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前的鸭子，革命后的兔子

1922 年 7 月 18 日，库恩生于俄亥俄州辛辛那提⁠²。1943 年他以最优等成绩从哈佛大学物理系毕业，战争后期先后在哈佛和欧洲做与雷达有关的研究，1946 年获物理学硕士，1949 年获博士，论文处理的是量子力学在固体物理中的一个应用⁠¹。据他晚年回忆，本科时他做过《哈佛深红报》的编辑主席，“有个名声，是当了西格内特文学社社长的物理学家”；1945 年哈佛的通识教育报告发表时，文理学院院长请他为校友通讯写摘要，他还是撰写评论的学生代表⁠³。

1947 年，校长科南特请这位还没写完论文的研究生给自己的通识课当助手，准备一个力学史案例⁠²⁠³。这次备课让他读到亚里士多德，随后又经科学史家 I. B. 科恩推荐，读到柯瓦雷的《伽利略研究》：“它向我展示了一种做事的方式，我此前根本没想到有这样的方式。”⁠³他请科南特推荐自己进哈佛学会，1948–1951 年做了三年青年学者。用他在《结构》序言里的话说，这几年他继续读柯瓦雷，初读迈耶松、梅茨热和迈尔，还读了皮亚杰的儿童心理学、格式塔心理学、沃尔夫的语言学和奎因对分析—综合之分的批评，又偶然读到弗莱克几乎无人知晓的《一个科学事实的起源与发展》⁠⁴。

学会期满后，他留在哈佛讲通识课，1952 年任通识教育与科学史助理教授，1954 年获古根海姆奖金，开始一项名为“科学革命的结构”的计划⁠²。据他自述，哈佛没有留他⁠³。1956 年他转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哲学系教科学史，1961 年任教授，与哲学家卡维尔、费耶阿本德同事⁠¹。1958–1959 年在斯坦福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他想清楚了“范式”，《结构》初稿随即写成，1962 年作为《统一科学国际百科全书》的一册出版⁠⁴⁠¹。1964 年他任普林斯顿大学哲学与科学史讲席教授，1979 年转往麻省理工学院，后任劳伦斯·洛克菲勒哲学讲席教授⁠¹⁠²。他曾任科学史学会会长（1968–1970）与科学哲学协会会长（1988–1990），1982 年获科学史学会萨顿奖章，1996 年 6 月 17 日在剑桥的家中去世⁠²⁠⁵⁠⁶。

1947 年夏天，库恩为那门“给非科学家的科学课”准备力学案例，第一次读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著作。他带着牛顿力学去读，想弄清亚里士多德懂多少力学，给伽利略和牛顿留下了多少。答案似乎很快就有了：几乎什么都不懂，而且在运动问题上错误连篇。可这个结论让他不安：亚里士多德是古代逻辑的集大成者，又是敏锐的生物观察者，怎么一进入运动和力学就全面崩溃？他问自己：错会不会在我，而不在亚里士多德？也许那些词对亚里士多德和他的同时代人的意思，并不是它们对我们的意思⁠⁷。

他继续琢磨。有一天，他坐在书桌前，面前摊着《物理学》，手里握着一支四色铅笔，抬头望向窗外，脑中的碎片忽然以新的方式排列、拼合起来。“我的下巴都掉了”：亚里士多德一下子成了一位很好的物理学家，只是属于他从未梦想过的那一类⁠⁷。原来亚里士多德说的“运动”指一般的变化，位置的移动只是其中一类，橡子长成橡树、铁棒被烧热、病人恢复健康也都算；他的物理学以性质为中心，物质几乎只是中性的基底⁠⁷。库恩后来把这种碎片突然重组的体验，当作科学革命的第一个特征。

十年后，他在《哥白尼革命》里把这个教训写成一句话：“我们自己所受的教育，横在我们与过去之间。”我们忘了许多观念是年少时被反复灌输的，便以为与自己不同的观念都出于无知、愚蠢或盲从；伽利略在比萨斜塔推翻亚里士多德的流行故事，“很大程度上是一个神话”⁠⁸。《结构》第一章把它推广为编史学的要求：新一代科学史家不问伽利略的看法与现代科学有何关系，而问它与他的老师、同时代人和直接后继者的看法有何关系⁠⁴。胡翌霖的《过时的智慧》第一讲谈“辉格史观”时也从这里出发，提醒读者，“某某在几几年发现了什么”式的历史知识，往往是过分简化甚至牵强附会的产物⁠⁹。

《哥白尼革命》出自库恩 1949 年起每年在哈佛一门科学通识课上的讲稿，1956 年 11 月在伯克利写定序言，1957 年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题献给与他合作讲课的化学家纳什，“为了一场激烈的合作”⁠⁸。序言开头就说：这场革命名字是单数，事件却是复数；它的核心是数理天文学的变革，却牵动宇宙论、物理学、哲学和宗教⁠⁸。所以这本书一再越过“科学”读者与“历史”“哲学”读者之间的制度边界，有时像两本书合在一起；它本是为哈佛的课程而写，但“不是教科书”，也写给一般读者⁠⁸。

书里最让读者吃惊的是一笔账。《天球运行论》的序言痛斥托勒密天文学不准确、太复杂、不自洽，到全书结尾，它自己也犯了同样的毛病：为了拟合行星运动，哥白尼仍要用一整套相互嵌套的圆，他的体系“既不比托勒密的更简单，也不比它更精确”，库恩称之为哥白尼毕生工作的巨大讽刺⁠⁸。吸引后人的是别的东西：地球一动，行星的逆行成了表面现象，水星、金星总在太阳附近也有了自然的解释，行星的次序第一次可以确定⁠¹⁰。所以库恩说，《天球运行论》的意义，与其说在它自己说了什么，不如说在它让别人说了什么；它是一部引发革命的文本，而不是一部革命性的文本⁠⁸。

在吴国盛开列的书单上，这本书常排第一。1994 年他编《科学思想史指南》，原计划导读的三十部科学思想史名著里就有《哥白尼革命》⁠¹¹；2003 年，他与学生张东林、李立合译的中译本收入他主编的北京大学出版社丛书⁠¹²；他为研究生开“科学史专题：科学革命”，把它列为六部必读书之首，说库恩代表着“由柯瓦雷走向社会史、文化史”⁠¹³；2017 年在清华新雅书院给本科新生讲“科学革命”，五部经典里它独占四次课⁠¹⁴。2020 年新版的目录以“序言 柯南特”开头⁠¹²。2021 年他在《读书》上撰文，一面复述库恩的哥白尼叙事，一面介绍韦斯特曼《哥白尼问题》的挑战：把占星术这条线索放回来，就根本不存在一场整体性的“哥白尼革命”⁠¹⁰。

1958–1959 年，库恩在斯坦福的行为科学高等研究中心度过一年，身边多是社会科学家。他吃惊地发现，社会科学家们对“什么才是正当的科学问题和方法”公开争论的次数之多、范围之广，远非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可比，后者的日常工作通常不会引发关于根本的争吵⁠⁴。为了解释这个差别，他想到了“范式”：一些公认的科学成就，在一段时间里为一个实践者共同体提供示范性的问题和解法。他说，拼图的这一块落定之后，书稿很快就写出来了⁠⁴。

《科学革命的结构》描绘的循环是这样的：一门科学成熟以后进入“常规科学”，科学家像做填字游戏、象棋残局或拼图那样“解谜题”，相信谜题有解、解法属于熟悉的套路⁠¹⁠⁴；解不开的“反常”逐渐累积，人们对范式失去信心，便进入“危机”；危机可能引出革命，旧范式“全部或部分地被一个与之不相容的新范式取代”⁠⁴。常规时期看上去像知识的累积，革命却不是：有些曾被成功解释的现象，在新范式里反而失去了解释，后人称之为“库恩损失”⁠¹。

这本书让“范式”成了流行语，也招来批评：玛斯特曼指出他把“范式”用在太多意思上，库恩在 1969 年的后记里改用“学科基质”与“范例”加以区分⁠¹⁠⁴。书里还有一个反问：一个领域是因为它是科学才取得进步，还是因为它取得进步才成为科学？神学家阐明教义、哲学家推敲康德的律令，也都在为共享前提的那个群体作出进步⁠⁴。“什么是科学”于是成了一个关于共同体的问题。胡翌霖在导读里说得更直白：只有在常规科学阶段，科学的边界才相对清晰；到了革命阶段，找不到一劳永逸的划界标准，因为划界的尺度本身也是范式的一部分⁠¹⁵。

《结构》第十章题为“革命作为世界观的改变”。库恩先引心理学实验：让被试短暂地看扑克牌，其中混有红色黑桃六这类反常的牌，被试起初把它们认作正常的牌；戴上倒像眼镜的人，起初看到的世界上下颠倒，适应一段时间后，整个视野又翻转回来。他由此说，一个人看到什么，既取决于他看的是什么，也取决于他先前的视觉—概念经验教会了他看到什么⁠⁴。格式塔图形是最简单的原型：“革命前科学家世界里的鸭子，革命后成了兔子。”⁠⁴

化学史提供了他反复使用的例子：在普里斯特利看到“脱燃素空气”、别人什么也没看到的地方，拉瓦锡看到了氧气；学会看见氧气之后，拉瓦锡对许多熟悉物质的看法也随之改变，普里斯特利看到元素性的土，他看到复合的矿石⁠⁴。摆也是一样：亚里士多德派看到一块受约束、缓缓下落的重物，伽利略看到一个一次次重复运动的摆。库恩甚至说，持竞争范式的人“在不同的世界里从事各自的行当”⁠⁴。

这些话给他招来相对主义的批评。库恩在同一段里就补了一句：这并不是说他们想看到什么就能看到什么，他们看的都是这个世界，所看的东西并没有变，只是在某些领域看到了不同的东西⁠⁴。斯坦福哲学百科提醒读者，库恩否认自己的世界变化说带有建构论的含义，也承认说不准格式塔转换究竟只是一个类比，还是揭示了心智工作的某种一般方式⁠¹。他引用的倒像眼镜实验，出自心理学家斯特拉顿 1897 年的论文；在他看来，戴惯倒像眼镜的人“无论字面上还是比喻上，都经历了一场视觉的革命性转变”⁠⁴。

在《结构》第一章，库恩就说早期互相竞争的学派“都是科学的”，区别不在方法上有缺陷，而在它们看待世界、并在其中从事科学的方式“不可公度”；观察和经验必须大大限制可接受的科学信念，否则就没有科学，但它们不能单独决定一套信念，个人和历史的偶然总在起作用⁠⁴。“不可公度”（incommensurable）借自希腊数学：等腰直角三角形的斜边与直角边、圆周与半径，找不到一个长度单位能把两者都整数次量尽。库恩 1982 年解释说，于是不存在公共的度量，但缺少公共度量并不使比较成为不可能；希腊数学家恰恰证明了不可公度的量可以比较到任意精度⁠¹⁶。

1969 年的后记把问题转到语言上：持不可公度观点的人，应被看作不同语言共同体的成员，他们的沟通问题应当作翻译问题来分析；交流中断时，双方能做的是承认彼此属于不同的语言共同体，“然后成为译者”。他设想的办法很具体：双方共享大部分日常语言和历史，可以先找出那些在各自共同体内毫无问题、在共同体之间却成为麻烦焦点的词语，再借共同的日常词汇去翻译⁠⁴。此后二十多年，他把大部分哲学工作花在阐明这种语义上的不可公度上，观点也随之变化⁠¹。

这个词怎么译，本身就是一个“翻译问题”。金吾伦、胡新和的译本作“不可通约”，张卜天 2022 年的新译本改作“不可公度”⁠¹⁵⁠¹⁷。胡翌霖在导读里比较两个译名：他认为两者都可以，只是“不可通约”太专门，有时更容易引起误解，“不可公度”点出“公共”与“度量”两个关键词，理解起来更通顺。在他看来，不可公度不等于不可交流，只是没有一把一劳永逸的公共尺子；每个人仍可以也应该建立自己的尺度，他戏称为“私度”，只是别把私人尺度当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上帝尺度⁠¹⁵。他还拿翻译作比：衡量译文有“信、达、雅”几重彼此嵌套又相对独立的尺度，有规则又不止于规则，衡量科学理论也是如此⁠¹⁵。金胡译本出版后，孙小淳曾对照三种中译本里论“范式”的段落，撰文批评其错误较多⁠¹⁸；最早的中译本则是 1980 年李宝恒、纪树立的译本⁠¹⁹。

库恩的科学观，是在给外行讲科学的课堂上磨出来的。1947 年他给科南特的通识课当助手，此后五年与化学家纳什合开这门课⁠⁴。据他回忆，科南特讲这门课时，许多学生是来看校长本人上课的；他和纳什接手后想让学生真正投入，选课人数随即下降，台下多数人只是干坐着，从那以后讲课对他成了一件难事⁠³。他在《哥白尼革命》序言里说，对不打算继续学科学的学生，所学的技术性事实与理论主要是作为“范式”起作用的，而不是作为本身有用的知识⁠⁸。这个词在《结构》之前五年已经出现。

《结构》开篇就把矛头指向教科书：我们的科学形象主要取自经典和教科书，而教科书的目的是说服和教学，从中得出的科学概念不符合产生它们的那项事业，就像不能从旅游手册或语言课本里得出一国文化的形象⁠⁴。第十一章《革命无形》进一步说，每场革命之后教科书都要重写，重写之后又把革命本身藏了起来：它们先截短科学家对本学科历史的感觉，再为删去的东西提供一个替代品；散落的伟人轶事让学生觉得自己身处一个悠久的传统，而那个传统其实从未存在过⁠⁴。

他并不主张废掉教科书。第十三章承认，科学教育“狭窄而刻板”，大概只有正统神学可比，可对常规科学里的解谜，这样训练出来的人几乎装备完美，也最先察觉危机⁠⁴。他在脚注里抱怨，理科学生最让科学史老师又爱又恨，因为他们“知道正确答案”，很难按一门旧科学自己的方式去分析它⁠⁴。吴国盛 1994 年编的《科学思想史指南》收入布拉什的《科学史应该被定为 X 级吗？》，讨论的正是科学史会不会“教坏”理科学生⁠¹¹。吴国盛在北大讲“科学通史”，2010 年的期末考试就有一道论述题：谈谈“科学史是否应该被列为 X 级”。负责批改论述题的胡翌霖在题解里说，答这道题先要谈清这个问题何以提出：科学史揭露的东西里，的确有某些阴暗和丑陋的事情⁠²⁰。

《结构》的第一句话是：如果不把历史仅仅看作轶事或年表的仓库，历史就能彻底改变我们现在所持有的科学形象⁠⁴。库恩称自己的工作是“为哲学目的而作的历史”⁠¹。1995 年在雅典，他对访谈者说，自己的抱负始终是哲学的，写《结构》时把它当作一本写给哲学家的书，“结果被愚弄了好一阵子”⁠³；据斯坦福哲学百科，此书最先引起的是社会科学家的兴趣⁠¹。1965 年在伦敦贝德福德学院的国际科学哲学研讨会上，原定的库恩与费耶阿本德之辩，变成了围绕库恩与波普尔的讨论，论文集《批判与知识的增长》1970 年出版⁠¹。

后来的发展让他尴尬。受他启发的科学知识社会学把科学史的核心问题转成社会学问题，有人主张决定科学争论结局的只是利益与权力。库恩 1991 年在哈佛的罗斯柴尔德讲座上公开嘲讽这种看法，晚年自称“相当纯粹的内史论者”⁠¹⁠³。也是在这次讲座里，他给出晚年的图景：科学不是被唯一方法捆在一起的一整块巨石，而是许多专业组成的复杂而不成体系的结构，像物种一样分化；更包罗万象的旧实践死去，成了化石，“它们的古生物学家就是科学史家”⁠²¹。胡翌霖在导读里打趣：库恩不接受“库恩主义”，正如牛顿不接受把上帝撇开的牛顿主义，这或许本在他自己的理论预料之中⁠¹⁵。

吴国盛读库恩，读的正是这个哲学的库恩。2018 年的文集《由史入思》收入《再读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五十年》，三节小标题依次指向实证主义的退场、科学解释学和“第二种科学哲学”，放在“现象学科学哲学”一编，与《海德格尔与科学哲学》《走向现象学科学哲学》同编⁠²²。他在 2007 年的文章里说，受柯瓦雷影响的还有库恩，1982 年的萨顿奖得主⁠²³；2024 年讨论“走向宇宙与安居大地”时，他引《必要的张力》里库恩的一个观察：公众拒斥科学，通常是拒斥整个科学，拒斥艺术却只是拒斥一种艺术运动而赞赏另一种⁠²⁴。

库恩的科学史之路是科南特开的头。他在《结构》序言里说，是科南特最先把他引向科学史，从而开启了他对科学进步之本性的观念转变，后来又通读初稿、提出重要修改⁠⁴；《哥白尼革命》序言说，没有科南特一手促成的“我自己的哥白尼革命”，就不会有这本书和他的其他科学史论文⁠⁸。但他也直言，科南特写案例史时总从工作本身讲起，从未像他那样看重先交代“人们此前相信什么”⁠³。柯瓦雷是另一位引路人，1970 年库恩在英国刊物 Encounter 上撰文《柯瓦雷与科学史：论一场思想革命》⁠²⁵；1961 年柯瓦雷、1982 年库恩先后获萨顿奖章⁠⁵。萨顿本人的课，库恩本科时旁听过，觉得“冗长乏味”⁠³。伯克利时期，卡维尔引他读维特根斯坦，费耶阿本德几乎同时提出了不可公度性⁠¹。

在吴门，库恩是一部部被翻译、被编入丛书的经典。吴国盛与张东林、李立合译《哥白尼革命》⁠¹²；他主编的“北京大学科技史与科技哲学丛书”还收入金吾伦、胡新和译《科学革命的结构》，范岱年、纪树立译《必要的张力》，邱慧译《结构之后的路》⁠²⁶⁠²⁷⁠²⁸。1994 年的《科学思想史指南》以库恩的《科学史》开篇，分内部史、外部史与默顿命题诸节，从章节看应即库恩 1968 年为《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写的同名条目⁠¹¹⁠²⁹。2017 年他论科学史“为通识教育而生”，讲的就是科南特与库恩在哈佛合开科学史课的往事⁠³⁰。张卜天 2022 年重译《结构》⁠¹⁷。胡翌霖 2006 年先读野家启一的《库恩——范式》做准备，次年写论文借库恩反驳波普尔的历史哲学，后来在《过时的智慧》里讲科学革命，2023 年又在导读里用库恩讲的结构解读库恩自己⁠³¹⁠³²⁠⁹⁠¹⁵。

相关的学术名片前辈科南特、前辈柯瓦雷、前辈萨顿、后学吴国盛、后学张东林、后学张卜天、后学胡翌霖、后学孙小淳。另见吴门 · 雅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