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象空间的诞生

刘胜利 1971 年生，浙江金华人。1989 年到 1993 年，他在上海交通大学工业外贸系读书，拿到工业外贸与计算机科学与应用两个工学学士学位⁠³。2005 年 9 月，他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科技哲学硕士，主攻科学思想史；2007 年获得硕博连读资格，转入博士阶段，方向改为现象学科技哲学，2011 年 7 月毕业⁠³。吴国盛后来说，他“2005 年进入我门下硕士博士联读”⁠¹。2006 年教师节，吴国盛在家楼下给“我名下的硕士生和博士生”拍合影，后排站着肖磊、刘胜利、张卜天、刘国琪⁠⁶。

读博期间，他做过同门张卜天博士论文答辩的秘书（2008 年 6 月）⁠⁷；2009 年 1 月，以北大哲学系博士生的身份到东京大学参加北京大学、首尔大学、东京大学三校的第三届 BESETO 哲学会议，报告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⁸。2011 年秋，刚拿到学位的他在北大讲研究生选修课“现象学科学哲学专题选读”，这门课挂在吴国盛名下，同一学期张卜天讲“西方科学思想史选读”⁠⁹。次年 4 月，他和张卜天的博士论文同获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²。

2012 年 12 月，他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哲学与文化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2016 年 11 月升任副研究员；2018 年 1 月转入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任副教授⁠³，系主任正是吴国盛⁠¹⁰。在清华，他给研究生开“西方科学史名著选读”“科学革命名著选读”“现象学科技哲学原著选读”等课⁠¹⁰⁠¹¹⁠¹²。2020 年秋，他还在系例会上点评学生的报告；此后的系年鉴不再出现他的名字，系网站把他列入“离职教师”⁠¹²⁠⁴。截至 2026 年 10 月，他的现职未能核实。

柯瓦雷（Alexandre Koyré）的《伽利略研究》1939 年在巴黎出版⁠¹³，是“科学思想史”学派的奠基之作。刘胜利的中译本 2008 年出版，收入吴国盛主编的“北京大学科技史与科技哲学丛书”，丛书总序要“把西方科学思想史和中国近现代科学社会史作为我们科技史学科建设的主要方向”⁠¹⁴⁠¹⁵。中译本简介这样概括全书：经典物理学起源于表述落体定律和惯性定律的努力，伽利略和笛卡尔把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物理量几何化，“即向柏拉图的回归”；科学的进步体现在概念的进化上⁠¹⁴。这正是标题问题的要害。1638 年，伽利略在《关于两门新科学的谈话》里定义匀加速运动之后，让对话人设想：除去一切偶然的、外在的阻碍，斜面坚实光滑，重球“完全是圆的”，那么它从同样的高度沿不同斜面滚下，到达底端时速度相同⁠¹⁶。先出场的不是测量数据，而是一个只能在思想中完成的理想物体。

同年 9 月，他在《中国科技史杂志》上发表长篇书评，把《伽利略研究》和张卜天译的《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牛顿研究》并称为柯瓦雷研究近代科学革命的三本代表作⁠¹⁷。书评的一条注释留下了日后贯穿他研究的问题：莱纳赫和胡塞尔的现象学之间充满张力，柯瓦雷怎样化解这些张力，把两者的影响整合进科学思想史纲领，“这也许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要问题”⁠¹⁷。此后他又译出雷东迪的《从科学史到科学思想史：柯瓦雷的斗争》（2010）和若朗的《科学革命的观念：柯瓦雷模型》（2011）⁠¹⁸⁠¹⁹。到清华后，他带研究生精读戴克斯特豪斯、伯特和哈里斯，课程介绍说，要“批判性地反思近代科学的成就与局限”⁠¹⁰。

空间问题在西方有一条长长的谱系。2011 年，他与张卜天合写《位置的不动性》，讨论亚里士多德把位置定义为“包围者的第一个不动界面”带来的困难：在许多具体运动中，位置无法同时满足不动与邻近两个要求⁠²⁰。近代的两种标准答案，是牛顿的绝对空间和康德的先天直观形式。2010 年的《空间观的“哥白尼革命”》追溯了后者的形成：从 1768 年到 1787 年，康德先后反驳牛顿、莱布尼茨、笛卡尔和贝克莱，用空间与人类心灵的关系替代空间与种种神圣存在的关系，为几何学和牛顿物理学提供了一个“非神学的空间框架”；推动这场变革的，是把几何学表述为先天综合知识的努力⁠²¹。

刘胜利真正的主角是梅洛-庞蒂。2009 年在东京，他用英文概括了自己的论证：人们通常以为空间并不是《知觉现象学》的主题，只是检验一般论点的试金石；他却认为，“在世存在”的源初结构最终要靠一种完整的“空间考古学”来揭示，空间是我们“在世存在”的源初表达之一⁠⁸。2015 年出版的《身体、空间与科学》，副题与他的博士论文同名，从康德的“哥白尼革命”一直写到现象空间的存在论基础“肉身”；内容简介说，它讨论的是梅洛-庞蒂在牛顿的绝对空间与康德的先天直观形式之外开辟的“第三条道路”⁠²²。吴国盛介绍学生作品时说，这是国内第一部研究空间现象学的专著⁠¹。

2010 年第 5 期《哲学研究》刊出刘胜利的《从对象身体到现象身体》。文章的第一条注释先把两个词分开：“对象身体”或“客观身体”，是可供他人或第三人称视角进行外部观察的身体；“本己身体”是观察者本人自己的身体，即第一人称视角下主体直接体验到的身体，它等同于“现象身体”⁠²³。按他的梳理，梅洛-庞蒂认为经典生理学和心理学自己的成果已经驳倒了客观身体的概念，把人引向原初知觉经验中显现的现象身体：它是自在与自为、生理与心理等一系列二元区分的源初综合，带着含混性、意向性、主体性和世界性，第一次为身心统一奠定了理论上的可能⁠²³。

专著用第三、四两章展开这条线索，第四章分析施耐德病例，以“习惯：身体与空间的交互构造”收束⁠²²。2015 年，他在《北京大学学报》上把同样的思路推到时间：实在论和观念论的时间观都从时间与主体的相互外在出发，落入了客观时间；真正的时间是与现象身体融为一体的现象时间，《知觉现象学》的时间观因此既是实在论与观念论之间、也是胡塞尔与海德格尔之间的“中庸之道”⁠²⁴。

他对身体概念的谨慎，在 2018 年清华的讨论班上看得很清楚。同门刘铮报告博士论文思路，要从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论证技术与伦理同源；刘胜利先介绍了梅洛-庞蒂的背景与问题意识，随后提醒，从后期的“肉身”概念出发谈技术与伦理“可能会有些危险”，建议以文本为基础做问题研究⁠¹⁰。同一学期，他也提醒另一位学生，不能一开始就默认现象学优于分析哲学，“身体”这样的概念不能随便使用⁠¹⁰。

1896 年，加州大学的心理学家斯特拉顿（George M. Stratton）第一次做倒像眼镜实验，一共戴了 21.5 小时。随后他在几乎相同的条件下做了一次更长的实验：右眼前装一组四片透镜，把视网膜上本来倒置的像翻正，于是眼前的世界上下颠倒；另一只眼完全遮住。他从第一天中午一直戴到第八天中午，扣除蒙眼的时间，净时长约 87 小时⁠²⁵。那几天正值月色明亮，除第一晚外，他每晚都由同伴陪着到村子里散步。第四天的记录里有这样一段：东西看上去是倒是正，随他怎样表象自己的身体而变；看着自己的手脚时，眼前的东西“与其说是倒的，不如说是正的”，把目光移开、只想着实验前的身体形象，一切又都颠倒过来；快步行走时，“正”的感觉比静止时鲜明得多⁠²⁵。

梅洛-庞蒂在《知觉现象学》里借这个实验，对客观空间进行现象学还原。刘胜利 2012 年的《现象空间的诞生》认为，无论实在论的客观空间，还是观念论的客观空间，结构里都包含“绝对的确定性”，所以解释不了实验中空间经验怎样分解、又怎样重构；能阐明这种“内禀动力学机制”的，只有现象空间，它起源于现象身体对于世界的原初把握，象征着形式与质料的原初综合⁠²⁶。他也承认，这个概念还面临“客观空间的现象学起源”等有待解决的问题⁠²⁶。专著第八章“从现象空间到现象科学”正是从“客观空间的构成问题”出发，追问一种非对象化的科学如何可能⁠²²。这一步，把他从梅洛-庞蒂带到了中医。

2011 年第 3 期《科学文化评论》刊出刘胜利的长文《对象科学与现象科学》。他借科学思想史与现象学科学哲学的资源，区分两种自然科学范式：欧洲近代科学属于对象科学，用“对象”模型解释自然世界，奠基于对象存在论；中国古代科学属于现象科学，用“现象”模型解释自然世界，用奠基于现象存在论的现象概念与现象逻辑来表达事物的现象知识⁠²⁷。注释交代了问题的两个来源：一头是“李约瑟难题”，一头是中医界所说的“中医现代化悖论”。他据此给元气论、天人合一、阴阳和五行一个统一的阐释，并初步断定，阴阳学说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逻辑，而是一种现象逻辑；他还引用一项统计说，《黄帝内经》中“气”字约 2810 见⁠²⁷。

这后来成了他的主线。2014 年，他在《深圳大学学报》上讨论中医身体观现代阐释的困境与出路；2015 年专著的最后一章题为“现象科学：中医科学性难题新解”；同年他以“现象学视角下的中西医身体观比较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西部项目，后因工作调动和研究难度延期到 2020 年 9 月⁠³⁠²²⁠¹⁰。2016 年他发表《〈黄帝内经〉身体观的现象学阐释》；2019 年 11 月在清华科学史系例会上报告“气化的肉身：中医身体观范式的现象学阐释”，12 月又在第 13 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会议上报告这一题目⁠³⁠¹¹。

这条路与老师吴国盛的判断不同。吴国盛认为，中国古代基本上没有数理实验科学的传统，李约瑟范式按今天的数理实验科学标准去整理中国古代的自然知识成就，是典型的辉格史；在“博物科学”的意义上，中国古代有科学⁠²⁸。哲学家张祥龙 2016 年撰文商榷：“为什么中国古代不可以是另一种范式中的科学呢？”中医“为什么它只配是博物学呢？”⁠²⁹刘胜利的回答在时间上更早：2011 年他就把中国古代科学看作与欧洲近代对象科学并立的另一种科学范式，即现象科学。

2017 年第 1 期《科学文化评论》刊出刘胜利的《后李约瑟时代中国科技通史的编史学变革》。论文受两个项目资助：吴国盛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科学技术通史研究”，刘胜利负责其中“中国科学与技术相互融通的编史学与哲学研究”子课题；还有他自己的西部项目⁠³⁰⁠³⁠¹¹。文章开门见山：“从编史学角度看，中国科技通史的研究至今未能真正超越李约瑟所开创的‘实证史’编史学纲领。”李约瑟之后的探索大多停留在方法论反思，没有从形而上学层面反省科学观、技术观、历史观这些编史学预设；卢嘉锡总主编的 30 卷本《中国科学技术史》材料充实、研究细致，却“在编史学纲领上并无根本突破”⁠³⁰。

他开出的方子是身体现象学，新纲领叫“现象史”。在他的设想中，儒家的礼仪技术、祭祀技术、修身技术，道家的坐忘术、导引术、服食术、辟谷术，中医的脉诊术、针灸术、养生术，都是身体技术，都应当写进科技通史⁠³⁰。论文的参考文献里有吴国盛 2011 年的《我们能否重写中国科技史》、孙小淳 2004 年的《从“百川归海”到“河岸风光”》，也有张卜天译的科恩《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³⁰。和老师一样，他认为李约瑟的框架必须超越；不同的是，吴国盛主张用博物学的框架整理中国古代的自然知识，理由是中国学术有强烈的“史—志”风格，刘胜利提出的则是身体现象学的“现象史”⁠²⁸。

刘胜利是吴国盛北大时期的博士生。2015 年初吴国盛在博客上盘点学生作品，排在第一条的就是他的《身体、空间与科学》⁠¹。他在吴国盛主编的丛书里出版译著，在吴国盛主持的重大项目里负责子课题，又在吴国盛任系主任的清华科学史系任教⁠¹⁵⁠³⁠¹⁰。同门之中，他与张卜天走得最近：张卜天答辩，他做秘书；两人分译柯瓦雷论科学革命的三本书，合写亚里士多德位置学说的论文，博士论文同年获评北大优博，2011 年秋又在北大分讲科学思想史与现象学科学哲学两门课⁠⁷⁠¹⁷⁠²⁰⁠²⁠⁹。

胡翌霖在《媒介史强纲领》末章的致谢里把他列为同门⁠³¹；2018–2020 年两人同在清华科学史系任教，2019 年一同参加第 13 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会议⁠¹¹。王哲然是他负责的子课题组成员⁠³²；2018 年 10 月，他与蒋澈、王哲然同赴第 3 届西方科学史与科学文化学术研讨会，提交论文“科学思想史视角下世界图景的两次转变”⁠¹⁰。同样研究梅洛-庞蒂的刘铮比他晚八年获博士学位，2018 年报告博士论文思路时，他是在场的评议者之一⁠¹⁰。在吴门之外，柯瓦雷教他从概念的演变看科学革命，梅洛-庞蒂教他从身体看空间与时间；斯特拉顿的倒像眼镜是他最重要的案例，李约瑟开创的“实证史”是他要超越的对象。

相关的学术名片老师吴国盛、同门张卜天、同门王哲然、同门胡翌霖、同门刘铮、同门蒋澈、前辈柯瓦雷、前辈梅洛-庞蒂、前辈李约瑟。另见吴门 · 雅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