怕他的语言无懈可击、用意完全诚实；要弄清他的意思，还得知道他的话原本是要回答什么问题。问题与答案严格对应：车子发动不了，拔出一号火花塞看它打不打火，“一号火花塞没问题”这个观察回答的不是“车为什么开不动”，而是“是不是一号火花塞不打火”。由此，两个命题除非回答的是同一个问题，否则谈不上互相矛盾；意义、矛盾、真假都不属于孤立的命题，只属于作为某个问题之答案的命题⁠⁴。1917 年，他利用业余时间把这些想法写成一本书，题为《真理与矛盾》，出版商说时机太坏，劝他先收着⁠⁴。

书没有出版，原则却进了他的课堂。战后回到牛津，他给学生立了一条规矩：“重构问题”，即在尽可能精确地断定一位哲学家的某个陈述是要回答什么问题之前，永远不要以为自己懂了它⁠⁴。他用这条规矩读政治哲学史，发现柏拉图的城邦和霍布斯（Thomas Hobbes）的绝对主义国家并不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两个答案，两者之间隔着一条可以追溯的历史过程：政治理论史是一个多少在不断变化的问题的历史，问题的解答也随之变化⁠⁴。他对哲学圈里的口头争辩不抱希望：口头讨论在师生之间、知己之间都有价值，一旦变成以驳倒和说服为目的的争辩，就毫无用处，因为至少在他漫长的经验里，从来没有人被它说服过⁠⁴。

1933 年《哲学方法论》付印时，柯林武德对朋友说，下一步要把这套方法用于一个从未解决的问题：自然哲学。从那年 8 月到次年 9 月，他埋头研究自然科学史和宇宙论思辨，还拟出了一套自己的宇宙论；这些笔记压缩成 1934 年秋季学期的讲课，1937 年又讲了一遍⁠¹。讲稿开头说，欧洲思想史上有过三个建设性的宇宙论时期，每一种自然观都建立在一种类比上⁠¹。

希腊的自然科学建立在这样一条原理上：自然界浸透着、充满着心灵。自然是运动不息的物体世界，运动来自活力或灵魂，规则和秩序来自心灵，所以自然不仅是活的，而且有理智，是一个有灵魂、有心灵的大动物；这背后是大宇宙与小宇宙的类比，人在自我意识中认识自己，再以此理解自然⁠¹。文艺复兴的自然观否认自然是有机体，把它看作一台由外在的理智设计和组装的机器。16 世纪，印刷机和风车，杠杆、水泵和滑轮，钟表和独轮车，还有矿工和工程师使用的各种机械，都已是日常之物，人人都明白机器是什么，于是很容易走到这个命题：钟表匠或磨坊匠之于钟表或磨坊，正如上帝之于自然⁠¹。

现代的自然观从 18 世纪末开始出现，建立在另一种类比上：自然科学家研究的自然过程，好比史家研究的人事变迁。这要求人们先熟悉一种以过程、变化和发展为核心范畴的历史学，据伯里（J. B. Bury）的考证，它最早见于 1750 年前后杜尔哥（Turgot）和伏尔泰（Voltaire）的著作⁠¹。柯林武德从中推出几条后果。一个东西不可能同时被描述为一台机器和一个正在发展的东西：会发展的东西可以给自己造机器，它本身却不可能是机器。结构可以化为功能：史家谈封建社会的“结构”并无害处，因为他们知道，说英国宪法存在，意思不过是某些人在以某种方式行事；同样，自然将被理解为由过程构成⁠¹。

他也不同意一种流行的说法，即哥白尼（Nicolaus Copernicus）的新天文学教导人：他不过是一小团冷却物质上的微小寄生虫。他说这个想法在哲学上愚蠢、在历史上错误，日心说远没有缩小人的能力，反而大大扩展了它⁠¹。2024 年，吴国盛在《走向宇宙与安居大地》里引了这个看法⁠¹⁰。全书的出发点也在这里：19 世纪兴起了把自然科学家和哲学家分成两种职业的风气，他说这是对双方都有害的坏风气，桥要从两头造，他作为哲学家只能从自己这一头开始，哪怕会出丑⁠¹。

柯林武德说，他六七岁时就明白，要弄懂任何历史问题，比如他最喜欢的特拉法尔加海战的战术，唯一的办法是看清各方想做什么。历史不是知道哪些事件跟着哪些事件发生，而是钻进别人的脑袋，用他们的眼睛看他们的处境，再自己判断他们的应对是否得当；哪怕有片刻把特拉法尔加的战术想成蒸汽驱动、装备远程后膛炮的舰队之间的事，那一刻你就漂出了历史的领域⁠⁴。

1935 年 10 月的牛津就职演讲《历史的想象》和 1936 年 5 月在英国学术院的演讲《人性与人类历史》，把这个童年发现写成了理论，两篇后来都收进《历史的观念》⁠³。自然过程可以说成一串单纯的事件，历史过程却是行动，行动有一个由思想构成的“内面”。科学家问石蕊试纸为什么变成粉红，意思是在什么情况下石蕊试纸会变成粉红；史家问布鲁图为什么刺杀恺撒，意思是布鲁图想了什么，才决定这样做。所以“一切历史都是思想史”，史家只能在自己心中把过去的思想重新想一遍；这种重演不是被动地屈从于别人的心灵，而是主动的、因而是批判的思考⁠⁵。

就职演讲里有一个比喻：自然科学找到自己的方法，是在科学家像培根比喻的那样“把自然交付审问”，用实验拷问她，逼她回答科学家自己的问题的时候；历史学找到自己的方法，是在史家把史料传上证人席，交叉盘问，逼出它们原先没有说出的信息的时候⁠⁵。在《历史的观念》另一处，他说培根这句警句一劳永逸地奠定了实验科学的真正理论：科学家要采取主动，先在心里把想知道的东西表述成问题，再设法迫使自然回答；这也是历史方法的真正理论，尽管培根自己并不知道。在他看来，只会恭听权威、剪贴史料的“剪刀加糨糊”的历史，还停留在培根以前⁠⁵。

同一个比喻，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在《自然之死》（1980）里读出了相反的意思：培根借法庭和刑讯的修辞，为支配自然提供了正当性。2006 年她承认培根反对对人动用刑架，却仍认为他把审问人的方法转用到了自然身上；她也写道，实验就是先向自然提出一个问题，再设计一个实验去回答它⁠¹¹。柯林武德看重的是提问者的主动，麦茜特追问的是这种提问方式背后的权力。

《自传》的序言落款是“1938 年 10 月 2 日，科尼斯顿”。末章《理论与实践》写的是那年秋天的危机：英国首相先后飞往贝希特斯加登、戈德斯堡和慕尼黑，在柯林武德看来，出卖捷克斯洛伐克只是继阿比西尼亚和西班牙之后的第三起⁠⁴。他回头清算自己年轻时的牛津实在论者，即书中所说的“微末哲学家”。他写道：“我现在知道，我年轻时的那些微末哲学家，尽管自称对实际事务保持纯科学的超然，其实是即将到来的法西斯主义的宣传者。我知道法西斯主义意味着清晰思考的终结和非理性的胜利。我知道，我这一生都在不知不觉中投身一场政治斗争，在黑暗里同这些东西作战。从今以后，我要在光天化日之下作战。”这是全书的最后一段⁠⁴。

二战爆发后，他回到牛津讲道德与政治哲学，写成《新利维坦》（1942），把它看作自己对战争的贡献⁠³。书名取自霍布斯的《利维坦》，主题是文明与野蛮：文明是一个共同体趋近“文明状态”、远离“野蛮状态”的过程，在共同体内部，它意味着彼此尽可能不使用强力；野蛮则是对文明的敌意⁠¹²。讨论也分两种，柏拉图称之为“争胜的”和“辩证的”：争胜的讨论里，各方都想证明自己对、对方错；辩证的讨论则抱着这样的希望：发现双方都是对的，而这一发现结束了争论⁠¹²。

书里也有几段谈自然的冷峻文字。对自然界而言，文明意味着开发，更准确地说，是科学的、明智的开发；所谓“生活必需品”是胡说，自然并不承认人比一朵野花更有活下去的权利，人对自然的需要就是他自认为能从自然得到的东西，这份清单随着他支配自然的意识而不断扩张⁠¹²。他也划了一条线：即使有人把对异族的酷刑也叫作开发（他并不同意），那也绝不是科学的、明智的开发⁠¹²。这几句可以和麦茜特对“支配自然”的批评对照着读。

《形而上学论》写于 1938–1939 年去荷属东印度的航程中，1940 年出版⁠³。第四章列出几条命题。第一条：任何人作出的每一个陈述，都是为回答一个问题而作的，包括人在独自思考时对自己作的陈述。第二条：每个问题都包含一个预设⁠¹³。一个预设如果本身也是另一个问题的答案，就是“相对预设”；追到最后，总有一些预设不再回答任何问题，柯林武德称之为“绝对预设”⁠¹³。

他举了一个病理学家的例子。你问某种病里的事件 E 由什么引起，他答 C，还说这是某人在一项经典研究里确立的。你再问：那人在找到原因之前，就确信 E 一定有原因吗？当然。为什么？因为凡事皆有原因。你若追问他怎么知道凡事皆有原因，他多半会当面发火，因为你碰到了他的绝对预设，人对自己的绝对预设往往很“怕痒”。他若肯平心静气地回答，大意会是：这是我们这一行视为当然的事，我们不追问它，也不去验证它，它不像微生物或血液循环那样是谁发现的⁠¹³。柯林武德补充说，自然科学家表达对“形而上学”的憎恶时，往往是不愿别人碰他们的绝对预设⁠¹³。

于是形而上学成了一门历史科学：它要查明某人或某群人，在某个或某些场合，在某一段思考中，作出了哪些绝对预设⁠¹³。他举的例子正是物理学史：牛顿式的物理学预设有些事件有原因，康德式的预设一切事件都有原因，爱因斯坦式的则预设没有事件有原因⁠¹³。这本书同时针对艾耶尔（A. J. Ayer）的《语言、真理与逻辑》（1936）：在艾耶尔那里，一个命题要么能经验验证，要么是重言式，否则就是胡说；柯林武德则认为绝对预设根本不是命题，谈不上真假，也就谈不上验证⁠³。诺克斯编《历史的观念》时认为，晚年的柯林武德转向了历史相对主义；这种“彻底转向”说至今仍有争论，近年的研究更多强调他前后思想的连续⁠³。

1939 年 9 月，柯林武德大幅修改《自然的观念》讲稿，开始改写成书；后来，他把讲稿原本结尾处自己的宇宙论草图删去，换成一段从“自然”过渡到“历史”的短短结论。1943 年他去世时，书稿只整理到第一部分第一章，其余部分由诺克斯稍加编辑，1945 年出版⁠¹。原来的宇宙论结尾是什么样、为什么被换掉，后来的研究者还在讨论⁠¹⁴。

这段结论先评怀特海（A. N. Whitehead）和亚历山大（Samuel Alexander）的宇宙论：他们的出发点带着一种实证主义的残余，以为宇宙论哲学的唯一任务就是反思自然科学告诉我们的东西。可是自然科学依赖另一种思想形式而存在，那就是历史⁠¹。科学事实原本是某人在某时某种条件下观察到、并记录下来的事件：说牛顿观察到棱镜分光、亚当斯（John Couch Adams）看到海王星、巴斯德（Louis Pasteur）观察到加热到一定温度的葡萄汁不再发酵，都是在讲历史；一个“科学事实”就是一类历史事实，一个科学理论也是有人提出、接受、证实或否证它的历史事实。他由此推论：不理解历史，就没有人能理解自然科学；不知道历史是什么，就没有人能回答自然是什么。“我们从自然的观念走向历史的观念。”⁠¹

他也为这个结论划了界。在《历史的观念》里，他承认考古学家解释地层遗址和地质学家解释岩层与化石确有相似，但考古学家把遗物看作服务于人的目的、表达人的思想的人工制品；古生物学家把化石排成时间序列，不是在作为史家工作，至多是以一种“准历史”的方式思考⁠⁵。自然有过程，却没有思想的“内面”；历史始终是人的思想的历史。吴国盛从这本书里读出的正是这种眼光：据《人民日报》报道，柯林武德把科学置于思想文化大背景中的做法，为他提供了全新的思路⁠²；他自己说，他是从研究西方宇宙论思想史进入科学思想史领域的，最初做的是宇宙、自然、时间、空间等概念的考察⁠¹⁵。

柯林武德的学问有两条来路。考古学这一条来自父亲和哈弗菲尔德：父亲带他走进发掘现场，哈弗菲尔德死后，他担起了维持牛津罗马不列颠研究的责任⁠⁴。哲学这一条经过 J. A. 史密斯通向克罗齐和德·鲁杰罗（Guido de Ruggiero），两位意大利哲学家都是他的朋友，他译过他们的许多著作⁠³。接替他教席的赖尔（Gilbert Ryle）在 30 年代曾与他在《心灵》杂志和私人通信里争论本体论证明；《形而上学论》则针对艾耶尔⁠³。他身后的两部书都由诺克斯编订，《不列颠的罗马铭文》由赖特完成⁠⁷。

中文世界最早读的是他的史学理论：何兆武、张文杰合译的《历史的观念》1986 年出版，1998 年收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¹⁶⁠¹⁷；陈静译的《自传》1993 年出版，2005 年再版时题为《柯林武德自传》⁠¹⁸；《艺术原理》《形而上学论》也先后有了中译⁠¹⁹⁠²⁰。《自然的观念》出自吴国盛之手。他回忆，80–90 年代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收有此书，署“吴国盛等译”⁠¹⁵；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4 年版《自然辩证法概论》的脚注引的正是“华夏出版社 1990 年版”⁠²¹。此后有华夏出版社 1999 年第 2 版（吴国盛、柯映红译）、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年版和商务印书馆 2018 年版⁠²²⁠²³⁠²⁴；他 1998 年的文集《追思自然》收有这本书的译后记⁠²⁵。

在吴门，这本书成了一块共同的底石。2005 年，胡翌霖为自己的一篇生态哲学论文开列参考书目，把它列为“非生态哲学类但是极好的相关书籍”⁠²⁶；次年他在博文里引吴译本讨论希腊自然哲学，又引它的结论说，现代科学“经过一次唯物主义的实验后，已经回到了欧洲思想的主流传统上来”，同时说“现实远不如柯林伍德的理想那样顺利”⁠²⁷⁠²⁸。麦茜特的《自然之死》在注释中两次引《自然的观念》论有机论自然观⁠²⁹，吴国盛等人后来又译出了《自然之死》。柯林武德把自然观的历史写成从有机体到机器、再到历史的演变，麦茜特追问的是这场演变让谁付出了代价。

相关的学术名片后学吴国盛、后学胡翌霖、后学麦茜特。另见吴门 · 雅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