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种文化之间架桥

1884 年 8 月 31 日，萨顿生于比利时根特⁠²。1902 年他进根特大学读哲学，觉得不合志趣，中途离开；1904 年回校改读自然科学，1908 年获得比利时四所大学联合颁发的化学金奖⁠³。1911 年，他以一篇讨论牛顿力学原理的论文（Les principes de la mécanique de Newton）获得博士学位，第二年就在根特附近的翁德尔赫姆创办了《伊西斯》⁠²。1914 年 8 月德军入侵比利时，《伊西斯》被迫中断，直到 1919 年才恢复⁠⁴；萨顿经荷兰到了伦敦，1915 年又去了美国⁠³。那年 1 月，哥伦比亚大学的数学史家史密斯（David Eugene Smith）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写信，称赞这位比利时学者在国土被占时仍想办法出刊，呼吁同行预订，订费由他代收⁠⁵。

到了美国，他一边讲课一边找生计：1916–1918 年在哈佛先后讲哲学和科学史；1919 年，几经请求，卡内基华盛顿研究院第二任院长伍德沃德（Robert S. Woodward）聘他为科学史研究员，这份聘约一直延续到 1948 年⁠³。二十多年后，他把《科学史导论》第三卷题献给伍德沃德，称他为“本书的主要赞助人”⁠⁶。1920 年起，他在哈佛当不领薪水的讲师，为的是保住怀德纳图书馆里的工作室；1940 年才成为哈佛的科学史教授，1951 年退休，1956 年 3 月 22 日在马萨诸塞州剑桥去世⁠³⁠¹。从根特到哈佛，他用三十年把一门“个人的构想”变成了有刊物、有学会、有学位的学科；“个人的构想”，是他引用的法国前辈塔纳里在 1904 年对科学史的描述⁠⁷。

《伊西斯》第一卷标着“1913”，扉页上写的是“科学史与科学组织评论，乔治·萨顿出版”，编辑部就设在翁德尔赫姆⁠⁴。扉页下方列着赞助委员会的 34 个名字：瑞典的阿伦尼乌斯，法国的涂尔干，德国的奥斯特瓦尔德，英国的拉姆齐，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勒布，加尔各答的化学家雷，还有刚刚去世、名字后面加了十字的庞加莱⁠⁴。化学家、社会学家、医学史家、数学史家并排出现，正是萨顿想要的学科样貌。第一期开篇是他自己写的长文《科学史》，第一句就把刊物和学科绑在一起：这份刊物“立志汇集有关科学史的研究，并交付批评”，它注定要成为“这门新学科”的喉舌⁠⁴。

刊物最独特的部分是批判书目。按加菲尔德（Eugene Garfield）的记述，萨顿主编《伊西斯》四十年，一直亲自编纂这份书目，好让学者知道这门学科有哪些文献，也给纠错留出地方⁠²；中译本的作者简介说，他一共编了 79 份⁠⁸。1924 年科学史学会成立，把《伊西斯》接为会刊，可学会直到 1940 年才全部承担刊物的开销，此前每年的亏空都由没有私人收入的萨顿自己填补⁠²。1936 年，他又创办《奥西里斯》（Osiris），专登篇幅长的专题研究⁠³。1955 年，科学史学会开始颁发萨顿奖章，第一位得主就是他本人，后来的得主有柯瓦雷（1961）、李约瑟（1968）、科恩（1974）、库恩（1982）⁠⁹。吴国盛 2014 年在博客上抄录历年获奖名单，称它是“国际科学史界最高奖”⁠¹⁰。

萨顿心里的对手，是“旧人文主义”。他在《科学史导论》第三卷里写彼特拉克：中世纪的复兴大体是反文学的，作为反动，彼特拉克开启的意大利文艺复兴则倾向于反科学；彼特拉克是旧的、狭义的人文主义者，爱古典文学、节制与常识，却回避科学⁠⁶。他说自己正是为了对照这种旧人文主义，在 1918 年造了“新人文主义”一词，指一种在别的方面与旧人文主义相仿、却把科学包括进来的人文主义⁠⁶。那篇《新人文主义》发表在意大利的《科学》（Scientia）杂志上，开头一句就是古典教育与科学教育孰优孰劣的“老争论”⁠¹¹。

其实早在 1917 年 10 月写给美国《科学》（Science）杂志的信里，他已经在为“这种新人文主义”呼吁：科学在教育中的分量只会增加，但要稳妥，就得在科学和技术的学习中引入一点人文精神，也就是“一种本质上是历史的、无关功利的眼光”；科学与人文不该竞争，而应为“更多的知识、美与正义”合作⁠¹²。1931 年，这些主张写成了《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1936 年在哈佛的讲演里，他说史前学家和考古学家已在历史与科学之间架起一座桥，“我们科学史家”正在架另一座更坚实的桥，好跨过那道把文化劈成两半的鸿沟⁠⁷。二战之后，他的口气更急：“我们的技术专家正在安排一个没有人文学科的新世界，上面悬着几颗原子弹。”⁠⁶

这本书 1989 年由陈恒六等译成中文，收入华夏出版社的“二十世纪文库”，2007 年重印时署陈恒六、刘兵、仲维光译⁠¹³⁠⁸；刘兵后来写了《新人文主义的桥梁：解读萨顿〈科学的生命〉》⁠¹⁴。吴国盛 2017 年接受采访时说：“正如萨顿所说，科学史是科学与人文的桥梁学科，它生来就是为了弥补两种文化之分裂的，是为通识教育而生的。”⁠¹⁵也有人看出桥上的裂缝。2012 年刘兵与江晓原对谈时说，萨顿虽然强调新人文主义，但与斯诺（C. P. Snow）类似，“他其实偏重的仍在科学一方”⁠¹⁶。

《科学史导论》由卡内基华盛顿研究院出版：第一卷“从荷马到欧玛尔·海亚姆”1927 年问世，第二卷 1931 年，第三卷写 14 世纪，1947–1948 年分两册出版⁠¹⁷⁠³。全书按时间切块：第一章不定长，接下来三章各写一个世纪，其余三十章各写半个世纪⁠¹⁷。为什么是半个世纪？他说这“接近一个人智识生命的长度”；这种分法当然是人为的，可没有哪种“自然的”分法能同时适用于所有科学和所有民族，不如干脆选一种纯属约定、长短相等的切法，便于比较。生卒年不详的人，他按古人的办法，以 40 岁为一个人的盛年⁠¹⁷。

他要写的是“科学史”，不是各门科学历史的拼盘：这部历史“远不只是各门科学历史的算术和”，它还要说明每门科学与其他一切科学的关系；它也要普世，因为一个民族掉了队，总有另一个民族接过火炬⁠¹⁷。所以书里有阿拉伯、印度和中国的学者。张衡一条写他造了绕赤道面转动的天球，又带着问号说地动仪也归在他名下；沈括一条说，《梦溪笔谈》里有世上最早明确提到磁针、最早描述活字印刷的文字⁠¹⁷。吴国盛说，萨顿强调独立的科学史首先应当是通史，唯有“科学通史”才能起桥梁的作用⁠¹；他也指出，这部巨著只写到了 14 世纪⁠¹³。

萨顿原想一路写到当代。据科恩回忆，萨顿常对学生说，要是动笔时就知道写完 14 世纪那两册时所知道的那么多，他连这一步都走不到⁠²。一位老学生向他抱怨《导论》枯燥，远不如他的课生动，他答应“也许我能写出一本更让你喜欢的著作”⁠¹⁸，这就是后来的《科学史》：第一卷 1952 年出版，写希腊化时代的第二卷 1959 年在他身后出版，两卷都由鲁旭东译成中文⁠¹⁸⁠¹⁹。批评也来自吴门。胡翌霖在《过时的智慧》里说，萨顿“没有足够的编史学自觉，没有恰当的‘取舍’策略，结果就只能尽可能详尽地累积材料”⁠²⁰；刘兵则说，《导论》“更像是科学史料的汇集”⁠¹⁶。

《科学史导论》第一卷的导论里有一段比较东方与西方的文字。萨顿说，12 世纪以前，穆斯林“走在人类的前列”；此后领先地位逐渐转到拉丁世界，到 16 世纪以后，西方科学加速，东方停滞不前；如果能写过 16 世纪，他就不再写东方，只写西方⁠¹⁷。原因何在？东西方都经受过经院哲学的考验，西方找到了“解药，唯一的解药，实验方法”，东方没有找到。至于东方为什么没有找到，他说“这个问题无法回答”：历史学家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析人们的行动，却不能解释它们⁠¹⁷。

这段话前面是一个更强硬的判断：科学的进步“绝对依赖于”摆脱一切非科学的问题，尤其依赖于世俗化；科学与宗教在最好的状态下并无冲突，但应当分开，任何一方想让另一方屈从，都是对两者的威胁⁠¹⁷。后面一段又补充说：人类智识上的大分野不在地理或种族，而在懂不懂、用不用实验方法；日本正在“成为西方的一部分”，一些宁愿争辩也不做实验的欧洲国家反倒“东方化”了，他解释说，就是“僵住了”⁠¹⁷。

今天读来，这些话的欧洲中心色彩一目了然；可他提出的那个问题，后来以“李约瑟问题”的形式被一代代学者追问。2023 年 8 月，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的博士生高旭东在第 16 届国际东亚科学史会议上，报告了萨顿对京都大学天文学家新城新藏所编《科学的日本》（1926–1928）的评论，认为萨顿一面把东西方、传统与现代科学“分裂”开来，一面又希望在“太平洋时代”借科学与科学史重建东西方文明的对话⁠²¹。

1936 年，萨顿在哈佛开科学史研讨班，就职讲演开头说，他有幸开启的不只是这个研讨班，还有哈佛大学对科学史的科学研究⁠⁷。他把自己 1913 年以来反复发表的看法重述为“定义”“定理”和“推论”：科学是系统化的实证知识，或不同时代、不同地方被当作这种知识的东西；获取并系统化实证知识，是人类唯一真正累积、真正进步的活动；所以科学史是唯一能显示人类进步的历史⁠⁷。同样的话，1927 年《导论》第一卷开篇就已写下⁠¹⁷。他说，第一个把科学史设想为独立学科的是孔德，最配称“我们这门学问之父”的是塔纳里（Paul Tannery）⁠⁷。他并不天真。同一篇讲演提醒，不要被“进步”这个口号晃花了眼：仁爱和对美的爱至少同样珍贵，只是不进步⁠⁷。《导论》也说，要公正地研究古人，就不能拿我们对“实证”的定义去衡量，而要用他们自己的定义⁠¹⁷。他把知识比作一棵树：最新的成果是树上的新果子，可解一时之需，“要紧的是树”⁠⁷。

吴门的批评集中在方法上。吴国盛在庆祝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 50 周年的文章里说，萨顿从一开始就主张学科的自主性，认为只有综合史才标志着科学史学科的出现⁠¹³；早在 1994 年为《科学思想史指南》写的编者前言里，他就说萨顿的编史方法并不新，承袭的是孔德的实证主义传统，“实践证明也不是十分有效的”，开现代科学史编史纲领之先河的是柯瓦雷⁠²²。胡翌霖认为，萨顿推动了科学史在建制上的独立，研究方式和视角却“并没有跳出之前的实证主义框架”⁠²⁰。2023 年 3 月的一次系学术例会上，讨论到英国科学哲学家张夏硕（Hasok Chang）的“补充科学”，据系年鉴记载，吴国盛说张夏硕像是萨顿的修正版，研究的不限于今天看来正确、主流的知识⁠²¹。

1917 年 3 月，萨顿在《科学》杂志上呼吁建立一个“科学史与文明研究所”；10 月他又写信解释，研究所要把历史学家、科学家和哲学家的眼光结合起来，最好与一座大博物馆联手，将来再建一座像巴黎国立工艺学院或慕尼黑德意志博物馆那样的科学博物馆也会容易些⁠¹²。他感叹，美国有成百上千的学者靠教通史、艺术史、文学史、宗教史谋生，却“还没有一个专门研究科学史的教席”⁠¹²。这个教席等了二十多年。1936 年，化学家出身的哈佛校长科南特创办科学史博士计划，萨顿任导师；1940 年，科南特为他设立了教授席位⁠¹。

他指导到毕业的博士只有两位，萨伊勒（Aydın Sayılı）和科恩，也是美国最早的两位科学史博士⁠³；科恩 1947 年获学位，后来接替他主编《伊西斯》⁠²³。社会学家默顿的博士论文委员会里也有萨顿，那篇论文 1938 年登在《奥西里斯》上，默顿晚年写回忆，自称萨顿“不守规矩的学徒”⁠²⁴。吴国盛从这段历史里读出：科学史本是“为通识教育而生”的，科南特请萨顿的博士生科恩协调科学史课程，其中一门由科南特和库恩合开⁠¹。萨顿自己在 1954 年圣诞节为讲演集重印本写的序言说得更直白：在一个由科学方法和发明主宰的世界里，科学史应当是高等教育的拱心石⁠⁷。

萨顿把孔德、塔纳里奉为先驱，1917 年的信里又举迪昂和马赫为例，说明科学需要对自身的基础不断作历史的批判⁠⁷⁠¹²。他身后的科学史，一面沿着他打下的建制往前走，一面离开了他的纲领：萨顿奖章 1961 年授给柯瓦雷，1982 年授给库恩⁠⁹。李约瑟 1928 年就在《伊西斯》上替他补过《导论》第一卷的一处遗漏，1968 年也得了这枚奖章⁠⁶⁠⁹。中国读者认识萨顿，靠的是一批译者：刘珺珺译《科学的生命》（1987），陈恒六等译《科学史和新人文主义》（1989），鲁旭东译两卷《科学史》（2010、2012）；2007 年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把几种译本和刘兵的研究合成“萨顿科学史丛书”，又新译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科学观》⁠⁸⁠¹⁸。

吴门对萨顿又承又批。吴国盛借他讲科学史“为通识教育而生”，又借柯瓦雷补他的不足⁠¹⁠²²。胡翌霖 2007 年在博客里写道，萨顿等科学史家毕生呼吁在各高校建设科学史专业和公共课程，“这种课程对于科学与人文的交流和融通是大有意义的”⁠²⁵，后来又批评萨顿缺少取舍⁠²⁰。蒋澈 2016 年的博物学编史学综述，把萨顿列为“文艺复兴博物学阻碍了科学革命”一说的代表⁠²⁶。2024 年 5 月 16 日，清华科学史系把七周年系庆和“萨顿诞辰 140 周年”纪念论坛放在同一天，已经退休的刘兵作了题为“萨顿在中国”的报告，韩启德在上半场致辞⁠²⁷。

相关的学术名片前辈迪昂、后学科南特、后学柯瓦雷、后学库恩、后学李约瑟、后学刘兵、后学江晓原、后学吴国盛、后学胡翌霖、后学蒋澈、后学韩启德。另见吴门 · 雅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