处处留心即学问

1927 年 6 月 9 日，席泽宗生于山西垣曲⁠²。据他晚年口述自传的章目，少年时代赶上抗战，他经历过逃难，冒险穿过日军的封锁线，投考国立七中，后来进了西北师范学院附中⁠⁵。高中时读到的科普书《宇宙丛谈》把他引向天文学；1948 年，还是中山大学天文系一年级学生的他，就在广州《建国日报》上发表了《日食观测简史》⁠⁶。1951 年毕业后，他到中国科学院编译局工作；按同事陈久金的说法，他 1954 年转到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专职研究天文学史⁠⁵⁠⁷。

1957 年 1 月 1 日，经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创议，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室成立，李俨任首任主任，这是中国第一个综合性的科技史专门研究机构⁠⁸。席泽宗参与起草了《中国自然科学与技术史研究工作十二年远景规划》，此后一直在研究室工作，1975 年研究室扩建为自然科学史研究所⁠⁶⁠⁸。1983–1988 年，他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所长；1991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1993 年当选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院士；1994–2004 年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⁵。

晚年他承担了三项国家级项目：夏商周断代工程的天文课题、《清史·天文历法志》的撰修和《中华大典》自然科学各典的编纂；据陈久金说，后两项他都没能看到完成⁠⁷。2000 年，他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他主编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科学思想卷》2007 年获郭沫若中国历史学奖二等奖⁠⁵⁠⁷。2007 年，北京天文台施密特 CCD 小行星项目 1997 年在兴隆发现的第 85472 号小行星，被命名为“席泽宗星”，命名说明特别提到 1955 年的《古新星新表》⁠⁹。江晓原记得，命名仪式 2007 年 8 月 17 日在北京举行，八十岁的老师精神矍铄，还作了一场很有趣的演讲⁠¹。2008 年 12 月 27 日，席泽宗在北京去世⁠²。

20 世纪 40 年代初，天文学家证认出金牛座的蟹状星云是 1054 年超新星爆发的遗迹；1949 年又发现它是很强的射电源，不久，1572 年和 1604 年超新星的遗迹也被发现是射电源。超新星爆发会不会形成射电源？这类天象极为罕见，要检验，只能借助古代长期积累的记录⁠¹。据李约瑟记载，1953 年苏联科学院请中国天文学家承担这项整理工作⁠¹⁰。从 1954 年起，席泽宗接连发表讨论古代新星记录与射电源关系的论文，1955 年发表《古新星新表》，考订了从殷代到 1700 年的 90 次新星和超新星记录⁠¹。

1054 年的那一条见于《宋史》：至和元年五月己丑，客星“出天关东南可数寸，岁余稍没”⁠¹¹。新表很快被译成俄文和英文；竺可桢把它和《中国地震资料年表》并列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科学史研究的两项重要成果⁠¹。1959 年，李约瑟在《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三卷里写道，席泽宗的新表已经取代了此前的各种表⁠¹⁰。1965 年，他与薄树人合作，补入朝鲜和日本的史料，定出鉴别新星记录的七项依据和区分新星与超新星的两项标准；次年，美国《科学》杂志全文译载，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又出了单行本⁠¹⁠¹²。

此后半个世纪，讨论射电源、脉冲星、中子星的天文学家常引这两篇文章。1977 年，《中国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英文版主编江涛在美国《天空与望远镜》上说，对西方科学家而言，《天文学报》上最为人知的两篇论文，可能就是席泽宗 1955 年和 1965 年关于中国超新星记录的文章⁠¹。古代记录并非处处吻合：“东南可数寸”与蟹状星云在天关星西北的实际位置方向相反，薄树人后来以《宋会要》中“客星不犯毕”的记载，论证“东南”之说有误⁠⁷。1981 年在日本讲学时，席泽宗说：“历史上的东方文明决不是只能陈列于博物馆之中，它在现代科学的发展中正在起着并且继续起着重要的作用。”⁠¹

唐代的《开元占经》引过一条战国时甘德的记录：“单阏之岁，摄提格在卯，岁星在子，与虚、危晨出夕入，其状甚大有光，若有小赤星附于其侧，是谓同盟。”⁠¹³ 岁星就是木星；这条记录说它“甚大有光”，旁边似乎附着一颗发红的小星。1957 年，席泽宗就注意到这条史料，怀疑甘德也许已经看见了木星的卫星。这条史料许多人都知道，可伽利略 1610 年用望远镜发现木卫以后，认为木卫只能用望远镜才看得到的说法深入人心，人们对这条史料大都轻易放过⁠¹⁠¹⁴。

多年以后，他在法国天文学家弗拉马利翁（Camille Flammarion）的著作里读到木卫可用肉眼看见的主张，又在德国学者洪堡的记述里找到肉眼看见木卫的实例，这才想起甘德的记载，着手研究。经过考证和推算，他认定甘德所记是公元前 364 年夏天的天象，比伽利略早了将近两千年⁠¹。1981 年，两千多字的短文《伽利略前二千年甘德对木卫的发现》发表，江晓原说它“再次轰动了天文学界”；同年，英译刊于《中国天文学和天体物理学》⁠¹⁠¹⁵。

他还把结论交给观测检验：北京天文馆在天象厅做了模拟观测，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青少年在河北兴隆实地观测，北京天文台在望远镜上加光阑模拟人眼，结果都表明，条件良好时木卫可用肉眼看到，甘德的描写非常逼真。京都大学的薮内清为此写了《实验天文学史的尝试》，认为这是实验天文学史的开端⁠¹。江晓原说这篇文章精妙而严谨，又带着趣味，“甚至能看到作者的某种童心”。席泽宗常对学生说：“处处留心即学问。如欲办成一事，要经常把各种其它事与此联系。所以也要关心旁的事，这样可获得启发。”⁠¹

1985 年 11 月，席泽宗在新德里举行的国际天文学联合会第 91 次讨论会上，讲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特点。他说，在中国，天文学出于农业和星占的需要，受社会条件和传统文化的影响，走了一条与希腊天文学很不相同的路；竺可桢 1951 年概括过实用和持久两个特点，他认为前者更重要⁠¹⁶。他也引李约瑟的观察：中国天文学最明显的缺项，恰恰是西方天文学最强的部分，即希腊人的几何表述⁠¹⁶。

在他的叙述里，天象被看作人间大事的征兆：战争胜负、国家兴亡、年成丰歉，以及帝王、后妃、诸侯和百官的行止；“天文学对统治者起着制约作用，天文学家被看作天象的解释者”。他们对为科学而科学的纯粹科学没有兴趣，也没有花足够的时间去发展抽象的规律，所以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与封建社会紧密相连，不能指望它转变为近代天文学⁠¹⁶。江晓原转引过老师的一句话：“中国古代天文学的兴衰是与封建王朝同步的，因而它不可能转变为近代天文学。”⁠¹

他看重出土文献。1973 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五星占》，他整理考释，证实它约写于公元前 170 年，比《淮南子·天文训》《史记·天官书》都早⁠⁷。敦煌卷子 S.3326 是现存最古老、星数最多的星图，李约瑟 1959 年刊布了其中四分之一；1966 年，席泽宗考订全图，证认出 1359 颗星⁠¹。晚年，他作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首席科学家之一，主持其中的天文课题⁠¹。工程 1996 年启动，2000 年 11 月公布的简本把武王伐纣定在公元前 1046 年，国外学者对它的方法多有批评⁠¹⁷；据陈久金转述，席泽宗在口述自传中也说，工程“完成的只是阶段性成果，还不能说得出了最后的结论”⁠⁷。

谈到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常有人归咎于孔孟。席泽宗写过《孔子与科学》，认为孔子的言行对科学的发展不但无害，而且有益，中国近代科学落后，要从当时的政治、经济上找原因⁠⁶。1996 年，他发表《关于“李约瑟难题”和近代科学源于希腊的对话》，说先秦诸子著作中的自然知识“总和起来比他们（指希腊哲学家）还多”：泰勒斯预告过公元前 585 年的一次日食，孔子在《春秋》里却记录了 37 次日食；又说“欧洲人吸收希腊文化是从 12 世纪开始的”，近代自然科学是在反对古希腊科学的激烈斗争中诞生的，哈维和伽利略的发现都与三段论毫无关系⁠¹⁸。

2008 年，他在《科学文化评论》第 2 期发表《欧几里得〈几何原本〉的中译及其意义》，开头一节题为“爱因斯坦的片面论断”。爱因斯坦 1953 年在信中说，西方科学以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文艺复兴时期发现系统实验这两大成就为基础，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不足为奇；席泽宗引李约瑟 1961 年的反驳，认为李约瑟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又说爱因斯坦那段话“显然有轻视中国人的味道”⁠¹⁸。许良英撰文商榷，认为“预告”日食与“记录”日食是两个层次的知识，泰勒斯预告一次，知识水平远高于孔子记录 37 次⁠¹⁸。

不同意的还有刘华杰。他在《殿里供的并非都是佛》（2004）中反驳“近代科学的兴起于希腊文明关系不大或者没有关系”的论点，认为这是一个文化传统的问题；2006 年，胡翌霖在博客里写道，他很同意刘华杰的观点⁠¹⁹。吴国盛走得更远：在他看来，科学根源于希腊人对自由人性的追求，在数理实验科学的意义上，中国古代并无科学⁠²⁰⁠²¹。不过，席泽宗 1985 年说中国天文学家对“为科学而科学”不感兴趣，与吴国盛对“自由的科学”的强调，在描述上并不全然相反⁠¹⁶⁠²¹。

席泽宗这一代的科学史，是在国家规划里建立起来的。吴国盛 2017 年回顾：1954 年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委员会，1957 年成立研究室，此后研究所按数学、天文、物理化学、地理、生物、技术分组，“分科治史”，目标是“发掘整理祖国科学遗产与成就”，研究面向中国古代⁠²²。席泽宗本人看重育人，起草过《古代史室关于十年计划的设想和意见》，提出“要在十年内把所有研究人员都培养成有成就的工作人员”⁠⁶。他招学生却极严：1982 年春江晓原成为他的开门弟子，此后过了 18 年，他才正式招到第二个学生⁠¹。

吴国盛走的是另一条路。1999 年 10 月在香山的科技史发展战略研讨会上，他说科学史成为理学一级学科，全赖科学史所同仁的努力，但作为理学学科，科学史难以以整体面貌出现；他主张恢复科学史的史学性质，研究也不应只集中在中国古代⁠²³。2004 年，他评一部科学通史时说，有些人以为最权威的科学史只有科学家才写得出来，这个看法已经过时，“‘科学史家的科学史’已经压倒了‘科学家的科学史’”⁠²⁴。2007 年，借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 50 周年的机会，他又说科学史学科“应该由理学学科走向到史学学科”⁠²⁵。

张力之外是提携。席泽宗的《科学史十论》，一论科学史与现代科学，二论就讲科学史与历史科学⁠²⁶。2001 年 8 月，吴国盛在《科学的历程》第二版自序里特别感谢“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席泽宗先生”，说“他对我的研究工作一直给予鼓励和支持，此次又专门为第二版作序”⁠²⁷⁠³。据《人民日报》2018 年的报道，2004 年，经席泽宗引荐，吴国盛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⁴。早在 1999 年 3 月，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他也亲自到场，出任系学术委员会主任⁠¹。

席泽宗的事业从竺可桢创议、李俨主持的研究室起步，研究所的“历史沿革”页上，至今并列着竺可桢、李俨和他三人的名字⁠⁸。竺可桢把《古新星新表》列为新中国科学史研究的重要成果，又在 1951 年概括过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特点，席泽宗后来接着往下讲⁠¹⁠¹⁶。他的合作者有薄树人（1965 年的新星表）和郑文光（1975 年出版的《中国历史上的宇宙理论》）⁠¹⁠²⁸。上海天文台的叶叔华是他的大学同学；同事陈久金比他小 12 岁，后来主编六卷本《席泽宗文集》⁠¹⁠⁷。

他与李约瑟彼此看重：1956 年，他把李约瑟等人发表在《自然》上的《中国天文钟》译成中文；李约瑟在第三卷里称他的新表取代了此前的各种表；他研究敦煌星图，线索也来自李约瑟的第三卷⁠²⁹⁠¹⁰⁠⁷。江晓原是他的开门弟子，也是中国第一位天文学史专业的博士；1991 年，江晓原把自己的研究生钮卫星带到老师从事学术活动 40 周年的研讨会上，席泽宗由此在生前见到了自己的“徒孙”；后来，江晓原在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了中国第一个科学史系⁠¹。

在吴门，他是吴国盛的提携者，也代表着吴国盛想要越过的那种科学史：前者有《科学的历程》第二版的序言和 2004 年的引荐为证，后者见于吴国盛 1999 年以来一再提出的“史学学科”主张⁠³⁠⁴⁠²³。2006 年，胡翌霖在博客里赞同刘华杰对他关于近代科学与希腊关系的论点的反驳⁠¹⁹。吴国盛 2017 年描述的“面向中国古代”“分科治史”，正是席泽宗那一代建起来的格局；而用中国古代记录为现代天文学服务，也正是这一格局最拿得出手的成果⁠²²⁠¹。两代人的分歧是真实的，提携也是真实的。

相关的学术名片前辈李约瑟、后学江晓原、后学吴国盛、后学刘华杰、后学胡翌霖。另见吴门 · 雅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