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生活传统的科学

柯遵科的学术起点在西安。2002 年，他与导师席恒在《西北大学学报》上发表文章，把可持续发展看作一种“非正式的科技制度安排”，讨论科学家的精神气质在知识生产、成果评价和激励中的作用；2003 年，他以《可持续发展背景下的科技观及科技制度安排研究》获西北大学科学技术哲学硕士学位⁠⁷。随后他来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读博。2006 年 9 月 10 日教师节，吴国盛“名下的硕士生和博士生”到老师家里看望，合影前排有张东林、柯遵科、周奇伟、姚大志、李文靖⁠⁸。2009 年夏天，吴国盛在博客《学生毕业》里贴出“与我的博士研究生柯遵科合影”⁠⁴。他的博士论文《达尔文的斗犬？——青年赫胥黎研究》149 页，国家图书馆有藏，没有正式出版⁠³。

毕业后，他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今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任教，2010 年的论文已署这一单位⁠⁹。他在国科大讲授“科学社会史”“英国科学社会史（19 世纪）”“西方科学史研究导论”和自然辩证法等课程⁠¹⁰，指导的硕士论文有王润秋的《赫胥黎与不可知论》（2021）、牟砚堂的《气候模型的哲学研究》（2022）、孙思清的《毒气战与学术—工业—军事复合体》（2024）等⁠¹¹。2020 年和 2024 年的书籍作者简介称他为副教授、《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部副主任⁠⁵⁠¹²；2026 年 5 月，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的博士论文答辩公告列他为“教授”⁠²。

赫胥黎以“达尔文的斗犬”闻名，这个形象在中国学界和公众中流传甚广。柯遵科的博士论文研究青年赫胥黎，题目却给这个称号打了问号⁠³。此后十几年，他在一系列论文里逐条拆解。2011 年，他指出赫胥黎终其一生对自然选择持保留态度，怀疑它能否真正产生新的物种；赫胥黎以杂交不育为据，坚持自然选择只是“假说”而非“理论”，而达尔文始终没能解决这个问题⁠¹³。2015 年，他论证赫胥黎一直反对达尔文的渐变论，坚持突变论：赫胥黎的类型观念深受冯·贝尔和居维叶影响，他虽为反对自然神学而拒绝对类型作柏拉图主义的解释，用法却与柏拉图主义者并无实质区别，既然类型固定不变，接受物种转变之后，进化就只能靠突变⁠¹⁴。

2017 年，他转向编史学：“达尔文的斗犬”的形象是 19 世纪末在英国科学史中建构起来的，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随着英国科学史研究的深入才逐步被解构；在中国，它却一直没有受到质疑。他介绍德斯蒙德（Adrian Desmond）的历史解释模型和新近的科学文化史研究，认为“该形象简化了赫胥黎与达尔文进化论之间的复杂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它甚至成为一个历史神话”⁠¹⁵。2022 年，他与学生王润秋考察赫胥黎在 1869 年为回应形而上学学会中的争论而造的“不可知论”一词：那是对康德批判哲学的继承和挪用，它与宗教的关系不能用简化的“冲突模式”来描述⁠¹⁶。

围绕达尔文，他还做了不少翻译：2012 年与熊姣合译乔治·莱文的《达尔文爱你》，书中把达尔文的理论与种族主义、优生学等借用它的意识形态和新旧科学区分开来⁠¹⁷；2026 年又译出《达尔文的狗》，从达尔文与家犬的相处讲进化论的形成⁠¹⁸。2020 年的随笔集里也有一篇《“达尔文的斗犬”的秘密》，把这些研究讲给普通读者，揭示赫胥黎为达尔文进化论而战背后的原因和动机⁠⁵。

柯遵科在国科大讲“英国科学社会史（19 世纪）”，他的论文也多在追问英国的科学机构从何而来⁠¹⁰。2010 年他考察英国科学促进会的创建：发起者是一些对英国科学体制不满的“科学人”，约克哲学协会接手筹备，外省的哲学和文学协会大力支持，1831 年 9 月 27 日约克会议成功召开；会议的成功又让伦敦皇家学会和牛津、剑桥的体制内人物由观望、抵制转为争夺领导权。科学衰落论者、外省业余爱好者和旧体制内的科学人设想不同、利益各异，协会初期的结构和功能，正是在他们的协商与角力中确立的⁠⁹。

2012 年，他与李斌研究伦敦皇家学院 1799–1810 年的早期历史。皇家学院起初是面向下层民众的科学慈善机构，1802 年蜕变为上流社会的科学会所，1810 年又转为面向中上阶级的科学学院，民主的会员制取代了世袭的业主制；大讲堂、图书馆和实验室是它的主要场所，接纳女性听众、开放实验室是当时的两项创举⁠¹⁹。1802 年漫画家吉尔雷（James Gillray）画过那间讲堂：讲台上的人在演示笑气，戴维（Humphry Davy）拿着风箱站在一旁，台下满是衣着时髦的男女，伦福德伯爵也在其中⁠²⁰。在他们看来，戴维推动皇家学院从科学普及走向研究与普及并重，法拉第最终把两者确立为它的两大任务⁠¹⁹。

讲堂里的问题，他也拿回中国来问。2014 年，他与李斌在《科普研究》上提出：从民主的意义上讲，是公共税收支持着中国的科研活动，科技工作者应该以对纳税人负责的态度参与科普；调查发现，科普没有纳入科技评价机制，科研人员投身其中的积极性不高。他们建议培育科技工作者的纳税人权利意识，把参与科普引入科技评价机制，并推动公众参与⁠²¹。

18 世纪的伦敦皇家学会，常被描述为不受重视的业余爱好者团体，非科学会员被看作它成为真正科学团体的障碍。2013 年，李斌与柯遵科撰文反驳：把会员分成“科学的”和“非科学的”，带着明显的辉格色彩，既不符合学会对自身的定位，即报道和交流经验事实，也不符合当时“科学”的标准，因为“以实验为标志的自然哲学和着重搜集事实的博物学是当时‘科学’的基本内容”⁠²²。非科学会员自视为科学的庇护者，为学会提供社会基础和资金；18 世纪的皇家学会在自身发展和知识生产上都有显著增长，是英国科学网络的中心。班克斯（Joseph Banks）就任会长后，学会与英国政府建立了稳定持久的联系，利用全球博物学采集网络为帝国扩张和商业利益提供科学服务⁠²²。

博物学在他的工作里一直占着位置。2022 年，他编《鸟兽虫鱼自有情》，收入高尔顿、奥杜邦、洛伦茨、珍·古道尔、布劳格、利奥波德、罗尔斯顿、莱斯特·布朗八人的评传，都是《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家人物评传”栏目里刊过的文章⁠²³。2024 年，他主编《博物学史研究前沿》，分“帝国、贸易与女性”“图像与博物学”“博物学实践”“博物人生”四个专题，着重体现帝国主义、全球贸易、女性主义、图像传播和科学实践等视角在博物学史研究中的作用；开篇一篇是徐保军论帝国博物学背景下林奈与布丰的体系之争⁠¹²。

2006 年起，柯遵科在九三学社主办的《民主与科学》上写科学史随笔：《把科学作为一种生活传统》（2006）、《科学革命与上帝之死》（2007）、《科普文学、科幻小说和哥白尼革命》（2007）、《欢迎来到达尔文的世界》（2008）、《博尔赫斯与科学史》（2011）、《斯芬克斯与科学的乐趣》（2014）⁠²⁴。2020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随笔集《博尔赫斯与科学史》收入了其中多篇：前四篇从文化史读 17 世纪科学革命，后四篇讲达尔文革命，末篇主张把科学看作人类的一种生活传统，推动它与其他文化传统对话；书末附他 2010 年在北京大学“传播中的达尔文”国际研讨会期间对莱特曼（Bernard Lightman）的访谈⁠⁵⁠²⁵。

书名那篇从晚年博尔赫斯爱引的卡莱尔名言说起：世界历史是我们被迫阅读、不断撰写的文章，我们自己也在其中被别人描写。他接着写：“历史离不开叙述，当叙述完成时，文本开始独立于作者而存在，但作者并没有消失，他成为开启文本和历史的一把钥匙。”⁠²⁴在《科学革命与上帝之死》里，他先复述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的论断，17 世纪科学革命的关键是宇宙的解体和空间的几何化，随后提出疑问：把科学和宗教当作可以从社会处境中抽取出来的独立思想实体，“实在是值得怀疑的作法”。他比较法国与英国：法国的启蒙哲学家拿牛顿科学对抗教会，英国的国教会却接受了牛顿的上帝，科学在自然神学的温床里成长；因此，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的过程在英国要到达尔文革命成功时才算完成⁠²⁶。

写给谁、在哪里发表，他也有话说。2018 年，他在《科学文化评论》上介绍 2009 年六十一家科学、技术和医学史杂志主编抗议期刊评级的联合声明，提醒重要成果未必发表在“核心”期刊上，用本国语写作与用英语写作同等重要，中国学者“可能需要联合起来，采取一些实际的行动，例如拒绝某些极不合理的评价指标和体系”⁠²⁷。2022 年，他为《自然辩证法通讯》策划“科学史学科发展笔谈”，请留学归来的青年学者谈英、美、德的学科经验⁠²⁸。

2024 年，柯遵科与他指导的硕士生孙思清发表《“有机合成工业复合体”与毒气战的兴起》；孙思清同年的硕士论文研究的也是毒气战与学术—工业—军事复合体⁠¹⁠¹¹。文章从 19 世纪后半叶德国化学工业的崛起讲起：大学、学会和公司组成“有机合成工业复合体”，李比希、霍夫曼、费舍尔、哈伯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这一复合体为德国在一战中发动毒气战提供了物质基础。1915 年初，哈伯率先在西线发动毒气战，德军在比利时伊普尔释放 150 吨氯气，约 5000 名协约国士兵当场死亡；英、法、美随即研制毒气，一战被称为“化学家的战争”⁠¹。

哈伯战后被协约国列为战犯，却逃脱了审判，还获得了 1918 年的诺贝尔化学奖。他有一句名言：“和平时期服务于人类，战时则为祖国而献身。”两位作者的判断很明确：“化学武器是反人类的。无论功利主义还是道义论都证明了从事化学武器研究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对此爱国主义绝不是一个站得住的借口。”“别人也会去干”“我的工作微不足道”这类借口都不能成立，参与研发的每位化学家都要为毒气战的后果负责⁠¹。

科学与国家的纠缠，他在中国近现代科学史里也追过。2014 年，他写抗战胜利后赵忠尧受托赴美、设法购置核物理实验设备的经过⁠²⁹；2016 年，他与李斌以《科学》杂志为线索重述中国科学社的兴亡，说明这个社团的发展与国内政治变迁紧密相连，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终究宣告解散⁠³⁰。2022 年，他又与学生牟砚堂分析美国公众对全球变暖科学共识的误解，认为石化企业和相关智库的有意误导、国际政治与国内党派之争、新闻报道的倾向性都起了作用⁠³¹。

柯遵科的老师是吴国盛。吴国盛自述当年“为柯瓦雷的科学革命论所深深吸引”⁠³²；他为研究生开列的科学革命书单里有柯瓦雷的《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也有库恩的《哥白尼革命》，他说库恩“代表着由柯瓦雷走向社会史、文化史”⁠³³。柯遵科 2007 年读《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正是从社会处境出发向柯瓦雷提出疑问⁠²⁶，他后来讲的课也叫“科学社会史”。2026 年 5 月，他与蒋澈、王哲然等一起担任吴国盛三名博士生的答辩委员⁠²。

同门之间，他的位置有些特别：作为《自然辩证法通讯》的编辑，他是好几位同门论文的责任编辑，包括高洋 2019 年论帕拉塞尔苏斯“经验”观念的文章、陈多雨与胡翌霖 2024 年论瓦特独立冷凝器的文章、晋世翔与张东林 2024 年论克莱因的文章，三篇都署王大明、柯遵科⁠³⁴⁠³⁵⁠³⁶。同在 2006 年那张教师节合影里的李文靖，后来也研究英国科学体制，2022 年出版《近代英国科学体制的构建》⁠⁸⁠³⁷。

合作者中，李斌与他合写了皇家学院、皇家学会、科普与纳税人、中国科学社等多篇论文，也是《自然辩证法通讯》编辑部的同事⁠⁶⁠¹⁹⁠²²；任定成与他合编《西方科学史研究》（科学出版社，2013），汇集国科大人文学院的西方科学史研究⁠³⁸；刘华杰的博士生熊姣与他合译《达尔文爱你》⁠¹⁷⁠³⁹。他的研究对象赫胥黎，与他访谈过的莱特曼、他介绍过的德斯蒙德，构成他理解维多利亚时代科学的主要坐标⁠¹⁵⁠²⁵。

相关的学术名片老师吴国盛、前辈柯瓦雷、同门张东林、同门李文靖。另见吴门 · 雅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