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必须再一次颠倒过来

麦茜特 1936 年生。1954 年，她在西屋科学天才奖评选中进入全国前十名；1958 年在瓦萨学院获化学学士学位，随后到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读科学史，1962 年获硕士、1967 年获博士学位⁠³。博士论文研究莱布尼茨（Gottfried Wilhelm Leibniz）、笛卡尔（René Descartes）、牛顿及其追随者之间关于“活力”（vis viva）的争论⁠⁴；那些年她以卡洛琳·伊尔蒂斯（Carolyn Iltis）的名字发表论文，讨论莱布尼茨与活力之争、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和夏特莱夫人（Émilie du Châtelet）⁠³。1969 年起，她在旧金山大学教科学史，开过科学与社会、科学革命史和文艺复兴神秘学史等课⁠⁴；1979 年转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³。

据 2005 年《科学史学会通讯》的一篇专访介绍，民权运动、女性主义和 60 年代兴起的生态运动塑造了她早年的看法，卡森（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和弗里丹（Betty Friedan）的《女性的奥秘》都起过作用；再加上反越战的抗议和 1970 年的第一个地球日，《自然之死》的来路就清楚了。她不讳言现实关切推动着她的历史研究：“它驱动你向过去提出的问题，却不决定你怎样写历史……我们放弃客观的宣称，换取诚实的希望。”⁠⁴ 在伯克利，她 1984–1989 年任保护与资源研究系主任，1986–2018 年任环境史、哲学与伦理学教授，1995 年获古根海姆奖，2001–2003 年任美国环境史学会会长；2018 年春季学期结束时退休，现为荣休教授、研究生院教授⁠³⁠⁵。

《自然之死》开篇说，在文艺复兴的欧洲，自然有两幅女性形象：一幅是养育万物的慈母，另一幅是狂野难驯、会带来风暴、干旱和混乱的自然⁠⁶。前一幅形象本身是一道文化约束：“人不会轻易杀死一位母亲，掏她的五脏六腑找金子，或者毁伤她的身体，尽管商业采矿很快就要求人这样做。”只要大地被看作活的、有感觉的，对它下手就可能被看作违背人伦⁠⁶。在许多传统文化里，矿物和金属在大地母亲的子宫里慢慢成熟，冶炼被看作在炉子这个人造子宫里催生；开矿之前，矿工要献祭、斋戒、禁欲⁠⁷。

她追溯了一条反对采矿的古老传统。罗马的普林尼（Pliny the Elder）写道：我们掘遍大地的脉络，却惊讶于脚下这被掏空的大地偶尔开裂或颤抖，仿佛这不是我们神圣的母亲在发怒；我们钻进她的五脏六腑，到亡灵的居所去寻找财宝⁠⁸。奥维德（Ovid）和塞内卡（Seneca）也谴责采矿⁠⁷。约 1490–1495 年间，萨克森流传一则寓言：大地母亲披着破烂的绿袍坐在朱庇特右边，能言善辩的墨丘利指控一个矿工弑母；矿工辩称，大地不是真正的母亲，而是把金属藏在体内、不给孩子用的狠心继母。麦茜特说，养育之母就这样被改写成了继母⁠⁷。

1556 年，阿格里科拉（Georgius Agricola）的《论矿冶》把反对者的理由逐条列出：田地被毁，林木被伐，鸟兽绝迹，洗矿的水毒死河里的鱼。他的回答是，矿多在不毛的山里；用金属换来的钱，可以到别处买到“无数的鸟”和可吃的鱼兽；该受责备的不是金属，而是人的贪欲⁠⁹。在麦茜特看来，这是一次有意识的努力：把采矿从有机论框架和养育之母的形象里解放出来，好让新的价值认可它、加速它⁠⁷。

第二幅形象，即作为无序的自然，召唤出一个重要的现代观念：支配自然。《自然之死》第五章开头说，近代早期变得重要的自然形象，是一个有待制服和控制的无序、混乱的领域⁠⁶。据麦茜特 2006 年的考证，1591 年，苏格兰国王詹姆斯六世（James VI）亲自审问被控在他与未婚妻从挪威返回苏格兰途中掀起风暴的“女巫”，并参与选定刑讯手段；1597 年他写成《魔鬼学》，主张以刑讯查明真相；1603 年他成为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次年颁布更严厉的巫术法⁠¹⁰。

培根（Francis Bacon）就在这个背景下写作。他在写给詹姆斯一世的《学术的进展》（1605）及其拉丁文扩充本（1623）里说，关于巫术、魔法、梦和占卜的记载，只要事实确凿，不应一概排除，从中也可以揭示自然的秘密；人只要以求真为唯一目的，就不必顾忌进入和穿透这些洞穴与角落，“就像陛下亲身示范的那样”。19 世纪的编者注明，这句话暗指詹姆斯的《魔鬼学》⁠¹⁰。麦茜特在《自然之死》里认为，培根描述新科学的目标和方法时，意象多来自法庭，把自然当作要用机械发明去拷问的女性，令人想起女巫审判和折磨女巫的器械；她总结说，审讯女巫作为审问自然的象征，法庭作为审问自然的模型，用机械装置施刑作为制服无序的工具，这些都是作为权力的科学方法的根基⁠¹⁰。这一段后来成了全书最受争议的地方。

第八章《机械秩序》从秩序问题讲起。麦茜特说，17 世纪最根本的社会与思想问题是秩序问题：有机的宇宙正在解体，失序的感觉既支撑了培根支配自然的主张，也促成了机械论的兴起。梅森（Marin Mersenne）、伽桑狄（Pierre Gassendi）和笛卡尔在 1620–1630 年代发展出新的机械哲学，用一个新隐喻，即机器，重新统一了宇宙、社会和自我。在有机的世界里，秩序指每个部分依其本性在整体中发挥功能，权力沿着等级自上而下分布；在机械的世界里，秩序被重新定义为每个部分在一套理性规律下的可预测行为，权力来自对一个世俗化世界的主动、直接的干预；秩序与权力合起来，就是控制⁠¹¹。

她写道，机器作为科学与社会的统一模型，已经如此彻底地渗透和重构了人的意识，以致今天我们几乎不再怀疑它：自然、社会和人体都由可以从外部修理或替换的、可互换的原子化部件组成，“技术修补”修理生态故障，干预型医学给人换上一颗新心脏⁠¹¹。清除关于宇宙的万物有灵论和有机论假设，构成了自然之死，这是科学革命影响最深远的后果；自然既然被看作由外力推动的、死的惰性粒子系统，机械论框架本身就能为操纵自然提供正当性⁠¹¹⁠⁶。心脏的命运也是一例：哈维（William Harvey）的宇宙观和生理学仍浸透着生机论，他把心脏比作泵的类比，却很快被笛卡尔、布尔哈弗（Herman Boerhaave）等人吸收进机械论生理学⁠⁶。

讲自然观从有机体到机器的转变，她不是第一人，书中注释两次引柯林武德（R. G. Collingwood）的《自然的观念》，作为希腊和文艺复兴有机论自然观的参考⁠⁶。不同在于她追问后果：一种世界图景怎样为开采、管理和支配开了路。书的结语回到当下：1979 年 3 月的三里岛核事故，集中体现了科学革命以来“自然之死”带来的种种问题；病了的大地，长远看来或许只有靠主流价值的翻转和经济优先次序的革命才能恢复健康，“在这个意义上，世界必须再一次颠倒过来”⁠¹¹。

1989 年的《生态革命：新英格兰的自然、性别与科学》把目光从欧洲的书本移到北美的土地。她的论点是：生态革命是人与非人自然之间关系的重大转变，它源于一个社会的生产方式与生态之间、生产方式与再生产方式之间的变化、张力和矛盾⁠¹²。新英格兰经历过两次：第一次是 17 世纪的殖民生态革命，由外部引发，原住民以采集、狩猎、捕鱼和园艺为生的生态，被从事定居农业和海外贸易的欧洲殖民者改造；第二次是大约从美国革命到 1860 年的资本主义生态革命，由新英格兰内部的张力引发。书的结语题为《全球生态革命》，讲的是第三次革命⁠¹²。

书里的细节很具体。第二章题为《动物变成资源》，从风行欧洲的海狸皮帽讲起，北美的海狸由此变成商品；第三章题为《从玉米母亲到清教徒父亲》⁠¹²。她也写意识的变化：原住民与自然相处的“模仿意识”，随着旧的生活方式难以为继而被削弱，她把这比作柏拉图时代希腊人模仿意识的丧失⁠¹²。这本书 2010 年出了第 2 版。2006 年她回顾说，《自然之死》本可以多讲新大陆怎样作为欧洲新兴经济的资源来源，这些联系她后来在《生态革命》和《重塑伊甸园》里展开了⁠¹⁰。2025 年，孙晨旭译的《生态革命》中译本出版⁠¹³。

2003 年的《重塑伊甸园：西方文化中自然的命运》讲了一个更大的故事。她认为，“恢复伊甸园”是西方文化的主流叙事⁠¹⁴。据她 2005 年的说法，科学革命是这个故事的转折点：科学、技术、资本主义和新教伦理相互强化，让人类相信可以靠砍伐森林、灌溉沙漠、管理环境、种上单一作物，在地上重建伊甸园；中世纪和文艺复兴的人想的是离开大地回到伊甸园，科学革命则把在地上重造伊甸园变成了一项世俗工程⁠⁴。

这个进步叙事还有一个反面，即衰败叙事：机械论成了原始自然衰落、大地遭亵渎的起点。她想找另一条路，即一种新的叙事，它产生于既非帝国主义也非殖民主义、主张所有人尤其是男女平等的社会和经济条件，与之相应的伦理，她称为“伙伴关系伦理”⁠⁴。书里的定义是：伙伴关系伦理认为，人类共同体与非人类共同体的最大善，在于它们彼此活生生的相互依存⁠¹⁴。她解释说，用“伙伴”一词，是要说男人和女人都可以同自然结成伙伴，有予有取地互动，而不是做它的操纵者、管理者和支配者⁠⁴。

这份伦理也延伸到动物和气候。2010 年她在《环境史》上写格林内尔（George Bird Grinnell）：1886–1889 年，这位《森林与溪流》的编辑创办奥杜邦学会，邀请女性为刊物撰稿，请她们帮忙劝说别人不再戴插鸟羽的帽子，以保护鸟类；后来她把这段历史写成《放过鸟儿！》（2016）⁠¹⁵⁠³。2018 年退休前，她对校报说，她最担心的是全球气候变化对地球未来的影响，希望借助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和全人类在经济与政治上的平等，让人类世变成可持续时代⁠⁵；两年后，她出版《人类世与人文学科：从气候变化到新的可持续时代》⁠³。

《自然之死》出版二十五年后，《伊西斯》（Isis）为它组织了一组纪念专题，麦茜特撰文回应⁠¹⁰。最激烈的批评来自帕克（Katharine Park）所说的“培根之友”：他们认为女性主义者误读了培根的意图和成就，培根不是奴隶主，而是自然的谦卑仆人⁠¹⁰。她承认，培根没有用过“拷问自然”或“把自然放上刑架”这样的字眼，她在书里也没说他用过；培根反对对人动用刑架，但他的修辞取自他所处的刑讯文化，在当时，被放上刑架受刑就叫“被交付审问”。伊丽莎白一世一度要对一位作者动刑，逼他供出幕后之人，培根劝她：别拷问他的身体，拷问他的文体⁠¹⁰。

分歧在于怎样读。她说，批评者把培根提倡的审问方法读作获取知识的良性手段，她则读作对支配自然的正当化⁠¹⁰。培根写道，自然有三种状态：自由地按常轨展开；被物质的乖戾和“障碍的暴力”逼出常轨；被技艺和人手约束、塑造，仿佛造新了。只要追踪甚至“猎逐”自然的游移，就能在想要的时候把她再引回原处⁠¹⁰⁠¹⁶。2008 年，她把受约束、受控制的实验追溯到法庭、解剖剧场和实验室：作为自足空间的“实验室”源自炼金术士的工坊，而培根的最终目标，是把炼金术士和术士的个人努力，变成一种服务全人类的获取知识的方法⁠¹⁶。

她的立场也有变化。2006 年，她仍坚持《自然之死》的判断，认为实验方法的本质出自转嫁到自然身上的人类刑讯技术，培根的实验概念连同把动物看作自动机的机械论观点，为活体动物实验提供了正当性⁠¹⁰。2008 年，她承认这个结论下得“草率”，佩西克（Peter Pesic）等人质疑这句话是对的⁠¹⁶。她坚持的是更大的判断：培根不能为他的思想后来的种种应用个人负责，但科学方法本身深受他审问和控制自然的修辞影响；她也拒绝用“近代早期科学”取代“科学革命”，认为那会遮蔽殖民与帝国的主导叙事⁠¹⁰。同一个比喻，柯林武德曾称为实验科学的“真正理论”（见柯林武德名片）。

麦茜特的思想资源，一头是 60 年代的社会运动和卡森、弗里丹的书，一头是她研究的近代早期思想家：培根、莱布尼茨，以及她在《自然之死》第十一章专门讨论的安妮·康韦（Anne Conway）等“哲学上的女性主义者”；1979 年，她就发表过论康韦和范·赫尔蒙特（Francis Mercury van Helmont）的生机论如何影响莱布尼茨单子概念的论文⁠⁴⁠¹⁠³。她把自己的工作放进席宾格（Londa Schiebinger）、哈丁（Sandra Harding）、凯勒（Evelyn Fox Keller）、哈拉维（Donna Haraway）等人对女性与科学关系的批判之中⁠⁴；在培根问题上，佩西克、维克斯（Brian Vickers）、索布尔（Alan Soble）是她的主要论敌，2008 年她在《观念史杂志》上专门回应了维克斯⁠¹⁰⁠¹⁷。

在中国，《自然之死》是作为吴国盛的译著进入读者视野的。吴国盛等译的中译本 1999 年由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他主编的“绿色经典文库”，同一套书里还有《瓦尔登湖》《沙乡年鉴》《寂静的春天》⁠¹⁠¹⁸⁠²。他在《走向西方近代早期科学史研究》里梳理科学革命研究的几大纲领，女性主义是其中一个亚纲领，代表作就是《自然之死》；他也说，中国人对女性主义不太理解、不太重视，刘兵及其学生较多地译介了女性主义科学史的工作⁠¹⁹。他在另一篇短文里说，自己为研究生开“科学史专题：科学革命”课，开列六本书，麦茜特代表“生态主义、女性主义的新科学史”⁠²⁰。

吴门内外也有人接着读这本书。2005 年，胡翌霖为自己的一篇生态哲学论文开列参考书目，把《自然之死》列入“较好的书，通读或选读的”一类⁠²¹。刘兵与徐秋石合写过一篇专论此书编史学意义的文章，认为科学史界长期只把它当作生态女性主义和环境史的著作，忽视了它对“科学革命”的重构⁠²²。2025 年，孙晨旭译的《生态革命》出版，麦茜特的第二部书也有了中文本⁠¹³。

相关的学术名片前辈柯林武德、后学吴国盛、后学刘兵、后学胡翌霖。另见吴门 · 雅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