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生命之外的方式延续生命

1952 年 4 月 1 日，斯蒂格勒生于巴黎南郊的维勒邦-絮尔-伊韦特，在北郊的萨塞勒长大⁠¹⁠²。十六岁时他已是激进的共产党员，1968 年五月风暴前后辍学，1976 年退党⁠³⁠¹。此后他种过地、打过零工，在图卢兹开过一家爵士酒吧，常来的客人里有哲学家格拉内尔（Gérard Granel）⁠²⁠³。1978 年，他因持械抢劫银行被捕，到 1983 年获释，先后关在图卢兹的圣米歇尔监狱和米雷的看守所⁠²⁠⁴。据他自述，二十六岁之前他从没做过哲学，连高中都没读完⁠⁵。据他回忆，在单人牢房里，他上午读一首马拉美的诗，再读胡塞尔的《逻辑研究》，晚上读普鲁斯特；他通过函授在图卢兹大学学哲学，格拉内尔给他送书、远程指点⁠¹⁠⁴。这段经历，他直到 2003 年才在《付诸行动》（Passer à l'acte）一书中公开⁠²⁠³。

1983 年出狱后，他带着格拉内尔的推荐信去巴黎见德里达，在新成立的国际哲学学院开研讨课，1984 年起任该院研究计划主任⁠¹⁠²。1987 年，他在蓬皮杜中心策划展览《未来的记忆》；1988 年起任教于贡比涅技术大学，1993 年在那里创建研究室⁠²。同年，他在德里达指导下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完成博士论文《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次年作为《技术与时间》第一卷出版⁠²⁠³。此后他任法国国家视听研究院副院长（1996–1999）、声学与音乐研究与协调研究所所长（2002–2005），2006 年 1 月起任蓬皮杜中心文化发展部主任，同年 4 月在中心内创办研究与创新学院，任院长直到去世⁠²⁠⁴。2005 年，他与同人发起协会 Ars Industrialis；2010 年，他在法国中部乡村埃皮讷伊勒弗勒里耶尔开办哲学学校 pharmakon.fr⁠²⁠⁴。2015–2019 年，他任中国美术学院特聘教授，几乎每年都到杭州和南京讲课⁠⁶⁠⁷。2020 年 8 月 5 日，他在埃皮讷伊勒弗勒里耶尔去世，终年 68 岁⁠¹⁠²。

柏拉图的《普罗塔哥拉篇》讲过一个神话：诸神用土和火造出各种生灵，让普罗米修斯和爱比米修斯兄弟给它们分配本领。爱比米修斯包揽了分配，给这个快、那个壮，给小的翅膀、给大的护身之物，轮到人时，本领已经分完了；人赤身裸体，没有窝巢，也没有防身的武器。普罗米修斯只好从赫淮斯托斯和雅典娜那里偷来技艺和火，送给人⁠⁸。在柏拉图笔下，这个故事由智者普罗塔哥拉讲出，原本是要说明人人都分有政治的美德。

《技术与时间》第一卷就以“爱比米修斯的过失”为副标题。斯蒂格勒把这个神话读成哲学的起点：人的起源是一种缺失，人没有先天的、固定的本性，要靠体外的工具、文字和器物才活得下去；中译本的内容简介把这两层意思概括为人的“缺陷存在”和“代具性”⁠⁹。由此，他反对卢梭笔下那个“完美的原始人”：在卢梭看来，科学、艺术和技术是后来加在质朴人性上的东西；在斯蒂格勒看来，并不存在一个先于技术的人性，人与技术同时开始⁠¹⁰。神话还有后半段：凡人有了技艺，却彼此伤害，宙斯只好派赫尔墨斯送来羞耻与正义。2017 年在南京讲课时，斯蒂格勒说，爱比米修斯的过失所揭示的是：凡人没有任何属性，每时每刻都必须一起决定自己的未来⁠⁷。没有天生的本领，所以人必须学习，也必须商议；技术的问题从一开始就是政治的问题。

吴国盛对这个神话的读法与此相近。他在《技术与人文》中写道：“艾比米修斯的过失使得人一无所长，这象征了人的‘无’本质”；普罗米修斯的盗火“则把人的本质构成与‘技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充分揭示了人与技术的这种关系”⁠⁸。胡翌霖在《技术哲学导论》里把同一个故事讲给学生，说斯蒂格勒与卢梭“正好相反”：卢梭以完美无缺的状态为人的起源，斯蒂格勒则认为恰恰“缺陷”才是人的本质⁠¹¹。

《技术与时间》第一卷的第一部分题为“人的发明”。这个标题有意含糊：是人发明了技术，还是技术发明了人？斯蒂格勒从法国史前学家勒鲁瓦-古兰（André Leroi-Gourhan）那里找答案。勒鲁瓦-古兰认为，直立行走解放了手，手又解放了脸，工具和语言一同向身体之外延伸，他称之为“外在化”。斯蒂格勒据此说，人和工具在同一个运动中互相发明；书中的小节题目，从“一切从脚开始”到“骨骼、工具和大脑”，就是沿着这条线排下来的⁠¹²。中译本里有一句话把意思说尽：“技术发明人，人也发明技术，二者互为主体与客体。”⁠¹⁰

他用“谁”和“什么”来说这件事：“谁”是能说“我”的人，“什么”是器物，二者分不出先后⁠⁵。一块燧石被打制成形，打制的手法就留在了石头上，后人捡起它，便能重新学会这套动作。在他看来，一般生物只有两种记忆，一种写在基因里，一种随个体的死亡而消失；人还有第三种，积存在器物里，可以代代相传⁠¹³。斯蒂格勒把这种记忆叫作“后种系生成”（épiphylogenèse）。2016 年在南京，他又换了一种说法：技术不是生命的对立面，而是生命的演化，是以生命之外的方式延续生命⁠⁷。由此，人一出生，世界就“已经在此”：语言、工具和城市都在他之前，等着他去继承⁠¹²。

吴门对这一思路最直接的推进来自胡翌霖。他 2021 年的论文《技术作为人的器官》从一个难题出发：生物进化里有随机的变异、实体性的基因和彼此独立的物种，这三点技术领域都不具备，主流的技术进化论只好回避这个冲突。他的办法是回到马克思和斯蒂格勒的“器官类比”，认为技术器物也是一种“遗传物质”，“学习是技术创造的条件，而技术物的外在化又恰是学习的条件”⁠¹⁴。他还说，“后种系生成”不妨叫作“后物种起源”：人同时有两种遗传，也就有两条进化史⁠¹⁰。

“现代技术飞速发展”是一句人人能懂的话，《技术与时间》第一卷却从这句话开始发问。据胡翌霖的书评所引，导论说现代技术的特殊性“从本质上来说就在于它的进化速度”，而速度首先是时间问题，“这就使我们不得不将技术问题和时间问题组合起来考察”；斯蒂格勒的结论是，与其说技术在时间中，不如说它构造时间⁠¹⁰。胡翌霖替读者把问题说白：说刘翔跑得快，是在跨栏的跑道上；说技术发展得快，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哪条跑道上，朝哪里跑⁠¹⁰？

斯蒂格勒借法国技术史家吉尔（Bertrand Gille）的“技术体系”概念回答：一个时代的技术彼此咬合成体系，有自己的演化趋势，它和经济、法律、教育等社会体系并不同步。工业时代的技术体系建立在科学和数学之上，变得越来越快，不断造成技术体系与社会体系之间的“失调”⁠⁷。第二卷《迷失方向》（1996）分析字母书写怎样精确地记下言语，使历史与几何成为可能，又分析“记忆的工业化”⁠¹⁵⁠¹⁶。2016 年在南京，他把眼下的局面称为“扰乱”：技术演化的速度被有意利用，用来制造法律和理论上的真空，也就是一种结构性的无知⁠⁷。

这个问题也接上了吴国盛的时间研究。他的《时间的观念》是一部时间观念的演化史，据商务印书馆 2019 年版的内容简介，书中也把对技术时代的理解放进时间的视域⁠¹⁷；2026 年出版的《技术哲学讲演录》增订版新增三讲，其中一讲的题目与斯蒂格勒的书名相同，也叫“技术与时间”，下设“时间作为存在论问题”“技术与时间的相互构成”等节⁠¹⁸。

胡塞尔分析时间意识，最常用的例子是听一段旋律：刚响过的音并没有消失，还“滞留”在当下，我们才听得出旋律，而不是一串孤立的音，这是第一持存；第二天想起这段旋律，是第二持存，也就是回忆。斯蒂格勒认为胡塞尔把两者分得太开：我们能把眼前的一串音听成一支曲子，正因为过去听过的曲子在参与挑选。胡翌霖转述他的批评：胡塞尔过早地“放弃了乐曲”，转而只分析单音，而“单音在乐曲中毫无意义”⁠¹⁹。

斯蒂格勒加上了第三种持存：乐谱、唱片、胶片和硬盘里的数据，是意识之外、可以反复播放的记忆。有了录音，人才能把同一段旋律听第二遍，而每一遍听到的都不一样，因为第二持存在挑选、在剪辑；没有哪种记录能保存全部，“任何回忆都是一种遗忘”⁠¹⁹。2017 年在南京，他这样定义：第三持存是对一种过去的铭写，此在没有亲历这段过去，它在此在之前就已积累起来，并作为世界积累起来⁠⁷。这个词的中译有两种：《南京课程》作“第三持存”，译林版《技术与时间》多用“滞留”，清华科学史系的讨论班上用的也是“第三滞留”⁠²⁰⁠¹⁶⁠²¹。

第三卷《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2001）有一章题为“意识犹如电影”⁠¹⁶。电影是一种“时间客体”，观众的意识随影片一起流逝；当电视和文化工业让千百万人在同一时刻看同一个节目，意识的时间也被工业同步了，“我”与“我们”都陷入不安。他还把这套分析推到文明比较上：希腊字母让希腊几何学走向必然的证明，中国的表意文字则让数学朝代数的方向发展⁠⁷。这与吴国盛“科学只独独地出现在古代希腊”的论断可以对读⁠²²：一个从自由的精神解释希腊科学，一个从书写的技术解释它。2022 年 12 月，清华科学史系学术例会上，一位硕士生报告“论斯蒂格勒的第三滞留对身体的忽视”，认为第三滞留解释不了肌肉记忆这类身体记忆，主张引入梅洛-庞蒂；吴国盛、胡翌霖和刘任翔追问了斯蒂格勒对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的理解等问题⁠²¹。

柏拉图《斐德罗篇》里，埃及神塞乌斯发明了文字，说它能增强记忆、使人聪明；国王塔姆斯却说，文字会让人依赖外在的符号，丢掉内在的记忆力⁠⁸。德里达在《柏拉图的药》里抓住了一个词：塞乌斯称文字为 pharmakon，这个希腊词同时是药和毒。斯蒂格勒把它推广到一切技术：每一种技术都既能养人，也能伤人。Ars Industrialis 的词汇表这样界定：药“既是使人得以照料的东西，也是必须加以照料的东西”⁠¹³。在他看来，数字技术也是这样一剂药：它像每一种新形式的第三持存一样，开启了药的一个新时代，如果不开出新的疗法，毒性就不可避免⁠⁷。

毒性的名字是“无产阶级化”。这个词借自马克思，斯蒂格勒取的是知识的丧失：19 世纪，机器夺走了工人的手艺；20 世纪，电视和营销夺走了消费者的生活之道；21 世纪，自动化开始夺走理论知识本身⁠⁷⁠¹。2004–2005 年的《象征的贫困》讨论文化工业怎样让大众失去参与象征生产的能力⁠²³⁠⁴；2005 年他与同人发起 Ars Industrialis，主张“精神技术的工业政治”，要让精神生活摆脱市场经济的单一要求⁠²；2010 年，他把这套思路称为技术的“药理学”⁠²。

这一层意思在吴门也有回响。吴国盛在《技术与人文》里同样读《斐德罗篇》，说“爱比米修斯的遗忘原则也是技术的原则”，技术“既使记忆成为可能，又导致记忆的丧失”⁠⁸。胡翌霖 2024 年为《技术与时间》修订合卷本写书评，借维纳来通俗地解说斯蒂格勒：效率至上的价值观把一切换算成可计算的成本和收益，人的记忆与知识却是异质的、多元的；他的结论是“记忆比功能更重要，丰富性比效率更重要”⁠²⁴。

2008 年，《连线》杂志主编安德森发表《理论的终结》，宣称海量数据让科学方法过时了。斯蒂格勒把这篇文章当作他所说的“普遍无产阶级化”的宣言：大数据以三分之二的光速实时处理，算法抢在人的思考与商议之前作出决定⁠⁷。2015 年出版的《自动社会》第一卷副题为“工作的未来”，同年他还出了一本访谈，题为《雇佣已死，工作万岁！》：自动化会让大量雇佣劳动消失，问题在于腾出来的时间交给谁⁠²。他的设想是“贡献收入”：不是无条件地发钱，而是让人把时间投入学习、义务工作和创造，作为对社会的贡献；许煜回忆，斯蒂格勒担心无条件的基本收入只会让人留在家里打游戏⁠²⁵。他在巴黎北郊的普莱恩公社推动了一场“贡献式经济”的试验，借数字平台激活当地四十万居民的社区生活和教育⁠¹。

2017 年 6 月在南京的讲演里，他预告 12 月要在蓬皮杜中心把人工智能当作“人工愚蠢”来分析，并说：人工的、自动化的愚蠢，是彻底计算化的资本主义这种“反知识型”的具体实现⁠²⁶。同年 5 月在巴黎，他主张计算技术永远不该短路人的商议过程，“换言之，它们永远不该让决策无产阶级化”⁠²⁶。2020 年 6 月，也就是去世前两个月，他主持的 Internation 集体出版《分岔》，呼吁把种种“自动性去自动化”，让人摆脱毫无意义的“狗屁工作”⁠¹⁠²。这些话后来由许煜接着讲。2026 年接受采访时，许煜说几年前他们就提出，要对抗的不是人工智能，而是正在蔓延的“人工愚蠢”，并引了斯蒂格勒常说的一句话：“我不是一个悲观主义者，也不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但我们必须去战斗。”⁠²⁵

《美诺篇》里有一个难题：一件东西你根本不知道是什么，又怎么去寻找它？就算碰上了，又怎么知道这就是你要找的？苏格拉底的回答是，学习就是回忆。斯蒂格勒说，试图回答这个诘难，本身就是哲学史一切思想、尤其是现代思想的动力，从康德开始，它被叫作先验性问题⁠²⁷。他自己的回答是：回忆（anamnesis）离不开辅助记忆的技术（hypomnesis）。没有文字、课本、仪器这些第三持存，前人的知识就无法被后人“内化”；Ars Industrialis 的词汇表说得更干脆：没有辅助记忆，就没有回忆⁠¹³。

所以学校和大学在他眼里是“器官”。2017 年他在南京大学讲课，从《美诺篇》一路讲到《斐德罗篇》，说以大学为传承与内化器官的那一整套真理的判准，眼下正经历巨变，甚至解体；他也说，教育不能满足于复制过去，而必须让过去个体化，也就是阐释它⁠⁷。这也是他自己的经历：他的哲学是在牢房里读出来的，出狱后，他在新成立的国际哲学学院开过研讨课；晚年他在乡间办学校，把课程录像放到网上，又在杭州和南京年年开课⁠²⁠⁶。

胡翌霖讲技术哲学，正是从这里入手。2018 年秋，他在清华开“技术哲学导论”，大纲第三讲题为“技术与人性的起源——先有人还是先有技术？”，指定读《技术与时间》第一卷；同年 12 月的系讨论班上，一位博士生借斯蒂格勒的“义肢”谈赛博格，胡翌霖批评他把卢梭当成了斯蒂格勒的盟友，吴国盛则提醒，用斯蒂格勒作思想资源，“应该把他放在前面，而且尽量少引”⁠²⁸。这门课后来整理成《技术哲学导论》（2021），第一章从美诺诘难讲起，引了斯蒂格勒上面那段话，经柏拉图的回忆说、康德的三重综合和胡塞尔的两种滞留，落到“记忆容器”：哪怕一把锤子，也用自己的形状记下了抓握与锤打的手法⁠²⁷。

斯蒂格勒的老师是德里达。1983 年，格拉内尔把他推荐给德里达；十年后，他在德里达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1996 年，两人出版了关于电视的对谈录《电视回声》⁠¹⁠²。德里达对文字、延异和增补的分析，被他改造成一套关于技术与记忆的哲学。他的思想资源还有胡塞尔的时间意识现象学、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以及勒鲁瓦-古兰、西蒙东和吉尔的技术进化理论⁠⁹。孟强指出，斯蒂格勒在《技术与时间》第一卷里明说，自己与《存在与时间》的关键分歧在于“谁”与“什么”的关系；他的核心主张是“什么”构成“谁”⁠⁵。

他的学生里，与中国关系最深的是许煜。许煜在伦敦金匠学院随他完成博士论文，在蓬皮杜中心的研究与创新学院工作过，2015 年起每年春天与他一起在杭州授课；许煜译出他的《意外地哲学思考》，并与陆兴华合译他在中国美术学院的讲座集《人类纪里的艺术》⁠⁶⁠²⁹⁠³⁰。2017 年在南京，斯蒂格勒向学生推荐许煜的《论中国的技术问题》，说中国在这段历史中的位置，是许煜在新书里开始打开的讨论⁠⁷。学生并不全盘接受老师：许煜说，斯蒂格勒以普罗米修斯为技术的来源，是在欧洲的学术源流里论述，中国人若跟着说技术起源于普罗米修斯，“那就好笑了”⁠³¹。2024 年 11 月，许煜在清华科史哲讲座的下午场讲“斯蒂格勒、柏拉图与秘法学”，由吴国盛主持⁠³²。

在吴门，斯蒂格勒是被读、被教，也被追问的前辈。吴国盛 2008 年编《技术哲学经典读本》，把《技术与时间》排在“哲学—现象学批判传统”一编的末篇，2022 年增订为《技术哲学经典文本》⁠³³⁠³⁴；他借斯蒂格勒讲人的“无”本质⁠⁸，2026 年增订的《技术哲学讲演录》也新增了题为“技术与时间”的一讲⁠¹⁸。胡翌霖说斯蒂格勒是 20 世纪末到 21 世纪初最重要的技术哲学家之一，“在我看来甚至可以去掉‘技术’与‘之一’两个词”⁠²⁴；他借斯蒂格勒论证“媒介史作为先验哲学”，也把斯蒂格勒的书放进本科课堂⁠¹⁹⁠³⁴。两人取用的侧面不同：吴国盛看重人的“无”本质，胡翌霖看重外在记忆与媒介，二者都从斯蒂格勒的“缺陷”说出发。

相关的学术名片前辈胡塞尔、前辈海德格尔、学生许煜、后学吴国盛、后学胡翌霖。另见吴门 · 雅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