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是一张舒适的吊床

1894 年 11 月 26 日，维纳生于美国密苏里州的哥伦比亚⁠¹。父亲列奥·维纳是哈佛大学的斯拉夫语言学者，亲自教他读书；维纳把《人有人的用处》献给父亲，称他是“我最亲近的导师，也是最亲爱的对手”⁠¹⁠²。他 11 岁进塔夫茨学院，14 岁毕业，先在哈佛读动物学研究生，又到康奈尔读哲学，18 岁以一篇数理逻辑论文获哈佛博士学位⁠¹。随后他到剑桥随罗素学习，罗素劝他多学数学，他便去听哈代的课；1914 年又到哥廷根跟希尔伯特、兰道学数学，还旁听了胡塞尔讲康德的课和现象学研讨班，只是德语不够，这些课“没给我留下什么印象”⁠¹⁠³。

一战期间，他在阿伯丁试验场做弹道计算；1919 年，经哈佛数学家奥斯古德引荐，他得到麻省理工学院数学讲师的职位⁠¹⁠³。他从布朗运动做起，一路做到广义调和分析和陶伯定理，1933 年获美国数学会的博谢奖⁠¹。1934–1935 学年，他收到清华大学的邀请，去讲一年数学和电机工程。邀请以校方名义发出，维纳记作“梅校长”和“顾院长”；他知道背后推动的是李郁荣，他在麻省理工的中国学生和合作者，此时已是清华的电机工程教授⁠³。

1935 年夏天，维纳经日本到了北平。在清华，他和李郁荣想沿着布什的路子造一台模拟计算机，只是把机械轴和积分器换成高速的电路。实验没有成功。他后来检讨：他们缺少对一种装置的透彻理解，这种装置把一部分输出送回开头，作为新的输入，“我们今后称之为反馈机制”；反馈太强，机器就会振荡，无法回到平衡，“我本该从一开始就攻这个问题”⁠³。回望这一年，他写道：如果要在生涯里挑一个分界点，把科学上的学徒期与某种程度上独当一面分开，“我会挑 1935 年，我的中国之行那一年”⁠³。

二战爆发后，维纳想为战事出力，最后选中了防空火力控制。他在自传里说，打飞机不像往要塞里吊迫击炮弹，而像打飞着的野鸭，你朝看见鸭子的地方开枪，子弹到时，鸟早已飞到前面去了；所以必须根据飞机过去的位置，预测它将来的位置⁠³。他把自己的预测设想交给麻省理工负责布什计算机的考德威尔，考德威尔立刻给它定了密级，“从此我不能再跟想谈的人自由地谈这些想法”。预测理论随后成为政府项目，年轻工程师毕格罗被派来做他的搭档⁠³。这套预测理论战时作为机密报告交给美国国防研究委员会，1949 年才以《平稳时间序列的外推、内插与平滑》为题公开出版⁠⁴。

飞机背后是人：驾驶员会做规避动作，炮手也嵌在火控系统之中。《控制论》导言回顾说，这是他第二次研究一种用来“篡夺人的特定功能”的机电系统，第一次是执行复杂的计算，这一次是预测未来⁠⁵。1943 年 1 月，生理学家罗森布卢斯、维纳和毕格罗在《科学哲学》上发表《行为、目的与目的论》，提出“一切有目的的行为，都可以看作需要负反馈”：要达到目标，就得有来自目标的信号来引导行为⁠⁶。文中举了小脑病人的例子：端一杯水往嘴边送，手越接近嘴抖得越厉害，水洒了，目的落空，就像反馈阻尼不足的机器一再过冲，终于错过目标⁠⁶。

原子弹投下后，维纳经历了一场“很深的灵魂拷问”。他没有参与原子弹，却明白自己的预测与计算机研究通向自动工厂，其社会后果“行善与作恶的可能都极大”⁠³。战时，科学家自愿接受了保密；他原以为战后能回到“国内与国际间自由交流的精神，那是科学的生命所在”，却发现自己从此要做秘密的看守人，在猜疑的气氛里做研究。他还担心，公众对原子弹的负罪感要找替罪羊，而科学家正是现成的替罪羊⁠³。

后来，一位同事为军事用途向他索取新近研究的资料，他回信说，不能确定这些工作该不该交给对方，乃至该不该公之于众，因为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应当参与把新想法用到可控导弹之类的东西上⁠³。在另一位同事建议下，他把这封信寄给了《大西洋月刊》，1947 年 1 月以《一位科学家的反叛》为题刊出⁠⁷。不久，他请求退出哈佛与海军合办的一次计算机会议，组织者艾肯只是在印好的节目单上把他的名字划掉；记者追问此事是否与那封信有关，他说是⁠³。

他也想过干脆把自己的想法压下来，最后断定这些想法“属于时代，而不属于我自己”，压是压不住的，于是决定从最大限度的保密转向最大限度的公开⁠³。1950 年的《人有人的用处》专设一章谈通信与保密，把冷战中的保密狂热比作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他说，科学家本该越过学科边界吸收邻人的想法，而不是像哨兵那样走到岗哨尽头就向后转；公众要求一切可能涉及军事用途的科学都要保密，这种要求“不过是一个患病的文明不想知道自己病情进展的愿望”⁠²。

1948 年，维纳出版《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导言说，他和罗森布卢斯身边的科学家早已意识到，通信、控制和统计力学的问题，无论在机器里还是在活组织里，本是一体，却没有统一的名字，只好造一个新希腊词，取自 κυβερνήτης，意思是舵手⁠⁵。他特意提到，第一篇讨论反馈机制的重要文章，是麦克斯韦 1868 年论“调速器”的论文，而 governor 一词正是这个希腊词经拉丁文讹变而来；船上的操舵机，也是最早、最成熟的反馈装置之一⁠⁵。

调速器的道理，一百多年前的科普书就讲清楚了：转速一快，飞球张开，节流阀关小；转速一慢，飞球垂下，阀门开大。它“并不保持匀速，而是在速度受扰之后把它恢复过来”，并且会矫枉过正，来回几次才稳住⁠⁸。维纳要说的是，动物的随意运动、神经系统乃至社会，都可以用这种“看着偏差不断修正”的语言来描述。《控制论》第一章题为“牛顿时间与柏格森时间”；第五章断言：“信息就是信息，不是物质，也不是能量。不承认这一点的唯物主义，今天是活不下去的。”⁠⁵

导言末尾，他写下了不安：参与开创这门新科学的人，处境“至少可以说不太舒服”，因为它包含的技术有行善与作恶的巨大可能，而他们只能把它交给身边现存的世界，“这是贝尔森和广岛的世界”。他能做的，只是让更多公众了解这项工作的走向，把个人精力放在离战争和剥削最远的生理学、心理学上；至于这门学问带来的益处能否抵过它对权力集中的助长，“我写于 1947 年，不得不说，希望非常渺茫”⁠⁵。数学家弗赖登塔尔后来批评这本书组织混乱、错漏百出，却也承认它让反馈、信息、稳定、稳态这套说法流行开来⁠¹。

《控制论》的数学让许多读者望而却步，朋友们劝维纳给普通人写一本，于是有了 1950 年的《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1954 年又出修订版⁠²⁠⁹。书名是个双关。第一章说，法西斯分子、商界强人、政府里的强人，都偏爱一切命令自上而下、从不回传的组织，把下属降格为执行器官；他要用这本书“抗议这种不把人当人的用法”。在他看来，对人要求得少于、看待得低于其完整身份，就是贬低和浪费：把人锁在桨上当动力是贬低，把他派去做只用得上百万分之一脑力的重复工作，几乎是同样的贬低⁠²。

第三章拿蚂蚁作对照。蚁群里有专门的兵蚁，有专职的王和后；人若以此为样板，就是一个法西斯国家：统治者永远统治，士兵永远当兵，农民永远只是农民⁠²。维纳认为这是对蚂蚁和人的双重误解：蚂蚁的本事生来注定，人却要用将近半生去学习，“人类社会以学习为基础，就像蚂蚁社会以遗传模式为基础一样自然”，而学习本质上是一种反馈⁠²。把人限制在蚂蚁的职能上，“他连一只好蚂蚁都做不成，更不用说做一个好人”⁠²。

中译本由陈步译出，1978 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2010 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再版⁠¹⁰⁠¹¹。高山科学促进中心组织、吴国盛作为发起人主持的公益项目“高山科学经典”，2022 年 4 月发布书目，每周请一位科学家导读一部经典⁠¹²⁠¹³；第 14 期由郭毅可导读这本书⁠¹⁴。据胡翌霖 2023 年整理发布的导读稿，吴国盛在那次导读后提议把书名改译为《把人当人》，理由是原译名让人看不出书在讲什么⁠¹⁵。胡翌霖觉得这个译名“虽然有点意译”，却更抓得住全书：不要把人当社畜、螺丝钉、耗材，也不要把人当成只执行指令的元件⁠¹⁵。

维纳最早的社会警告写在《控制论》导言里。他说，第一次工业革命让人的手臂在机器面前贬值，没有哪种工钱能低到让挖土工与蒸汽挖掘机竞争；新的工业革命必将让人脑贬值，至少是它较简单、较常规的判断，到那时，资质平平的人将没有任何值得别人花钱去买的东西可卖⁠⁵。答案只能是“建立一个以买卖之外的人的价值为基础的社会”。他为此去找过工会，却发现工会干部只熟悉工资和劳动条件的谈判，接不住这样的问题⁠⁵⁠³。

《人有人的用处》说得更直白：自动机器不管有没有感情，在经济上恰好等于奴隶劳动，与之竞争的劳动只能接受奴隶劳动的经济条件，由此造成的失业会让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像个愉快的玩笑”；而工业传统从不禁止实业家赚一笔快钱，在崩盘前脱身⁠²。新的工业革命是一把双刃剑，若照旧崇拜进步、奉行“剥削的自由”，几乎注定要面对十年以上的破败与绝望⁠²。在他看来，信息和熵都不守恒，“同样不适合做商品”⁠²。

七十多年后，胡翌霖讲 AI 与失业时重提维纳的预言：“人脑的贬值”并没有落空，只是来得太早，直到这两年才初露端倪⁠¹⁶。2024 年 1 月，他在清华科学史系学术例会上报告“按乐分配”，借维纳说人不是可替换的齿轮，而是能无限学习的学习者，并批评关于人工智能的加速主义和对齐主义都把机器当成了新的奴隶⁠¹⁷。2026 年 3 月的长文《按乐分配》，引的仍是维纳那两句话：要建立以人的价值而不是以买卖为基础的社会；信息不守恒，不适于作为商品⁠¹⁸。

1960 年，维纳在《科学》杂志上批驳一种流行看法：机器里出来的东西，不会多于放进去的东西。他的论点是，机器能够、而且确实超越其设计者的某些局限，因而可能既有效又危险；机器动作太快，人的理解跟不上，等明白过来往往为时已晚⁠¹⁹。他讲魔法师的学徒、讲《猴爪》，说魔法只会按字面执行，所以“我们最好确信，放进机器的目的确实是我们真正想要的目的，而不只是它的一个花哨的仿制品”⁠¹⁹。

他把 1962 年在耶鲁大学和巴黎附近罗亚蒙所讲的内容改写成书，1964 年出版《上帝与傀儡公司：评控制论与宗教相交的几个问题》⁠²⁰。他不谈科学与宗教的全局，只挑三处交界：会学习的机器，会复制自身的机器，人与机器结成的系统⁠²⁰。IBM 的塞缪尔写出了能从经验中改进棋艺的跳棋程序；维纳由此追问，《约伯记》和《失乐园》里魔鬼与上帝下棋，造物能与造物主真正对局吗？发明会下棋的机器的人，已经把一个有限造物主的角色揽到了自己身上⁠²⁰。

两百年前，谁声称造出会学下棋、会自我繁殖的机器，准会被宗教裁判所当作巫师；如今，用自动化的魔力谋私利、放出核战争的恐怖，便是现代的“买卖圣职”与巫术⁠²⁰。他尤其警惕“装置崇拜者”：嫌人不可靠、不可预测，乐于把人的职能交给机器，好把危险决定的责任推给运气、推给不容质疑的上级，或推给一台“被推定为客观”的机器；艾希曼就是这样为自己辩护的⁠²⁰。他的主张是“把人的归还给人，把计算机的归还给计算机”；未来是一场对抗自身智力局限的艰苦斗争，不是一张舒适的吊床，让我们躺下等机器人奴隶伺候⁠²⁰。1964 年 3 月 18 日，维纳在斯德哥尔摩去世⁠¹。

维纳说，如果要在数学训练上认一个人为师，那就是哈代；罗素把他引向数学，哥廷根让他明白，数学不只是在书房里做的学问，还要讨论、要与它一起生活⁠¹⁠³。罗森布卢斯、毕格罗与他一起把“目的”说成负反馈⁠⁶；李郁荣把他请到清华，两人在那里试造电子模拟计算机⁠³。1943–1944 年冬，他和冯·诺伊曼在普林斯顿召集工程师、生理学家和数学家开会；1946 年春，麦卡洛克与梅西基金会商定举办一系列专谈反馈的会议⁠⁵。

他与吴国盛的联系是间接的，有三条线。第一条是清华：维纳 1935–1936 年在清华讲学，八十多年后，吴国盛在这里创办科学史系；2024 年 11 月，吴国盛主持清华科史哲讲座，请许煜讲“西蒙东、康德与控制论”，讲座讨论了《控制论》第一章的牛顿时间与柏格森时间⁠²¹。第二条是“高山科学经典”和那个译名《把人当人》⁠¹⁴⁠¹⁵。第三条是胡翌霖：2023 年 4 月，他在媒介域联盟的“万物·媒介”读书会导读《人有人的用处》；讲 AI、失业和“按乐分配”时，他也一再引维纳为同道⁠¹⁵⁠²²⁠¹⁷。

吴门的读法也有保留。那次读书会上，主持人吴璟薇转述一种批评：维纳有些论断比较机械；胡翌霖承认这一批评合理：维纳原则上仍认为人可以被数字化、被复制，只是他强调人是流动的数据，不是静态的数据⁠¹⁵。胡翌霖替维纳辩护的理由是：维纳说的机器不是牛顿式的决定论机器，而是会学习、会成长的机器；把人看成机器无妨，要紧的是别把人看成不学习、不负责的元件⁠¹⁵。他也提醒，《控制论》首先是一部数学和工程著作，他着重讲哲学，只是取了其中一面⁠¹⁵。

相关的学术名片前辈胡塞尔、后学吴国盛、后学胡翌霖、后学许煜。另见吴门 · 雅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