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碗面条都买下

江晓原 1955 年生⁠¹。据他自述，他初中毕业就进工厂当了工人，1977 年恢复高考时“误打误撞”以第一志愿考进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是这一级 19 名学生中唯一没有上过高中的人；第一年要从图书馆借高中教材补课，第二年才跟上，此后成绩一直在年级第九、第十名。他自称有“不务正业”的毛病：读文史闲书，大学四年都是校象棋队队员，还临过至少七遍孙过庭的草书《书谱》⁠²。

大四那年，同学告诉他有个“奇怪的专业”只考天文学导论、中国通史和古代汉语，招生的是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席泽宗，而席泽宗此前三年一个学生也没有招到。1982 年春，江晓原成了席泽宗的开门弟子；据他说，此后十几年间，他是席泽宗唯一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³⁠²。硕士论文的题目由老师给定，是《第谷天文工作在中国之传播及影响》，答辩委员会主任是薄树人。读博期间，上海天文台台长叶叔华向席泽宗要人开展天文学史研究，他 1984 年底到上海天文台报到，次年回北京以在职身份读博，1988 年获博士学位，成为中国第一位天文学史专业博士⁠²。

他在上海天文台工作了 15 年，1994 年破格晋升研究员。他自认为对天文学最接近“贡献”的工作，是 1992 年在《天文学报》发表的《中国古籍中天狼星颜色之记载》：用古籍证明天狼星几千年来一直是白色，消解了恒星演化模型中的一个反例；据他回忆，2012 年中国天文学会授予他“突出贡献奖”⁠²。1999 年春，他调入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后来担任人文学院首任院长、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¹⁠⁴。从 1993 年起，他同时为几家报刊写专栏，给自己定的规矩是不接受频度高于每月一次的约稿⁠⁵。

1991 年，辽宁教育出版社的“国学丛书”收入了江晓原的《天学真原》⁠⁶。书名里的“天学”是他特意选的词：在他看来，古代中国观天的学问，无论性质还是功能都与现代天文学不同，这本书要揭示的是它的政治性质、文化功能和社会角色⁠⁶。全书的核心是第三章“天学与王权”：它考察天学在历代官史和古代知识系统中的特殊地位，梳理历代对私藏、私习天学的禁令，从《诗·大雅·灵台》读出“通天者王”，结论是垄断通天手段正是王权的依据与象征；第四章质疑“历法为农业服务”的通行说法，第五章还专设一小节讨论“天象记录及其伪造”⁠⁶。

他后来用一句话概括这个思路：“天学是与上天沟通、秉承天命、窥知天意之最重要的手段；而能与上天沟通者才具有为王的资格。”他举的例子是梁武帝。《梁书·武帝纪》结合史事记载天象 14 种、57 次，其中“老人星见”多达 34 次，为正史帝纪所仅见；萧衍从起兵到受禅，都在天学上为自己寻找合法性，起兵时说“太白出西方”正是用兵之象，受禅前又有太史令蒋道秀“陈天文符谶六十四条”⁠⁷。

这也是中西星占的分野。他指出，西方星占学主要推算个人一生的祸福，古代中国的星占则专门预测王朝兴衰、战争胜负、年成丰歉，个人命运在其中没有位置；“在中国，星占学作为‘通天’的手段，一直是王权得以确立的必要条件和象征”⁠⁸。他并不因此轻视这些材料：古人留下的大量星占记录，今天可以为历史学乃至天文学所用，他的老师席泽宗 1955 年发表的《古新星新表》，就是从中整理出 90 项新星爆发记录⁠⁸。

《天学真原》后来被卷进“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的争论。他在 2013 年回忆，此书出版后“逐渐被‘无’派当作一把有用的兵刃”，因为它用大量史料论证了中国古代不存在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⁹。胡翌霖在《过时的智慧》的推荐书目里称它是“国内学者突破辉格史观的典范之作”⁠¹⁰。也有人不以为然：孙小淳 2016 年撰文说，“天学”这个流行叫法为了某种说理的目的可以用，却容易引起误导，古书里有“天文志”而没有“天志”⁠¹¹。

江晓原发表的第一篇学术论文和出版的第一本书，都不是天文学史。据他自述，读研究生时，研究所院子里住的全是男生，“性”是大家研究学问之余谈得最多的话题；他不满足于闲谈，想推进到“学术研究”的层次，便利用硕士答辩后的空闲研究古代房中术，写成的论文 1986 年发表在《大自然探索》上，成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¹²。1988 年，陕西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性”在古代中国》，这是他的第一本书；此后又有《中国人的性神秘》和 1996 年出版的《性张力下的中国人》⁠¹²⁠¹³。

他给这项研究定的方向，是性文化史和性社会学史，而不是从房中术里为今天找性技巧或药方；他认为过分夸大“古为今用”不是科学的态度⁠¹²。“性张力”是他借物理学造的概念：一根两端受拉的绳子内部有张力，中国传统的性观念也有两极，一极重生殖、重子嗣、多妻、重人欲，房中术因此高度发达，另一极是礼教。宋代以前礼教一极较弱，张力不大；宋明大倡礼教以后两极并强，表面鼓吹禁欲、私下照样追求享乐的虚伪便普遍起来。他说，这只是一个帮助理解的“工作假说”⁠¹²。

在那篇自述的末尾，他把话头引回科学哲学：“在文明社会中，性张力永远不会减弱为零。在性问题上，人类必须保持‘必要的张力’”，而《必要的张力》正是库恩一本科学哲学名著的书名⁠¹²。这条线他一直没有放下。2024 年谈《以毒为药》时，他说自己多年来一直在中国古代性学史方面“断断续续地‘耕耘’着”，并借这本书重新评价魏晋人服食的五石散，认为以往的评价笼罩在鲁迅演讲的影响之下⁠¹⁴。

1990 年代末，江晓原在夏商周断代工程中负责“武王伐纣时的天象研究”等专题。据他回忆，前人提出的武王伐纣年份已有 44 种，分布在约 100 年里；后世流传的伐纣天象记载有 16 条，他的团队用 486 电脑逐条回推，只有 7 条能用于定年⁠¹⁵。他们的结论是，牧野之战发生在公元前 1044 年 1 月 9 日⁠⁸。工程 2000 年 11 月公布的简本综合碳十四测年范围和天文数据，最终把武王伐纣定在公元前 1046 年 1 月 20 日，与他们的推算相差两年⁠¹⁶。

定年还牵出一桩公案。1978 年，紫金山天文台台长张钰哲推算哈雷彗星的轨道演变，说“假使武王伐纣时所出现的彗星为哈雷彗”，伐纣之年便是公元前 1057–前 1056 年；次年历史学家赵光贤撰文介绍，“假使”二字被略去，公元前 1057 年之说在文科学者中流传了 20 年。江晓原团队的卢仙文、钮卫星估算了伐纣时所见彗星恰好是哈雷彗星的概率，只有约 0.3%；1999 年，他们在《天文学报》发表《古代彗星的证认与年代学》，结论是周武王伐纣时没有见过哈雷彗星⁠¹⁵。

同样的办法也用在孔子身上。《穀梁传》记鲁襄公二十一年“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又记“庚子，孔子生”。日食可以精确回推：公元前 552 年 8 月 20 日，曲阜确有一次食分 0.77 的日偏食，这一天的干支正是庚戌，往下数 50 天到庚子，就是公元前 552 年 10 月 9 日。他强调，这样推算完全不必假定当时用的是哪一种历法⁠¹⁷。他也提醒，古人记天象原是为了星占，“不是给现代天文学家当观测资料用的”，所以一点一滴的信息都很宝贵⁠¹⁵；至于天象记录也会被伪造，《天学真原》早有专门讨论⁠⁶。

为纪念李约瑟诞辰一百周年，江晓原写了长文《被中国人误读的李约瑟》，2001 年刊于《自然辩证法通讯》⁠¹⁸。他认为中国公众心目中的李约瑟是经过媒体“过滤”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 1954 年问世后的约二十年，正是中国在世界政治中非常孤立的年代，一位西方学者一卷卷地写书弘扬中国文化，自然被看作“中国人民的伟大朋友”；坦普尔据他的巨著写成的普及读物举出 100 个“中国的世界第一”，随即被用来“提高民族自尊心、树立民族自信心”⁠¹⁸。另一面却少有人提：在江晓原看来，李约瑟对道家和道教的偏爱已经妨碍了客观研究；李约瑟讨论中外交流时提出的种种“西来说”，国内许多学者则只字不提⁠¹⁸。

文章最后一节回到“李约瑟难题”。他写道：“我必须直言不讳地说，所谓的‘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理由是，中国科学技术长期“世界领先”的图景，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自己虚构的：“事实上西方人走着另一条路，而在后面并没有人跟着走的情况下，‘领先’又如何定义呢？”如果改问“现代中国为何落后”，倒不是伪问题，因为如今全世界几乎走在同一条路上，只是它已超出科学技术的范围⁠¹⁸。

他并没有否定李约瑟。文章说，李约瑟用著作架起了一座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我们的当务之急，是在这座桥上行进”⁠¹⁸。2013 年，他又借林德伯格的话批评在历史上为现代科学寻找“榜样或先兆”的做法，说把科学史的任务理解为“发现历史规律”或者在历史上“寻找”科学，“至少都是镜花水月”⁠⁹。在这个问题上，他与吴国盛的结论相近：吴国盛 2018 年也说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假问题”，理由是李约瑟没有区分科学和技术⁠¹⁹。

江晓原的名字常和“科学文化”连在一起。1999 年 10 月，吴国盛在一次科学史发展战略研讨会上建议新成立的上海交大科学史系设立科学传播学专业；2001 年北京大学成立科学传播中心，江晓原是成员之一⁠²⁰。2002 年底，以北大、清华、上海交大为主的一小群学者在上海召开首届“科学文化研讨会”，由上海交大科学史系主办，会后以“柯文慧”的署名在《中华读书报》发表学术宣言，一个被媒体称为“科学文化人”或“反科学文化人”的群体由此登场⁠²¹⁠⁵。他回忆，“科学文化”一词被炒热之后，田松提议先不必严格界定，“看她能长成什么样子再说”，大家都同意了⁠²²。

2003 年他写道，为了协调科学与人文，一个超越传统科普的新提法“科学传播”被引进，核心理念是“公众理解科学”；科学已成为耗资巨大的社会活动，“广大公众有权要求知道”它怎样运作、钱怎样用掉⁠²¹。那时他还说，科学本身迄今“几乎是无可挑剔的”，问题出在相信科学能解决一切的唯科学主义⁠²¹。据他自述，学天体物理出身的他大学刚毕业时也是科学主义者，念了若干年科学史以后立场才动摇，而且这种动摇“完全是被动”的；2018 年他说，自己大约十年前已经成了反科学主义者⁠²³。

他说的反科学主义，“就是反对这种‘科学主义’，而不是反科学的主义”；科学主义有三个信念：科学等于正确，科学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科学是至高无上的知识体系⁠²⁴。他常用两个比方：科学与资本紧密结合以后，已经“告别纯真年代”；科学技术好比厨房里的切菜刀，“我们不能不用它，但它不应该是我们迷信、崇拜的偶像”⁠²⁵。落到具体争议上，2013 年他对转基因作物的主张是“当然可以研究，但是现在不应该推广”⁠²⁴。他也坦承，“科学已经告别纯真年代”“科学就是我们厨房里的切菜刀”这类话，是为了加强效果而用的“修辞”⁠²⁶。

对科普，他自己承认态度“确实暧昧”。2023 年他解释说，在中国科学院工作的 15 年里，周围通常认为科研正业搞不好的人才去搞科普，所以他“老说自己不做科普”，调到交大后才宽容起来；如今他认为“传统科普到今天已经过时了”，因为它只讲科学里听起来正面的内容⁠²⁷。他也坦白，自己拿过三次吴大猷奖，都是别人替他申报的。刘兵当场反驳：拒绝“科普”这个说法，会丧失一些推广的机会⁠²⁷。

2016 年 12 月 3 日，清华大学人文学院举办首届“清华科史哲论坛”，江晓原的主旨报告题为“你还不知道的影响因子内幕”⁠²⁸。这是他和穆蕴秋多年合作的课题。他们追溯《自然》的来历：这本 1869 年创刊的周刊由赫胥黎等人组成的“X 俱乐部”创办，宗旨既是向公众呈现科学成果，也为科学家提供交流的平台；创刊号上第一篇“研究论文”是《论冬季开花型植物的受精作用》，作者贝内特是伦敦的一位出版商⁠²⁹⁠³⁰。

他们还发现，《自然》从创刊之初就刊登与科幻有关的文本⁠²⁹。对影响因子，他从加菲尔德 1955 年在《科学》杂志上首次使用这个术语讲起，追问“引用窗口”为什么偏偏设定为两年⁠³¹；2020 年的结论是，这场游戏“并非完全不合理，但是引发的问题非常严重”：对美英等英语国家相当合理，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却越来越成为一场学术灾难⁠³²。范春萍把这概括为对科技成果之专业和学术传播方式的检讨和批判⁠³³。

科幻是另一条线。2004 年 6 月到 2008 年 11 月，他在《中华读书报》写科幻电影影评专栏“幻影 2004”，前后正好 40 篇⁠⁵。2012 年，他和穆蕴秋提出一种“新科学史”的可能：从外星文明和星际航行的幻想作品看，科学与幻想之间的边界几乎可以认为不存在，因此可以把幻想视为科学活动的一部分⁠³⁴；2016 年，相关研究结集为《新科学史：科幻研究》⁠³⁵。他评科幻电影看三样东西：奇观、故事、思想；他也反对把科幻当作科普的一部分，说“科幻是反思，不是科普”⁠³⁶。

“南腔北调”是江晓原与刘兵的对谈专栏。2002 年 10 月起，它刊在江晓原特约主持的《文汇读书周报》“科学文化”版上，每月一期；2014 年底该报停刊，版面迁到《中华读书报》，逢双月出版，序号从 148 接续⁠³⁷。2023 年 10 月，“科学文化”版出到第 200 期，江晓原说“南腔北调”对谈已经持续了 21 年⁠²⁷。胡翌霖 2007 年读到对谈结集《南腔北调》，记下两位老师的做法：在电脑上你写一段传给我，我再写一段传给你，“这确实确实是‘对话’”⁠³⁸。后来的结集还有 2010 年的《温柔地清算科学主义》和 2024 年的《评论科学二十年》⁠³⁹⁠⁴⁰⁠⁴¹。

2016 年 12 月 14 日的第 159 期专谈吴国盛的《什么是科学》。江晓原开篇说，“什么是科学”是一个理论深渊，吴国盛这一回“竟然丝毫不躲避”；关于“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宽面条窄面条”在他们圈子里已成典故：定义宽，中国古代就有科学，定义窄就没有⁠⁴²。他以前选窄面条，这一次却说：“要断定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个问题的严肃性和某种隐含的道德压力，都明显大于对科学定义的选择”；喜欢宽面条还是窄面条，本无道德高下，“我们为什么不能将这两碗面条都买下来，随意挑着吃呢？”⁠⁴²

同一期里，刘兵说吴国盛在书中“从非常激进的反科学主义立场上后退了”，又打趣说，江晓原却“从原来不那么激进的科学主义立场上‘进化’成了至少在形式上颇为激进的反科学主义者”。江晓原则另猜了一层原因：作者“正值春秋鼎盛之际”，对“立功”恐怕“未能完全忘情”；不过他也说，吴国盛本人是否认同“后退”这一判断，“也是有疑问的”⁠⁴²。

两个月后，他在《南方周末》的年度读书印象里称此书是吴国盛“‘向理论深渊踊身一跃’的攻坚作品”，又说仅就“滋生话题”这一功能而言，此书也已经为中国科学史做出了贡献⁠⁴³。吴国盛在 2016 年 12 月 28 日的访谈里统一回应批评，先引了爱因斯坦的话：人们只会同兄弟或者亲密的朋友发生真正的争吵⁠⁴⁴。2025 年两人借一本译作再谈“何为科学”，江晓原说，在科学的定义上两人一向是“你喜欢宽，我喜欢窄”，而如果真正秉持多元观念，“窄面条”就没有理由排斥“宽面条”⁠⁴⁵。

对谈也改变过他的看法。2015 年他回忆，多年前刘兵和学生章梅芳在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一间破旧的办公室里，花了两个小时想说服他接受女性主义科学史，“当时你们没有成功”；那时他认为这种研究是“完全不必要的”。如今他承认，即使女性主义科学史解出的答案与传统科学史相同，只要解法不同，就有存在的价值；他称刘兵是多年一直秉持“君子和而不同”之旨的老友⁠⁴⁶。

江晓原的老师是席泽宗。他在为《席泽宗口述自传》写的序里说，席泽宗对他采取“完全放手的策略”，连论文题目都是老师给的；1993 年，他在《中国科技史料》上为老师写过一篇传记，自称是席泽宗“学术传记”的早期版本⁠³。2004 年，吴国盛也是经席泽宗引荐，出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⁴⁷；江晓原自己也曾两届担任该会副理事长⁠²。他团队中的卢仙文、钮卫星参与了伐纣天象研究⁠¹⁵，穆蕴秋与他合作研究《自然》杂志和科幻⁠²⁹⁠³⁴。

在吴国盛的同道中，范春萍说世纪之交的“科学文化”范式“曾一度以吴国盛、刘华杰、刘兵、江晓原为主力，后田松加入，被戏称为 F5”⁠³³。刘兵与他的交往可以追溯到 1991 年：《天学真原》初版的序就是刘兵写的，刘兵后来回忆，人们往往请“名人”作序，江晓原请他作序，按当时的标准“是很反常规的”⁠⁶。胡翌霖 2006 年在博客上写道，吴国盛、刘华杰、刘兵、田松、苏贤贵、江晓原这些老师“各自都有特色，观点也不完全一致”，但互相了解，谈话时会“在恰当时机互相让话”⁠⁴⁸。江晓原称刘华杰对博物学复兴有“提倡之功”，自己则把中国的博物传统描述为“一个能够容忍怪力乱神的博物学传统”⁠²²⁠⁴⁹。2021 年，他和刘兵评韩启德的《医学的温度》，称此书“实有振聋发聩之功”⁠⁵⁰。

他与吴国盛的往来多在公开场合：2016 年在首届清华科史哲论坛作主旨报告，同一个论坛上还有胡翌霖的报告⁠²⁸⁠⁵¹；2017 年 6 月 30 日清华大学科学史系成立，他以上海交大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院长的身份致辞，据系年鉴记载，他说科学史是交叉学科，具有高度的包容性，希望新系开辟更多元的研究方向⁠⁵¹。胡翌霖的《过时的智慧》有一讲专谈中国科学史，据他 2016 年的博文，这一讲除了他自己加进去的“史官文化”，主要参考的是李约瑟的文本和江晓原的相关研究⁠⁵²。

相关的学术名片前辈席泽宗、同行刘兵、同行吴国盛、同行刘华杰、同行田松、同行孙小淳、前辈李约瑟、前辈库恩。另见吴门 · 雅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