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

1982 年留校后，系里让许纪霖教中国民主党派史。他发现民主党派最初多是自由知识分子的聚合，便借 80 年代的“文化热”，围绕“为何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独立人格”写文章：1987 年起在《读书》《走向未来》上发表，1988 年为王元化主编的《新启蒙》写《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论》，又出版第一本书《无穷的困惑》，比较黄炎培与张君劢。黄炎培自称“外圆内方”，他把这读作近代知识分子的双重人格。

1999 年，许纪霖在自选集的自序里把二十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分成六代：以 1949 年为界，前三代是晚清一代、五四一代、后五四一代，后三代是十七年一代、文革一代、后文革一代，五四和文革是两根“历史中轴”。他还看出一种轮回：每三代里，第一代偏重社会关怀，第二代偏重文化关怀，第三代偏重知识关怀。他把自己算作文革一代，2014 年又修正说，真正的“后文革一代”是 80 后。

许纪霖说，80 年代的启蒙阵营靠“态度的同一性”结成，到 90 年代却在一连串论战里分化：学术规范讨论、激进与保守之争、人文精神大讨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一个统一的公共思想界不复存在。2007 年他与罗岗等合著《启蒙的自我瓦解》系统梳理这些论争。他自认自由派，又自比“无法归类的蝙蝠”；在他笔下，五四也是多元的启蒙，王元化重读杜亚泉，正是“另一种启蒙”。

许纪霖说，近代中国接受的是斯宾塞化的达尔文：严复引进的进化论给“力”搭了舞台，梁启超宣称“世界之中，只有强权”，中国人的世界观从有机的伦理世界转为机械的物理世界，“力的秩序”取代了“礼的秩序”。他指出梁启超混淆了权利与权力；五四以后，一些知识分子又转向互助进化论。他把这段历史看作富强压倒文明的开端，2014 年的《中国，何以文明》接着追问出路。

许纪霖借查尔斯·泰勒的“大脱嵌”说：传统中国人的意义镶嵌在“家国天下”的连续体里，清末民初个人挣脱出来，谭嗣同称之为“冲决网罗”；可脱嵌之后，人可能沦为国家的工具，或无所依傍的原子。他主张在重建的家国天下新秩序中重获自我认同，2015 年又提出“新天下主义”，以普世文明原则同时超克传统天下的中心等级和民族国家至上。这些思考汇成 2017 年的《家国天下》。

许纪霖高考数学满分，却说自己与科学技术“失之交臂”；为了和爱看科幻的年轻朋友对话，他读起科幻，又对 ChatGPT 着了迷。2023 年他写下“反科学主义观”：五四以后，科学在中国从目标变成可以裁判一切的“主义”；当年张君劢说科学解决不了人生观，“如果张君劢活到今天，一定会说：还是我对！”他认为科学回答“能不能”，“该不该”要由人文回答，基因技术和人工智能都需要防护栏。

2026 年 7 月吴国盛的《科学乃自由之路》出版后，许纪霖与他直播对谈。许纪霖自称“科盲”，先摆出两种声音：一种认为传统文化缺乏科学基因，一种为民族自豪说西方科学多来自中国，他认为两者都极端。吴国盛答：在严格狭义的意义上，中国古代没有科学。许纪霖追问李约瑟为何混淆科学与技术，又引陈寅恪对吴宓的话，说中国传统近古罗马而远古希腊，求知的动力在主流文化中很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