撇开两造而思纯关系

据《从物质实体到关系实在》2012 年版的作者简介，罗嘉昌 1943 年 12 月生，广西贵港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科学哲学；简介列出的代表作，除这部专著外，还有论文《科学哲学·导论》《关系实在论：纲要和研究纲领》《整体论、本体论相对性和关系实在论》《时间的哲学考察》⁠¹。从题目看，他关心的是科学哲学里最基础的问题：时间、整体与部分、什么才算实在。他的求学经历和进入哲学所的时间，本稿没有查到公开记载。

他的工作横跨科学哲学与中外哲学比较。1994 年，他与郑家栋合编的哲学辑刊《场与有——中外哲学的比较与融通》第一集由东方出版社出版⁠⁵；1996 年的一集由他与毛怡红、宋继杰合编⁠⁶；2002 年的一集以道家与当代哲学为专题，简介说这套论集自 1994 年以来已出六集，宗旨是“立足于当代世界哲学的发展，探讨哲学中的基本问题，开展中外哲学之比较”⁠⁷。

他和吴国盛的交集首先在哲学所。吴国盛 1986–1999 年在所⁠²，其间主编了一套“科学观念丛书”（1996）⁠⁸。丛书八种，分别谈时间、技术、进化、自然、生态、宇宙和遗传，作者有吴国盛自己（《时间的观念》）、高亮华（《人文主义视野中的技术》），罗嘉昌的《从物质实体到关系实在》谈的则是物质与实在⁠³。两人在所里的往来，本稿没有找到记载。

《从物质实体到关系实在》1996 年 12 月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367 页⁠⁹，2012 年收入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再版。再版的内容简介说，物质实体及其性质是洛克（John Locke）之后争论最激烈的哲学范畴，“不仅是哲学研究的对象，也是现代物理学和其他学科极为关注的对象”；书中阐述的，是作者提出的“关系实在论”⁠¹。

按 2012 年版的目录，书从“存在之思”和“不确定的基质”讲到近代“物质实体”概念的确立，再讲相对论、量子力学带来的“物理实在观的变革”；一章题为“物质的非物质化”，从场和实物、能量和质量讲到“实体承担者的消失”；一章批判“第一性质‘拜物教’”；后面与蒯因（W. V. O. Quine）、克里普克（Saul Kripke）、罗蒂（Richard Rorty）对话，最后谈“非实体主义转向”中的中国和日本哲学。第八章最后一节的标题，可以概括全书的志向：“撇开两造而思纯关系。”⁠¹

科学上的根据来自 20 世纪物理学。他与胡新和合写的《关系实在论——一种关于量子力学的实在论观点》认为，对关系实在论“最完整最有力的论述”来自雅默（Max Jammer）的两部书：相对论和量子力学分别揭示，第一性质是相对于参考系和观察手段而言的；对一个量子态的描述，表示的是粒子与全部仪器之间的关系⁠¹⁰⁠¹¹。黄裕生这样概括他的核心观点：“一切存在物都是存在于关系当中，解除一切关系，便无物存在”，形式上可写成一个多元函数 R=f（x，r）⁠¹²。

最集中的一次交锋发生在 2000 年。罗嘉昌写了《从实体逻辑到场所逻辑和关系的逻辑》，据黄裕生的概述，这篇文章借哲学史重述书中观点：一方面批评亚里士多德的本体学说肯定绝对本体，又是一种“主词逻辑”；另一方面到古希腊智者学派和老庄那里寻找支持，认为庄子采取的是“一种本体论的相对主义观点，其精神与关系存在论相通”⁠¹²。2012 年版目录里也有“场所逻辑和华严逻辑”一节⁠¹。黄裕生的回应发表在北大哲学系编的《哲学门》2000 年第一卷第 2 册，附记说文章是“承蒙吴国盛教授的邀约”写成的⁠¹²⁠¹³。他 1992–1995 年在叶秀山门下读博，当时在哲学所工作⁠¹⁴；吴国盛也说自己在哲学所期间“相当于在职跟着叶老师读西方哲学的博士”⁠¹⁵，两人算是同门。

黄裕生的批评集中在一点：关系实在论把“某一存在物是什么”这个经验世界的问题，与“某一存在物是否存在以及如何存在”这个先验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一股风是冷是热，取决于它与感受者的关系，但有一股风在，并不取决于这种关系。他追问：“关系实在论说，关系先于关系者。问题是，在没有关系者的地方，如何有‘关系’？”但他承认关系实在论在经验世界有效，主张用更本源的存在论去“容纳”它。附记里他说，罗嘉昌“一直是我非常尊敬的学者”，关系实在论对突破中国哲学教条、把人们从“抽象的物质”崇拜中解放出来，“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¹²。罗嘉昌是否公开回应，本稿没有查到；2012 年版目录里有一节题为“从‘对象还是关系’到‘关系和关系者’”⁠¹。

2016 年 8 月，吴国盛的《什么是科学》出版，《中华读书报》组织五人笔谈，编者按说书中观点“既有激赏，也有截然的反对”⁠¹⁶。罗嘉昌认为这本书至少在三方面逆着潮流走：坚持“关于科学的窄派定义（可称之为科学的原教旨定义）”，捍卫从古希腊到近代欧洲再到现代西方这条“科学必须如此发展的唯一道路”，是一种“‘科学史终结’的观点”；悬置百年来对希腊形而上学的批判反思，阐扬“开端之恩”（海德格尔语）；坚持新文化运动以科学理性重估传统的立场，反对当前的复古主义思潮⁠⁴。

前两点，他认为“可议之处甚多”；第三点是他“透过字面解读出来的”，而“一旦悟出了作者的意图”，前两点的偏颇和夸张也就可以理解了。他承认书中有些论点百年来不断有人提出，但吴国盛用更多的论据和“无比流利、雄辩的语言”说出来，“极具震撼力”。他不认为作者只是放弃了反科学主义：“也许更恰当的看法是：作者综合了自己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的探索，达到了思想上的一种螺旋式上升。”⁠⁴

他还提出一个“时代错位”的问题：当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界热衷于科学主义批判时，“猛抬头，发现中国大地上最缺乏、也最需要的仍然是真正的科学精神”，科学启蒙和补课的任务并没有真正完成⁠⁴。半个多月后，首届“清华科史哲论坛”在清华大学举行，罗嘉昌是 12 位主旨报告人之一，题目就是“科学精神的启蒙与补课”，闭幕辞由吴国盛致⁠¹⁷。

吴国盛的《什么是科学》用人性理想解释科学的发生。编者按的概括是：科学精神源于希腊“自由”的人性理想，而中国以儒家为代表的人性理想是“仁爱”⁠¹⁶。罗嘉昌认为这样解释还不够：书中虽然谈到农耕文明与商业文明的区分，可惜“没能上升到马克思所阐述的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高度上”，去看科学技术发展的不同形态和路径⁠⁴。

他借日本学者柄谷行人（Karatani Kōjin）的探索说：伊奥尼亚汇聚了埃及、美索不达米亚等地的科技、宗教和思想，却没有吸收亚细亚型国家的官僚制度；作为移民都市，它切断了血缘等传统支配关系，货币经济发达，价格由市场而不由官僚和祭司决定。伊奥尼亚遵循“自由（无支配）的原理”，这种 Isonomia 不同于多数者统治的民主，对哲学的诞生起了决定性作用⁠⁴。本稿查对，这些说法见于柄谷行人《哲学的起源》（中译本 2015），书中第一章有一节题为“Isonomia（无支配）与 Democracy（多数者统治）”⁠¹⁸。

由此他提出与吴国盛不同的解释：“我们认为伊奥尼亚的‘自由’首先是一个社会政治的范畴。”人性论解释不了同样讲“兼爱”的墨家为何热衷科技创新；社会政治意义上的自由，却能说明秦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墨家、名家这些“带有智者气象的学派”何以中绝。他还引吴国盛倚重的劳埃德（G. E. R. Lloyd）：中国数学追求一个“迥异的但同样具有全局性的目标”，并不存在一条科学必须如此发展的唯一道路⁠⁴。同组笔谈里，刘钝说中国古算是“数学发展潮流中算法化倾向的代表”⁠¹⁹，两文可以对读。

罗嘉昌与吴国盛没有师承关系，但几次交集都有文字可查：1996 年吴国盛把他的书收入“科学观念丛书”⁠³，2000 年吴国盛约黄裕生与他商榷⁠¹²，2016 年他评《什么是科学》，又在清华科史哲论坛作主旨报告⁠⁴⁠¹⁷。吴国盛 12 月接受胡翌霖和王洪波采访时，统一回应了笔谈里的批评：他“不愿意笼统地说中国古代有或者没有科学”，而是说中国古代没有西方意义上的数理科学“传统”，但有深厚的“博物科学”传统⁠²⁰。本稿注意到，这个回答没有直接触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问题。

关系实在论有合作者，也有论辩者。胡新和与他合写过论量子力学的关系实在论⁠¹⁰；郑家栋与他合编《场与有》⁠⁵；黄裕生则是最认真的批评者⁠¹²。吴门的胡翌霖 2006 年读孙小礼主编的《现代科学的哲学争论》，在随轩博客的读书笔记里抄下了胡新和、罗嘉昌关于雅默的那一段论述⁠¹⁰。至于他的思想资源，书里列得相当清楚：物理学方面是雅默；哲学方面，2012 年版目录里出现了马克思、胡塞尔、玻恩（Max Born）、蒯因、克里普克、罗蒂，附录还有“贺麟和怀特海研究”⁠¹；2016 年的书评则借重马克思、柄谷行人和劳埃德⁠⁴。本稿以为，从“场与有”到“场所逻辑和华严逻辑”，他一直想在中外哲学之间，为“关系”找到更深的根据。

相关的学术名片同行吴国盛、后学胡翌霖。另见吴门 · 雅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