驻守边缘

刘兵 1958 年生，1982 年毕业于北京大学物理系⁠¹⁠²。那年春天，他考进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读的是自然辩证法专业的物理学史方向，导师是研究爱因斯坦的许良英，另有六位学者联合指导；同届三人，另外两位是陈恒六和王作跃⁠³⁠⁴。据王作跃回忆，那一年报考物理学史的有几十人，按考试总分，第一名是刘兵⁠⁴。许良英每周组织一次读书讨论会，参加者事先报一本书，读完向大家讲述，再接受提问；陈恒六记得，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研究生吴国盛也参加过⁠⁴。刘兵后来在对谈里称许良英为“我的导师”“先师”⁠⁵。

在许良英的鼓励下，他与陈恒六、仲维光翻译萨顿论科学史的著作，1984 年萨顿诞辰一百周年时出了论文专集；他和陈恒六还把斯诺的两篇演讲译成《对科学的傲慢与偏见》，1987 年收入“走向未来丛书”⁠⁴⁠⁶。1985 年毕业后，他留在研究生院任教，一直教到 1999 年⁠⁴⁠²；2003 年出书时，他已是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所教授⁠⁷。2018 年 8 月，他加入清华大学科学史系⁠³，后来在该系退休，系年鉴 2023 年起称他“退休教师”⁠⁸。2024 年出版的书署他为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教授，2026 年 8 月的一篇专访则称他“北京科技大学/清华大学刘兵教授”⁠⁹⁠¹⁰。

他的研究从超导物理学史起步。1988 年，他与章立源合著的《超导物理学发展简史》出版；1999 年有《超导史话》，2020 年有《超导简史》，后者按超导电性的发现、理论的发展、超导体的应用和探索四部分来讲⁠¹¹⁠¹²⁠¹³。2002 年，他与柯志阳、李正伟合译了物理学家弗里茨·伦敦的传记⁠¹⁴。据他回忆，许多年前他花了不少时间研究超导物理学史，写过《玻尔与超导物理学》《爱因斯坦与超导物理学》等论文；30 多年前写后一篇时找资料非常困难，到 2021 年，《爱因斯坦全集》里的材料和序言已经详细而充分了⁠¹⁵。据系年鉴记载，吴国盛 2024 年介绍他的研究时说，它肇始于超导史，后来以科学编史学为核心，又扩展到科学文化、传播和出版领域⁠¹⁶。

2000 年，他接连出了两本文集，一本叫《驻守边缘》，一本叫《触摸科学》⁠¹⁷⁠¹⁸。据田松的书评转述，他在序言里解释书名：大学学的是物理，本在 80 年代“学好数理化，走遍全天下”的热门中心，却被 90 年代的经济大潮赶到了边缘；研究生选了科学史，更是边缘之边缘；他热爱的女性主义和环境保护，也从来没有成为中心。田松开玩笑说，这两本书应该叫《驻守科学》《触摸边缘》才对⁠¹⁹。《驻守边缘》的内容简介写道，如果自愿地选择了边缘，就意味着必须放弃中心的种种优势，而且忍受边缘的种种劣势⁠¹⁷。

克丽奥是希腊神话里司掌历史的缪斯。1996 年，刘兵出版《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科学编史学初论》⁠¹⁶⁠²⁰。科学编史学研究的对象不是自然，而是科学史著作及其撰写、科学史家⁠²¹。出版者称这本书是国内第一部科学编史学研究专著，多年来被多所高校的研究生用作教材或参考书⁠²²。书里讨论科学史的兴起、内史与外史之争、科学史的功能、历史的辉格解释、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的“权宜的婚姻”、科学革命；2009 年的修订版专设“女性主义与科学史”一章；2021 年的第 3 版新增“考据与科学史”“地方性知识与科学史”两章，并重写了“科学史的客观性与相对主义”⁠²³⁠²²。

这门学问的处境并不轻松。他在 2007 年的一篇文章里写道：“被研究者，总是对于研究者和研究者的成果有所保留，甚至于不理解和反感。”文学家对文学评论家如此，科学家对科学史家如此，科学史家对科学编史学家更是如此⁠²⁴。江晓原借刘华杰的说法，把科学研究、科学史、科学编史学分别称为一阶、二阶、三阶研究；刘兵接着说，阶数不同，所依据的一手文献也不同，但成果同样是原创性的⁠²⁴。2018 年谈学生谭笑的《科学修辞与科学史》时，他说，当人们发现科学竟然与修辞这种人类特有的语言和思维方式密切相关，也就打破了传统看待科学的纯粹客观性的那种“神话”⁠²¹。

2015 年，他和他指导的研究生出版了《科学编史学研究》；2024 年 3 月 17 日，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为续集《科学编史学新论》举行首发式⁠²⁵⁠¹⁶。新书汇集他指导的博士生学位论文的精华，涉及建构主义、女性主义、人类学进路、科学修辞学、视觉图像等编史视角，以及皮克林、伽里森、阿伽西等人物研究⁠⁹。首发式上他说，自己的研究根基在科学史，用力最多的是科学编史学；编史学的理论方法可以是科学史发展的新学术起点，他也因此在《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的基础上开设了科学编史学课程⁠¹⁶。据系年鉴记载，吴国盛在致辞中说，刘兵引进了科学编史学的前沿并有所发展，已成为国内这一领域的研究标杆⁠¹⁶。

“辉格史”的说法来自英国历史学家巴特菲尔德 20 世纪 30 年代的《历史的辉格解释》。刘兵引过他的定义：许多历史学家倾向于强调过去的某些进步原则，“参照今日来研究过去”，于是很容易把历史人物分成推进进步的人和阻碍进步的人⁠²⁶。据他自述，上世纪 90 年代初，他是国内最早介绍引进辉格史相关理论的人⁠²⁶；《克丽奥眼中的科学》专设一章讨论历史的辉格解释与科学史，第 3 版还拿它和人类学的“主位”“客位”相比较⁠²²。

在他看来，科学史发轫之初多是职业科学家的业余爱好，写出来的基本上都是“辉格式”的；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科学史研究职业化，新一代科学史家受的是人文科学训练，“不那么极端的反辉格史的倾向已经成为专业历史学家的某种标配”⁠²⁶。2023 年，他和江晓原评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温伯格的文集《第三次沉思》。温伯格在《给世界的答案》里宣称辉格史学在科学史中应有一席之地，招来不少批评，文集里又有两篇为此辩护⁠²⁶。刘兵说，至少在“专业性”上，温伯格的自信是可以被质疑的：如果一位历史学家要对物理学的专业问题发表意见，物理学家们又会如何反应？⁠²⁶

温伯格承认科学家比不上专业历史学家对史料的掌握，却又说科学史“都可以写”。刘兵认为，“在这表面谦虚的背后，其实透着对科学史研究的深层轻视”，仿佛科学史家只是多掌握了些史料，不需要其他训练⁠²⁶。他还搬出萨顿半个多世纪前的话：请一位天文学家来讲天文学史，人们会觉得完全自然，可主讲人的名气越大（如果他们其实不是科学史家），这种“骗局”也就越大⁠²⁶。他的结论是，对科学史的误解在科学家和科普工作者中大有人在，专业科学史工作者“仍然还有大量艰巨的传播普及工作需要去做”⁠²⁶。

刘兵称萨顿为现代科学史学科的奠基人⁠²⁶；萨顿主编的《伊西斯》，1913 年出版第一卷⁠²⁷。刘兵与萨顿的缘分始于研究生时代：在许良英的鼓励下，他和陈恒六、仲维光翻译萨顿论科学史的著作，后来又译出《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⁴；这本书 2007 年收入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的“萨顿科学史丛书”，译者署陈恒六、刘兵、仲维光⁠²⁸。2012 年，江晓原在对谈中说，萨顿“可以说是你相当心仪的学者”，并提到两人以前一起主编过萨顿的文集⁠²⁹。

2002 年，他出版《新人文主义的桥梁——解读萨顿〈科学的生命〉》，从萨顿之前的科学史学科、萨顿其人、萨顿论科学史，一路讲到“传记的力量”“东方与西方的统一”和“使科学人文主义化”⁠³⁰；2007 年，这本书也收入“萨顿科学史丛书”，据出版者介绍，书中结合萨顿本人的言论，以夹叙夹议的方式讨论科学史的发展背景和萨顿的生平、思想⁠³¹。在他的理解里，萨顿强调“新人文主义”，关注的主要还是科学，但那是要与人文相结合的、“更为人性的科学”⁠²⁹。

他对萨顿并非一味推崇。他说，萨顿虽然强调新人文主义，却与斯诺类似，“偏重的仍在科学一方”；今天国际前沿的科学史立场早已超越萨顿，但历史总是由不同时代的经典构成，萨顿的著作“正是那些无法跳过的重要经典”⁠²⁹。他还反过来打趣江晓原：在科学与人文的结合上，江晓原与萨顿颇有相似之处，两方面的素养都很深厚，在深层观念上却很有些分离⁠²⁹。2024 年 5 月 16 日，清华科学史系七周年庆适逢萨顿诞辰 140 周年，已经退休的刘兵作了题为“萨顿在中国”的报告，最后朗诵了一首他自己翻译的、萨顿之女写给父亲的诗⁠¹⁶。

女性主义是刘兵长期关注的领域。他 2003 年的作者简介里有一项“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⁷；2009 年修订的《克丽奥眼中的科学》专设“女性主义与科学史”一章，讨论编史传统的转变、gender 与科学、近代科学的起源等问题⁠²³。2005 年，他与学生章梅芳合著《性别视角中的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副题是“对两个研究案例的一种科学编史学探讨”⁠³²。章梅芳的博士论文后来出版为《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研究》，江晓原称她是刘兵的“得意女弟子”，刘兵也说“确实章梅芳是我得意的学生”⁠²⁴。

2015 年，两人就章梅芳的书对谈。江晓原回忆，多年前刘兵和章梅芳花两个小时想说服他接受女性主义科学史，没有成功；如今他承认，即使女性主义科学史解出的答案与传统科学史相同，只要解法不同，也有存在的价值⁠²⁴。刘兵追问，什么才算“新东西”：科学史不可能没有人的参与，人又有性别之分，女性主义从性别立场给传统科学史中性别不平衡的现象以新的解释，提出“社会性别”这样的新概念，又把问题延伸到对科学自身的理解，“这些还不算是有意义的‘新东西’吗？”⁠²⁴

他也说明了女性主义与其他批判思潮的分别：后现代主义、社会建构论、后殖民主义都有“科学批判的取向”，但从性别角度提出科学也打上了性别烙印，并用来分析科学的本性，是女性主义所独有的⁠²⁴。他提到自己与章梅芳合作研究“坐月子”问题，算是女性主义的“二阶”案例；对谈末尾，他以“女性主义研究者”的身份说，看到江晓原的转变，“肯定是非常欣慰的”⁠²⁴。胡翌霖 2007 年在博客里记下，他买印度生态女性主义者席瓦的《失窃的收成》，原因之一就是看到刘兵为此书写了序言⁠³³。

“地方性知识”一词来自人类学家吉尔兹。刘兵指出，吉尔兹起初并未给它下严格的定义，各领域的理解并不一致；人类学家王铭铭说过，英文的 local 与汉语的“地方”并不对应，台湾就译作“在地知识”⁠³⁴。2016 年谈学生包红梅的《蒙古族公众的蒙医文化》时，江晓原说这个词让他想起当年科学史所称外地同行为“地方上的同志”的优越感；刘兵则说，在科学哲学和科学人类学的研究中，有学者明确指出，现代科学实验室里生产出来的知识，本质上也是一种“地方性知识”⁠³⁴。

在他看来，这正是这类研究的任务：“将近现代西方科学同样看作‘地方性知识’，并将此认识普及，那不正是我们这些在研究科学哲学、科学史、科学技术与社会的学者的任务吗？”⁠³⁴ 包红梅研究的不是专业医生的蒙医，而是蒙古族公众理解中的蒙医，刘兵说这“可以算是有些边缘的边缘的意味了”。他认为，围绕中医和各种民族医学的争论，背后关键是医学观、自然观的问题，“站在多元论的哲学立场上，这些争议就可以在很大的程度上被消解掉”⁠³⁴。

2019 年 11 月，中山大学召开“地方性知识专题研讨会”，会议论文 2021 年结集为鞠实儿、刘兵编的《地方性知识研究》⁠²。同年 5 月，他在清华科学史系四周年庆上作科史哲年度讲座《关于“地方性知识”问题的再思考》，引述国内学者的研究说，单单强调知识的“地方”特点并非关键，更重要的是阐明这种缘起于地方的知识如何被视作一种具有理想类型意义的知识系统⁠³⁵。2025 年，他又说，按某种科学哲学的观点，主流科学也只是地方性知识的一种⁠³⁶。范春萍注意到，与醉心书评、写科幻传播的江晓原不同，刘兵更多关注地方知识和基础科学教育⁠³⁷。

2016 年 12 月，“南腔北调”第 159 期评吴国盛的《什么是科学》，江晓原说宽面条、窄面条两碗都可以买下。刘兵笑说这是第一次听他这样讲，并表示自己也同意这完全是一个定义问题，原则上也不再对定义之争有太多兴趣；可人们总是身不由己地被卷进这样的争论，因为表面上的定义之争背后，掺进了如何利用“科学”这一拥有意识形态权力的话语等更多意味。所以他说：“何为科学的争论，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只涉及定义的纯学理问题了。”⁠³⁸

对吴国盛这本书，他的判断是，作者在书中表现出了“从非常激进的反科学主义立场上后退”。他猜测的原因是，吴国盛长期研究古希腊，对古希腊传统有特殊偏爱，书中从古希腊到现代科学的逻辑建构在体现一致性的同时，也排斥了这条脉络之外的“广义的科学”⁠³⁸。他又说，这本书虽以历史的形式讲科学，主体思路却是科学哲学的，而“从历史的角度看，如果持多元的‘宽面条’立场，显然与其自身研究的传统更加一致”⁠³⁸。对江晓原关于“立功”的猜测，他回应说可作一家之言，至于吴国盛是否认同、是否承认“后退”，“那就是另一件事了”⁠³⁸。

九年后，两人借弗兰克等人的《何为科学》再到“理论深渊的边缘”。刘兵先摆出四点前提：什么是科学，实质上是一个人为定义的问题；人们谈论的标准，其实是他们各自理解或定义的科学；分歧之所以多，是因为彼此谈论的“科学”不是同一个，以西方近现代科学的范式来定义，中国古代的科学就不算科学；而从多元的观点看，两者都可以被定义为科学且并存⁠³⁶。江晓原说前三点早已是两人的共识，在定义上两人则一向是“你喜欢宽，我喜欢窄”；刘兵在对谈末尾设想，主流科学与范式不同的地方性知识彼此互补，“以‘宽面条’的方式共同面对自然的未知”⁠³⁶。

世纪之交，一批科学史家和科学哲学家主张以“科学传播”取代传统的“科普”。2001 年 6 月北京大学成立科学传播中心，成员里有清华大学的刘兵⁠³⁹；范春萍说，这一范式的主力后来“被戏称为 F5”⁠³⁷。在这场讨论里，他的立场相对审慎：范春萍注意到，刘兵认为简单的取代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需要细分具体情况⁠³⁷。2018 年 12 月 22 日，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和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技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在清华科学史系合办“第 4 次北京科学传播学论坛”，专委会主任吴国盛致开幕词，刘兵的报告题为“公众科学素养与教育界对核心素养的关注”⁠³。

2023 年 10 月，“南腔北调”第 200 期谈“哲人石丛书”，江晓原再次反对把它叫作“科普丛书”。刘兵当场反驳：如果把对象限定在传统科普，这个说法可以接受，但今天科普的概念也在变，也在强调知识、方法、思想；“拒绝了科普的说法，会丧失一些推广的机会”，“我们何必画地为牢，自绝于广大的科普受众呢”⁠⁴⁰。2026 年的专访介绍他是中国科协-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业委员会副主任⁠¹⁰。

他的另一条战线在中小学课堂。他是第一届教育部普通初中、高中物理课程标准制订组的核心成员，又是第二届高中物理课标、义务教育科学课标修订组的核心成员⁠¹⁰。2026 年接受采访时，他主张 STS 学者直接介入教育改革和教师培训，并用一个比方说明知识与素养的关系：“知识其实更像是一个脚手架，也就是说，目标是建筑，而非脚手架。”⁠¹⁰ 在清华，他开过“戏剧中的科学”“文学、电影与 STS”等全校选修课⁠³；2022 年 9 月，他在新清华学堂为话剧《哥本哈根》作导览讲座，从科学史角度谈舞台上的科学家形象与科学伦理⁠⁴¹。

刘兵的老师是许良英。他称许良英是国内爱因斯坦的权威研究者，许良英选编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分别收科学论文、哲学文章和社会政治言论⁠⁵。他也直言，许良英可算是爱因斯坦的“铁杆粉丝”，几乎容不得别人对爱因斯坦有半点不敬；而今天的研究者“不必有如此的前提公设”，应当更为学术地研究爱因斯坦思想的价值⁠⁵。同门陈恒六在悼念许良英的文章里欣慰地写到，刘兵一直坚持科学史研究，还在做科学史理论和方法论方面的研究⁠⁴。

他与江晓原的合作持续了二十多年。《天学真原》1991 年初版的序是刘兵写的，他后来回忆，江晓原请他作序，按当时的标准“是很反常规的”⁠⁴²；2002 年起，两人合写“南腔北调”对谈，结集有《南腔北调》和《评论科学二十年》等⁠⁴³⁠⁴⁴。江晓原称他是多年一直秉持“君子和而不同”之旨的老友⁠²⁴。他们的分歧也一直摆在桌面上：从女性主义科学史，到“科普”这个词，再到科学的定义该宽还是该窄。

与吴国盛的交集，从许良英的读书会算起，到北大科学传播中心、科学传播与科学教育专委会，再到 2018 年同在清华科学史系⁠⁴⁠³⁹⁠³。据系年鉴，2020 年科学史系为研究生开设的课程中，“科技传播与社会”一课列有刘兵和胡翌霖两位授课人⁠⁴⁵；2021 年，《克丽奥眼中的科学》第 3 版与胡翌霖的《技术哲学导论》同在“清华科史哲丛书”第二辑出版⁠³⁵。2025 年 9 月，吴国盛指导的博士、时为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的严弼宸在科学史系学术例会上作报告，据系年鉴的纪要，他把柯瓦雷进入中国科学史界的路径归为两条，标志性成果分别是吴国盛 1994 年主编的《科学思想史指南》和刘兵 1996 年的《克丽奥眼中的科学》；在一种理解里，柯瓦雷的思想史纲领仍是学术训练的基础，在另一种理解里，随着科学知识社会学等新的编史倾向超越内史与外史的二分，柯瓦雷已经边缘化了⁠²⁰。

相关的学术名片前辈萨顿、同行江晓原、同行吴国盛、同行刘华杰、同行田松、后学胡翌霖。另见吴门 · 雅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