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学会看世界

1908 年 3 月 14 日，梅洛-庞蒂生于法国西部滨海夏朗德省的罗什福尔，幼年时迁居巴黎⁠¹。1926–1930 年他就读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与波伏娃、列维-斯特劳斯相识，老师有布伦什维格和布雷耶。学生时代，他听过胡塞尔 1929 年在索邦的讲演；1930 年，他以第二名通过哲学教师资格考试⁠¹。此后他在博韦、沙特尔的中学教书，1935–1940 年回高师当辅导教师，听科耶夫讲黑格尔，听阿隆·古尔维奇讲格式塔心理学。1938 年他写完副论文，1942 年以《行为的结构》为题出版⁠¹。1939 年 4 月，经胡塞尔的老学生赫林建议，他来到鲁汶，成为胡塞尔档案馆第一位外来访客，读到了《观念 II》《危机》后半部等未刊手稿⁠⁵⁠¹。

二战爆发后，他任步兵中尉，获十字军功章；1940–1944 年在巴黎卡诺中学教书，并与萨特一起参加抵抗组织“社会主义与自由”⁠¹。1945 年 7 月，他以《知觉现象学》和《行为的结构》两篇论文通过答辩，获得国家博士学位；同年与萨特、波伏娃创办《现代》杂志，任政治编辑到 1952 年⁠¹。1945 年秋起他在里昂大学教心理学，1948 年升为教授；1949 年任巴黎大学儿童心理学与教育学教授；1952 年当选法兰西学院哲学讲席，时年 44 岁，是这个讲席最年轻的当选者⁠¹。朝鲜战争引发的政治分歧使他与萨特渐行渐远，1955 年他在《辩证法的历险》里公开批评萨特⁠¹。

他的最后一篇文章《眼与心》刊于 1961 年《法兰西艺术》的创刊号。同年 5 月 3 日，他在巴黎去世，年仅 53 岁；书桌上摊开的，是笛卡尔的《屈光学》⁠¹。他的朋友和学生勒福尔整理出版了他未完成的手稿《可见的与不可见的》（1964）和《世界的散文》（1969）⁠¹。斯坦福哲学百科列出的思想来源，有柏格森、胡塞尔、海德格尔、舍勒和萨特，也有神经病学家戈尔德施泰因和格式塔心理学家科勒、考夫卡，还有普鲁斯特、克洛岱尔、瓦莱里这些作家⁠¹。他读胡塞尔，却不只读胡塞尔；他的许多例子来自病房、实验室和画室。

《知觉现象学》1944 年写完，1945 年出版，是他生前最为人知的著作⁠¹。前言开头问：什么是现象学？胡塞尔的第一批著作已经过去半个世纪，这个问题仍然没有答案⁠⁶。他的回答从胡塞尔的口号出发：回到事情本身，就是回到认识之前的那个世界；认识总在谈论它，而一切科学的规定相对于它，都是抽象的、派生的符号语言，“就像地理学之于风景，我们是先在风景里知道了什么是森林、草原和河流的”⁠⁶。整个科学的宇宙都建立在直接经验到的世界之上；要严格地审视科学，先得唤醒对世界的基本经验，科学只是它的二阶表达⁠⁶。

他说，知觉不是一门关于世界的科学，甚至不是一个行为、一个有意采取的立场，而是一切行为得以显现的背景，并且为一切行为所预设⁠⁷。正文先清理经验主义和理智主义两种“偏见”：前者把知觉拆成一个个感觉原子，后者用判断把它们重新拼起来，两者都把知觉的结果，也就是客观世界，读回到知觉里去⁠¹。他借格式塔心理学指出，最简单的知觉单位已经是“背景上的图形”：知觉到的“某物”总是处在别的东西当中，总是一个“场”的一部分；就连猿和鸡最原始的知觉，针对的也是关系，而不是孤立的项⁠⁶。

前言的结尾说：“真正的哲学，就是重新学会看世界。”在这个意义上，讲述一段历史，可以和一部哲学论著一样“深刻”地表达世界⁠⁷。他也说，还原最重要的教训，是不可能有完全的还原：反思者自己就在被反思的世界之中⁠¹⁠⁶。《知觉现象学》有姜志辉的译本（商务印书馆，2001）和杨大春、张尧均、关群德的新译本（商务印书馆，2021）⁠⁸。在清华科学史系，胡翌霖指导的博士生唐兴华 2023 年发表《梅洛-庞蒂对现象场的阐释》，就从这本书的文本出发⁠⁹⁠¹⁰。

截肢的人常常还能感到失去的手臂或腿，这就是“幻肢”。梅洛-庞蒂指出，生理学和心理学的解释都说不通：用可卡因麻醉并不能消除幻肢，脑损伤的人没有截肢也可能出现幻肢；在战场上受伤的人，能在幻臂里感到当年划破真手臂的弹片；回想起受伤情境的情绪，又能让原本没有幻肢的人产生幻肢⁠⁶。幻臂既不是神经末梢的信号，也不是一个表象，而是手臂“两可的在场”。他写道：有一条幻臂，就是仍然向只有手臂才能做的一切动作敞开，仍然保有截肢之前的那个实践场⁠⁶。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身体是在世存在的载体；对一个活的生物来说，有一个身体，就是投身于一个确定的环境，与某些计划融为一体，并持续地投入其中⁠⁶。在他看来，身体首先是“我能”，而不是“我思”；它有一套前意识的“身体图式”，过去的活动又沉淀为习惯；一条“意向弧”把我们的过去、将来、人的环境以及物质、意识形态和道德处境投射在我们周围⁠¹。书的第二部分开头一句话把身体和世界连在一起：我们自己的身体在世界中，就像心脏在有机体中，它让可见的景象始终保持活力，从内部给它生命、支撑它，与它构成一个系统⁠⁶。

2018 年 10 月，在北京大学读博的刘铮到清华科学史系报告博士论文《身体现象学视域下技术与伦理的关系问题研究》，从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出发，认为身体在源初层面上的技能性与规范性同源一体。刘胜利介绍了梅洛-庞蒂现象学的背景，提醒说从后期的“肉身”概念出发谈技术与伦理“可能会有些危险”；吴国盛要他以小见大⁠⁴。刘铮 2019 年在北大获博士学位，师从吴国盛⁠³。2020 年，清华科学史系的博士生刘逸在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会议上报告《从“我是身体”到“我是习惯”》，尝试用“习惯主体”重新诠释梅洛-庞蒂的本己身体⁠¹¹。

梅洛-庞蒂用几个日常例子谈习惯。戴羽毛帽的女人不用计算，就会让帽子上的羽毛避开可能碰断它的东西；开惯了车的人，不用比较车身和路口的宽度，就知道自己“过得去”。帽子和汽车不再是有大小、有体积的物体，而成了对一定空间的要求⁠⁶。盲人的手杖也一样：它对盲人已不再是一件物体，杖尖成了一块有感觉的区域，扩展了触觉的范围和活动半径。习惯了帽子、汽车或手杖，就是住进它们里面，或者反过来，把它们并入自己身体的体积；习惯表达的，正是我们扩张自己在世存在、借占有新工具来改变生存的能力⁠⁶。

拄杖探路的盲人，在哲学史上早有先例。笛卡尔 1637 年的《屈光学》里就刻着一个双手各持一杖的盲人，他用这个“我们上面已经多次谈到的盲人”说明，心灵怎样凭手上神经在大脑里引起的变化，得知杖端那头物体的位置⁠¹²。在梅洛-庞蒂这里，手杖不再是传递信号的中介，而是身体图式本身的延伸：盲人与其说是通过手杖知道物体的位置，不如说是通过物体的位置知道手杖的长度；身边空间里的各个点，标出的是我们的目标和姿势所及的范围⁠⁶。

吴门的讨论班上也出现过同样的问题。2018 年 10 月，胡翌霖指导的清华科学史系博士生姚禹报告《从“缸中之脑”到“茧中之身”》，用身体现象学重提缸中之脑。点评时，胡翌霖说现象学家承认身体的可替换性，按照斯蒂格勒的观点，技术作为“代具”已经替代了身体的部分功能；吴国盛说，“人类是可以通过肢体、工具和想象来拓展的”，VR 技术可以展现真实的身体图式；刘胜利则说，“形而上学的怀疑论是无法区分的，梅洛-庞蒂在后期也没有区分”，并提醒用词要谨慎⁠⁴。

心理学家斯特拉顿 1896 年和 1897 年发表过两组实验：让被试戴上一副使视网膜上的像不再倒置的眼镜，记录他看到的世界⁠⁶。第一次实验里，整个景色起先显得不真实、上下颠倒；第二天，正常的知觉开始恢复，只是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倒了过来。第二次实验持续一周：第二天景色已不再颠倒，身体却仍处在反常的位置；从第三天到第七天，身体逐渐正了过来，尤其是在他活动的时候⁠⁶。经验主义者说，这是新的视觉方向与旧的触觉方向反复联想的结果。梅洛-庞蒂认为这种解释说不通：方向不能由视野里的内容来提供，“‘颠倒’或‘正立’，就其本身而言，显然没有意义”⁠⁶。

他又引韦特海默的镜子实验：被试只能通过一面倾斜 45 度的镜子看房间，起先一切都是斜的，几分钟后，墙壁、走动的人和落下的纸板突然都变得竖直⁠⁶。在他看来，“空间水平”既不是外物给定的，也不是心灵设定的，而是身体对世界的某种占有，是身体与世界的某种啮合：当被试能在镜中的房间里走动、开柜子、坐下，空间水平就转了过去。用他的话说，“我的身体，就在有事要做的地方”⁠⁶。上下左右，首先是身体可能动作的方向。

刘胜利的《身体、空间与科学》（2015）用一整章讨论斯特拉顿实验，对比它的实在论解释和现象学解释⁠¹³。这本书的简介说，梅洛-庞蒂在牛顿的绝对空间与康德的先天直观形式之外，开辟了理解空间的第三条道路⁠¹³；吴国盛在博客里介绍学生作品时，称它是国内第一部研究空间现象学的专著，“展示了理解空间的第三条道路的理论魅力”⁠²。吴国盛 2024 年论安居大地，也说“上下的概念起源于人类的直立行走状态”，“身体的介入就必然支持位置先于空间”⁠¹⁴。这篇文章没有提到梅洛-庞蒂，两者可以对读。

《塞尚的疑惑》（张颖译本题作《塞尚的怀疑》）1945 年发表在《Fontaine》杂志第 47 期，1948 年收入文集《意义与无意义》⁠⁷⁠¹⁠¹⁵。文章开头说：塞尚画一幅静物要一百次，画一幅肖像要让人坐一百五十次；我们所说的他的作品，对他来说只是尝试，只是向他的绘画的接近⁠¹⁶。他独自工作，没有学生；年纪越大，越怀疑自己画法的新意是否只是出于眼睛的毛病，整个一生是否建立在身体的一次偶然之上。他的童年好友左拉最早看出他的天才，也最早称他为“流产的天才”⁠¹⁶。梅洛-庞蒂要追问的是：这样一个人，怎样画出了新的世界？

他的回答是，塞尚不肯在感觉和思想之间二选一，就像不肯在混沌和秩序之间二选一：“他要画的是正在成形的物质，是通过自发的组织而诞生的秩序。”我们知觉事物，就事物彼此理解，扎根在事物之中，正是在这个“自然”的基础上，我们才建造起各门科学；塞尚想画的正是这个原初的世界，所以他的画给人“自然在其起源处”的印象，而同一处风景的照片却让人想到人的劳作和便利⁠¹⁶。活的透视，也就是我们知觉的透视，不是几何的或照相的透视⁠¹⁶。

一只苹果的轮廓就是例子：如果用一条线把轮廓勾死，苹果就成了一件“东西”，而轮廓本是苹果各面向深处逃逸的理想界限；塞尚于是用颜色的变化去追随它的隆起，并用几道蓝线勾出几重轮廓⁠¹⁶。塞尚说过，“风景在我身上思考，我是它的意识”；在梅洛-庞蒂看来，艺术既不是模仿，也不是按本能或趣味的制造，而是一种表达活动⁠¹⁶。斯坦福哲学百科总结说，塞尚在他笔下是一种“原始现象学”的努力：用绘画捕捉知觉的诞生，教观众重新看世界⁠¹。

十多年后，他在最后一篇文章《眼与心》里回到绘画，并把绘画放在语言艺术与音乐之间，给了它存在论上的优先地位。在他看来，当代科学的操作主义遮蔽了世界的“有”，绘画却能把它重新显示出来⁠¹。“画家正是把身体借给世界，才把世界变成了画”；这要求画家的身体浸没在世界之中，与世界由同一种料子做成：要触摸，自己必须可被触摸；要看，自己必须可被看见。画于是成了“二次方的可见者”，是身体之看的“肉身的本质或图像”⁠¹。

对面站着的是笛卡尔。《屈光学》想从思想出发重建视觉，于是只关心物体的“外壳”，像版画里的线条那样勾出形状，又把深度当作长和宽之外的第三个维度⁠¹。1637 年的《屈光学》里有一幅图：一只剥开的眼睛后面站着一个人，正看着落在眼底的倒像⁠¹²。梅洛-庞蒂认为，空间的这种理想化有它的必要，但一旦被当代科学抬升为形而上学，存在就被理解为纯粹肯定、完全确定的东西；克利、斯塔埃尔、塞尚、马蒂斯、罗丹这些现代艺术家，正是用深度、颜色、线条和运动给出了另一种哲学⁠¹。

他写道：视觉不是思想的某种样式，也不是向自身在场；视觉是给予我的一种手段，让我离开自己，从内部参与存在的裂变⁠¹。他去世时，书桌上摊开的正是笛卡尔的《屈光学》⁠¹。《眼与心》有杨大春的中译本（商务印书馆，2007），2019 年与《世界的散文》合为一册⁠¹⁷。吴国盛 2024 年说，理论（theory）的希腊语源就是静观，理论优位的世界观“主要依据‘看’来建立与世界的关系”⁠¹⁴；梅洛-庞蒂所说的“看”，却首先是身体的参与，而不是静观。

梅洛-庞蒂去世时，正在写一部更大的书，其中一部分手稿和一百多页工作笔记，由勒福尔整理成《可见的与不可见的》，1964 年出版⁠¹。书从“知觉信念”说起：“自然的”人抓住链条的两端，既认为自己的知觉进入了事物，又认为它发生在自己身体的这一边；两种信念在生活里相安无事，一旦写成命题，就互相摧毁⁠¹⁸⁠¹。接着他重提胡塞尔讨论过的例子：如果我的左手触摸我的右手，而我想用右手去把握左手正在触摸的活动，身体对自身的这种反思总在最后一刻落空⁠¹⁸。

触摸者与被触摸者从不完全重合，却也从不分离：“触摸与被触摸构成一个圆圈，被触摸者抓住了触摸者”；两者之间的空隙不是本体论上的空无，而像两块固体之间压力为零的地方，让它们彼此贴合⁠¹⁸。他给这种可逆的关系起了一个名字：“肉身”。“肉身不是物质，不是精神，也不是实体”，要称呼它，得借用古代说水、气、土、火时所用的“元素”一词⁠¹⁸。握手也是可逆的：我能触摸他人的感受性，正如我的两只手相互沟通⁠¹。

这一后期概念在吴门引出了不同的走法。刘胜利一面提醒用“肉身”谈技术与伦理有风险，一面用现象学去解释中医：2019 年，他在清华科学史系报告《气化的肉身：中医身体观范式的现象学阐释》，此前已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现象学视角下的中西医身体观比较研究”⁠¹⁹⁠⁴。刘铮 2022 年把梅洛-庞蒂的“肉身”与《庄子》的“气”并读，借“可逆性”讨论疾病，把疾病看作自然的一种原初语言⁠²⁰。《可见的与不可见的》的中译本出自罗国祥（商务印书馆，2016）⁠²¹。

他直接受益于胡塞尔：1929 年听过胡塞尔在索邦的讲演，1939 年最早到鲁汶读他的遗稿⁠¹⁠⁵。斯坦福哲学百科指出，接替他的福柯、德勒兹、德里达等后结构主义者，大多与他保持距离，却仍能看出他的影响；德里达在《论触摸》里批评他的触觉分析和肉身存在论偏爱直接与重合⁠¹。昂利、马尔蒂内等法国现象学家延续了他的身体哲学；在英语世界，认知科学、动物研究、环境哲学和女性主义现象学都在借用他的思想⁠¹。

在吴门，他首先是学生们的思想资源。刘胜利 2005 年入吴国盛门下硕博连读，2011 年以博士论文《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研究》毕业，论文获评北京大学优秀博士论文，2015 年出版为《身体、空间与科学》⁠²⁠²²。他也是柯瓦雷《伽利略研究》的中译者（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2018 年起在清华科学史系任副教授，为研究生开过“现象学科技哲学原著选读”⁠⁴⁠¹¹。刘铮 2019 年在北大获博士学位，师从吴国盛，从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研究技术伦理⁠³。2022 年，清华科学史系的硕士生于晓艺报告斯蒂格勒的第三滞留对身体的忽视，主张引入梅洛-庞蒂；吴国盛、胡翌霖、刘任翔点评时追问，斯蒂格勒和梅洛-庞蒂的概念体系能否融贯⁠²³。

吴国盛本人谈身体的两处文字，都没有直接借用梅洛-庞蒂。2013 年他谈技术与自我，说“法国哲学有很大启发”，举的例子是“我左手握着右手”，却没有点名是哪一位法国哲学家⁠²⁴。2024 年他主张“重新发现身体、位置和生态”，文中也没有出现梅洛-庞蒂的名字⁠¹⁴。胡翌霖在《媒介史强纲领》里说，比起胡塞尔，麦克卢汉的思路更接近海德格尔、萨特、梅洛-庞蒂等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家⁠²⁵。所以，与其说梅洛-庞蒂是吴国盛的前辈，不如说他是吴门的一笔思想资源：学生们从他那里借来身体、空间和肉身，再带回科学史、技术哲学和中医的问题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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