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自在

1966 年，刘华杰生于吉林通化⁠¹⁠²。据他接受采访时的自述，童年是在长白山区的山沟里度过的，“出门就是山，就是小河”，那时对植物的喜爱“是自然而然的”⁠³。1984–1988 年，他在北京大学地质学系读本科，方向是岩石、矿物及地球化学；1988–1994 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读硕士和博士，先后专攻系统科学哲学和科学技术哲学⁠¹。据他自述，他写的第一篇反伪科学文章发表于 1989 年，那时他还在读研究生⁠³。这些自述出自记者黄艾禾对他的长篇采访，2001 年以《漂移——北大学者刘华杰的故事》为题由河北大学出版社出版⁠³。

1994–1999 年，他在北京大学科学与社会研究中心任讲师、副教授，其间于 1998–1999 年在美国伊利诺伊大学访学；2000 年起任北大哲学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¹。后来他又先后在牛津大学、夏威夷大学访学，入选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⁴，获得过霍英东奖、文津图书奖和台湾吴大猷科普佳作银签奖⁠⁵。吴国盛 2008 年在博客上贴出一张五年前的合影：2003 年 6 月 9 日，北大哲学系科技哲学教研室的老师与刚答辩完的硕士生合影，后排从左数依次是刘华杰、苏贤贵、冀建中、孙永平、吴国盛、田松⁠⁶。照片里的三个人，后来都被归入同一个松散的学术圈子。截至 2026 年 8 月，他仍以北大哲学系教授的身份在公众场合讲博物学⁠⁷。

刘华杰最早的著作写的是浑沌。1996 年的《浑沌之旅》用微机画出一维、二维映射的迭代、分岔和浑沌运动，讲这个非线性科学概念的科学与文化意义⁠⁸；1998 年，他出版《浑沌语义与哲学》，收入“中国科学哲学论丛”⁠⁹，同年与潘涛合译了布里格斯和皮特讲浑沌理论与整体性科学的《湍鉴》⁠¹⁰。另一本《分形艺术》从科学与艺术结合的角度谈分形图形，还附上大量绘图的源程序⁠¹¹。据他自述，这本书是 1996 年底动笔的，两个多月写成；他原以为国内迟早会有人写，等不到，“到最后我自己上阵了”⁠³。北大哲学系的英文简介列举他的主要研究，至今把非线性科学（浑沌理论）的哲学排在第一位⁠²。

浑沌告诉人们，确定性的方程也会生出无法长期预测的行为。刘华杰把这种对因果链条的警惕，推广成了一条他自己命名的“双非原则”。2006 年他在博客上写道：“正确对于科学，既非充分，也非必要。”⁠¹²“1+1=2”是正确的，却不是科学；托勒密天文学和理想气体模型并不正确，却是标准的科学。他接着举了更多例子：论证之于哲学，“实质等同原则”之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甚至爱情之于婚姻，都是“既非也非”。他猜想双非原则“有相当的普适性，当然它不具有必然性”，并请读者提出反例；当时还是本科生的胡翌霖就在评论里试着举了一个⁠¹²。

2007 年的《看得见的风景：博物学生存》从双非原则讲起：世界不是决定论的，人能影响未来；按书的内容简介，这个结论“既来自数理科学的极致推理，更来自似乎浅显的博物学实践”⁠¹³。从浑沌到博物，看上去跨度很大，在他这里却是一条线：都在提醒人们，数理科学的图景并不是世界的全部。2020 年的一份作者简介把他的贡献概括为把分形概念用于科学知识社会学，提出“逾层凌域方法论”“双非原则”“技术成本非对称原理”和“博物与科学平行说”⁠¹⁴。

据他自述，1989 年的第一篇反伪科学文章针对的是“宇宙全息统一论”：对方声称可以用数学上的拓扑理论加以证明，他就从这一点上去反驳⁠³。在 2001 年出版的那本访谈录里，他还说自己持“弱科学主义”：科学至少是中性的智力活动，对封建思想浓重的中国，倡导科学思想与方法、发展科学技术“是非常必要的和紧迫的”；同时又说，“我越来越发现科学主义有严重缺陷”，它容易导向独断，与多元论和多样性相矛盾⁠³。

2004 年的《中国类科学》把这种两难写成了一本书。出版方称它是国内第一部从哲学和社会学角度探讨人体特异功能、伪科学等现象的著作。他把一切不被当时主流科学界或政府认可、却自称科学的主张称为“类科学”（alternative science）：其中可能有真正的科学，也包含大量伪科学和江湖骗术。书中回顾了 1979 年以来的人体特异功能研究，讨论划界问题，还分析了学院型类科学和民间数学爱好者的案例⁠¹⁵。吴国盛为此书作序，称它是“本土科学社会史研究的一个可贵的尝试”；书里删去了一些暂不宜公开的内容，若干官员的名字以“×××”代替⁠¹⁶。他的判断是：“近 20 年来有关伪科学争论的双方都千方百计使争论政治化，动用非学术力量”，看似迅速分出胜负，长远看无助于解决问题；学术界的反科学和技术批判，只要动机纯正，并没有什么危害⁠¹⁶。

2006 年 12 月，司马南批评有人想从《科普法》里删掉三个字，说他们要争取的是“自由搞伪科学的自由”。刘华杰在博客上回应：“现在，我（作为反科学主义者）认为公民有搞伪科学的自由。过去我（作为科学主义者）没有仔细想这个问题”；他随即引了田松的一句话：“如果人民没有了愚昧的权利，就只有被愚昧的权利了。”承认这种自由，并不妨碍违法者依法受罚，搞科学的人违了法也一样⁠¹⁷。次年他又撰文评方舟子给伪科学下的定义，题目就叫《下定义不那么容易》⁠¹⁸。不过，他从未把科学主义一笔抹倒：2009 年他写道，科学主义“是非常成功的，是我们的‘缺省配置’”，在相当程度上中国依然需要它⁠¹⁹。论战的另一方给他和同道贴上了“反科学文化人”的标签，他们则坚持，自己反的是唯科学主义⁠²⁰。

刘华杰谈科普，比提出“科学传播”还早。1996 年他撰文说科学普及是多层次的⁠²⁰。2000 年 5 月 8 日，他在《光明日报》发表《大科学时代的科普理念》，主张“称现代科普为‘科学传播’更合适”，认为科学传播比公众理解科学和传统科普的概念更广，包含后两者⁠²¹；同年 7 月，他又把科学传播描述为科技内容在科学共同体、媒体、公众、政府、公司和非政府组织之间双向交流的过程⁠²⁰。几乎同时，吴国盛以“从科学普及到科学传播”为题发言；2001 年 6 月，北京大学科学传播中心成立⁠²¹。同年，刘华杰借用程炼“一点二阶哲学”的说法，把自己的文集命名为《一点二阶立场：扫描科学》⁠²⁰⁠²²。

真正引起争论的是“立场”。2004 年，他先在《科学时报》发表《论科普的三种不同立场》，又在《自然辩证法研究》发表《论科普的立场与科学传播的信条》：传统科普是政府立场，公众理解科学是科学共同体立场，科学传播则应站在公民立场⁠¹⁹⁠²¹。科普前辈章道义撰文批评，说“传统科普”被说成“国家和政府立场”不合历史事实；人民日报科技记者陈祖甲则撰文《哪有科普的立场？》表示反对；田松发表《公民立场何以可能？》，就“公民立场能否成立”给出自己的看法⁠²¹⁠¹⁹。同一年，他翻译的《怎样当一名科学家》作为吴国盛主编的“北大科学传播丛书”首批五种之一出版⁠²³⁠²⁰。

2009 年，他把这些讨论整理为《科学传播的三种模型与三个阶段》：中心广播模型、欠缺模型和对话模型，“分别反映了国家或政党立场、科学共同体立场和公民立场或人文立场”⁠¹⁹。他提醒，翻译 the 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 时许多人多加了一个“让”字，暴露出欠缺模型的预设；又说“质疑科学不等于反科学，质疑科学也是科学精神的内在要求”。对城市公民，他开出的第一个药方是：从博物科学入手，先做好“地方性知识”的传播⁠¹⁹。六年后，田松在《读书》上写道，是刘华杰最早发现科普活动“是有立场的”⁠²⁴。

2007 年的《看得见的风景》副题是“博物学生存”。此后，他的书越来越像野外手册：2011 年的《天涯芳草》收入北京大学出版社的“沙发图书馆·博物志”⁠²⁵；2012 年的《博物人生》从中国古代“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的教育思想讲起，介绍普林尼、格斯纳、怀特、卢梭开创的西式博物学，并以草木为例示范普通人怎样参与。内容简介里的一段话，大致概括了他的理由：中国古代的学问基本上处在博物层面，它虽然没有数理科学深刻，却适应本地的生产与生活方式；博物类科学门槛低，与百姓日常生活关系密切，值得优先传播⁠¹。2012 年，他指导的博士熊姣、徐保军毕业，分别去了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和北京林业大学⁠²⁶；徐保军后来译了《林奈传》，任《中国博物学评论》执行主编⁠²⁷。

2011 年 8 月到次年 7 月，他在夏威夷大学访学一年，题目是植物学家洛克对夏威夷本土植物的研究史。他循着希拉伯兰特、洛克等人的足迹攀山钻谷，对本土种和外来种逐一拍照、辨认，写成三册八百多页的日记体《檀岛花事》（2014）；书的封面用纸浆压着干燥的花和叶⁠²⁸⁠⁵。李冰芷的书评引了书中两句话：“本土的是最好的、最美的，这是信念也是事实真理。”“像博物学家一样生存，谈何容易，但它是一种选择。”⁠²⁸

此后几年，他接连出版《燕园草木补》（2015）、《崇礼野花》（2016）、《延庆野花》（2017）和《青山草木》（2018）。为崇礼他先后去了十余次，收录百余种草本植物；《青山草木》写吉林市大青山，实拍野生植物 74 科 244 种，按 APG III 系统排列，650 张图片是从 25000 张里选出来的⁠²⁹⁠³⁰。2015 年他借笛卡儿的句式，提出“博物自在”：通过日常博物，“我”知道自己存在，“我”设法“好在”⁠³¹。2026 年 8 月的一场对谈里，他把博物（BOWU）拆成四个英文字母，对应审美、观察、惊奇、共生；对谈还建议城里人从阳台种植、观鸟、记录物候做起⁠⁷。

natural history 来自拉丁文 historia naturalis，其中的 history 原是“探究、记录、描述”，与今天所说的“历史”没有直接关系；民国时期，这个词组普遍译作“博物学”⁠³²⁠³¹。2015 年 11 月，刘华杰为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新博物学译丛”作总序，批评把它译成“自然史”：一是不合约定俗成，二是误解了 history。有人说“博物学”是日本人的译法，他回答：谁有本事不用“科学”“社会”这些同样来自日本的词，“我就同意放弃‘博物学’这样的词！”他也不坚持只有一种译法：“根据上下文也可以译作博物志、自然志、自然探索、自然研究等，甚至译成‘自然史’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只要明白其中的道理即可。”⁠³¹

2016 年初，吴国盛在《读书》第 1 期发表《自然史还是博物学》。他也说自己“一向主张保留‘博物学’这个译名”，但指出它有两个缺陷：既看不到 natural，也看不到 history，没有体现它与“自然哲学”相对的知识类型；又容易让人误以为中国古代也有这样一门学科。他提到，学生胡翌霖正是因此“强烈主张”译成“自然史”。他的方案是：大众读物照旧译“博物学”，学术研究则采用“自然志”，借“史以时系事、志以类系事”的传统，与“自然哲学”对应⁠³³。2025 年，一位历史学者在《中国社会科学报》上撰文梳理这场译名之争，转述了吴国盛的两点理由，自己则主张译“自然史”⁠³⁴。

两人真正的分歧，在于怎样看待中国的“博物”。刘华杰认为，中国古代的学问绝大部分属于博物的范畴，“这有不好的、无用的一面，也有好的、有用的一面”，长期以来人们只看到了前者⁠³¹；早在 2004 年，他就说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零星而数量极多，“从来没有组织成一个逻辑上相对自洽的理论体系”⁠³⁵。吴国盛提醒，“博物学”本质上还是一个西方范式，同时又主张用博物学的眼光重写中国古代科学史；2016 年他对记者说：“这个主要是我的同事刘华杰教授在做，他本身就是博物学家。我是最早鼓吹的理论家，但本人对花花草草没什么兴趣，不是个实践家。”⁠³⁶吴国盛的学生蒋澈，博士论文用的是“自然志”，却也多次在刘华杰主编的《中国博物学评论》上发表文章，包括林奈《植物学基础》的译文⁠³⁷⁠³⁸。

2010 年，刘华杰借胡塞尔对伽利略“自然数学化”的批评，主张“利用文化史中丰富的博物学资源重写科学通史并重建一种新博物学”，以化解科学危机，丰富人们的“生活世界”；怀特、卢梭、梭罗的人文博物写作，是讨论人与自然关系时不应忽略的遗产⁠³⁹。2013 年，他担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西方博物学文化与公众生态意识关系研究”的首席专家，田松主持其中的第五子课题⁠⁴⁠⁴⁰；2014 年的《博物学文化与编史》讨论博物学编史纲领、博物致知、博物顺生和博物画的地位⁠⁴。

怎样给博物学定位，他前后给过两个答案。2015 年的“切割说”：博物学要广泛吸收科技成果，但不必成为科技的“仆役、偏房”，还要批判科技；就像阿米什人靠与外界适度分离保住了自己的文化，“切割可以保护弱者”，也能降低普通人参与的门槛⁠³¹。2016 年，他又提出“平行说”⁠³¹。2017 年的论文把它说得最清楚：“博物学是平行于自然科学的一种古老传统”，它的价值不完全由科学来评定。理由有二：历史上博物学家的大部分作品本来就不在科学框架之内；只有平行，普通百姓才便于参与。对“博物学肤浅”的指责，他的策略是以退为进，先承认，再追问：深刻又怎样，就有利于普通人的幸福和生态文明吗？⁠³²

他在文中借用了田松的讽刺语“好的归科学”：怀特、梭罗、利奥波德、卡森被事后追认为生态学家，固然有一定道理，但别忘了他们本来的身份是博物学家，利奥波德自称“我们博物学家”。他还把近代西方博物学分为帝国型和阿卡迪亚型（田园牧歌型），认为后者门槛低、重观察与欣赏，更值得在公众中复兴⁠³²。文章开头有一句话：人类历史 99.9% 的时间里，我们的祖先靠的不是三百多年来的科技，而是博物学和传统技艺⁠³²。他还主编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博物学评论》，2018 年的第三期与薛晓源联合署名⁠⁴¹。

2007 年初，刘华杰在博客上连载《泽尔、拉夫洛克与盖娅假说》，梳理这个把地球看作一个生命体的假说的来历：异教团体领袖泽尔与科学家拉夫洛克，谁先用“盖娅”命名？当时署名“古雴”的胡翌霖在评论里与他往复辩论，他在续篇里引用了这位学生的意见并加以反驳，认为公平的说法是：两人各自独立地发展了类似的想法，泽尔先用了“盖娅”这个名字，而科学意义上的盖娅假说主要归功于拉夫洛克。他又说，如果今天确认盖娅假说是个好东西，就容易按田松所讲的“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的程序处理⁠⁴²。

十年后，他对演化论的读法主要取自马古利斯。她的连续内共生理论说，细胞中的线粒体和叶绿体原本是外来的细菌，“敌人”在长期相处中成了自己的一部分；生命之树因此不再只分不合，更像一株有分有合的榕树。他据此写道：“在一对矛盾中，合作共生是主要的、竞争斗争是次要的，至少从结果看是这样的。”⁠³²在他看来，达尔文的理论本来蕴含着非人类中心论，人只是演化树上的一个普通物种，却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年代被读成了“演化即进步”和社会达尔文主义⁠³²。

他也引哲学家哈里斯的话：“我们需要一种新的地心说”。无限宇宙、无限资源的自然观，让人误以为大自然足够坚韧，可以为所欲为，“不利于珍视我们的地球家园”⁠³²。博物实践能让普通人时刻明白，人这个物种只是大自然中数以百万、千万物种中的一个，良好、持久的生存离不开其他物种和养育人的土地⁠³²。2016 年的《从博物的观点看》也说，从博物学的观点看，适应与共生对个体、群体和生态系统至关重要⁠⁴³。2020 年，他与田松合写《新冠病毒：一种生态学的解释》⁠⁴⁰。

刘华杰与吴国盛是北大哲学系同事，2003 年同在科技哲学教研室⁠⁶。吴国盛 2016 年回顾科学传播的历史时称他“我的同事刘华杰”，把他 2000 年的文章、2004 年的“立场”说都写进了那段历史⁠²¹；吴国盛为《中国类科学》作序⁠¹⁶，又把他译的《怎样当一名科学家》收进自己主编的“北大科学传播丛书”⁠²³⁠²⁰。到了博物学，吴国盛自称“最早鼓吹的理论家”，“不是个实践家”，说博物学“需要身体力行”⁠³⁶，刘华杰正是那个实践者；两人在译名上又各有主张⁠³¹⁠³³。范春萍回顾世纪之交的科学文化出版时写道，这一范式一度以吴国盛、刘华杰、刘兵、江晓原为主力，后来田松加入，被戏称为“F5”⁠²⁰。

与刘华杰合作最多的是田松。两人的对话 2012 年结集为《学妖与四姨太效应——科学文化对话录》，2020 年由三联书店出增订版；“学妖”由刘华杰提出，“四姨太效应”由田松提出⁠²⁰⁠¹⁴。用出版方的话说：“学妖隐形，却神通广大，决定着谁能出场，怎样演出。先有四姨太效应，才有马太效应，成功背后有玄机。”⁠¹⁴2005 年，他与苏贤贵、田松、刘兵四人的对话以《敬畏自然》为题出版⁠⁴⁰；那一年，院士何祚庥公开说人类无须敬畏大自然，“敬畏自然”之争由此成为科学文化界的一场论战，刘华杰后来把它列为公众参与科技事务的例子⁠²⁰⁠¹⁹。2024 年 3 月，他在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为刘兵《科学编史学新论》举办的首发式上发言⁠⁴⁴；2026 年，他与苏贤贵一同在北京对谈“博物学家传记译丛”⁠⁷。

对吴门的年轻一代，他既是老师辈，也是辩论的对手。胡翌霖回忆，高中时他在随笔里与语文老师争论“宇宙全息统一论”，最后引来结束争论的，正是网上找到的刘华杰批驳全息论的自述⁠³。2006–2007 年，学生胡翌霖常在他的博客上留言争论双非原则、盖娅假说和伪科学的自由⁠¹²⁠⁴²⁠⁴⁵；2010 年 11 月，胡翌霖刚写完一篇主张 natural history 应译为“自然史”的论文，又听他讲博物学及其编史方法，随即在博客上写下《自然史作为一种编史纲领》⁠⁴⁶。他的学生徐保军后来译了《林奈传》，2019 年与蒋澈在清华同场讨论蒋澈的新书⁠²⁷。在“博物学”与“自然志”之间，这一代人仍在各自的书名里作着选择。

相关的学术名片同行吴国盛、同行田松、同行刘兵、同行江晓原、后学胡翌霖、后学蒋澈。另见吴门 · 雅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