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道理的科学

1952 年，陈嘉映生于上海，后迁居北京⁠⁶。据他自述，中学一共只上了两年，“初二快结束的时候闹‘文化大革命’，就失学了”；这两年里，他自己读完了高一、高二的数理化，一心希望成为数学家或物理学家⁠²。“文革”中他到内蒙古插队。1977 年恢复高考，他考进北京大学西语系读德语；1978 年 5 月，又考上北大外国哲学研究所的研究生⁠⁶。面试时，考官先问毛泽东著作里关于矛盾、实践的论述，他一时答不上来；据他回忆，是素未谋面的熊伟“力主留我”，理由是学外国哲学外语极端重要，这个考生德文差不多考了满分，还会俄文和英文⁠⁷。

他原本报考的是王永江的研究生，入学不久，所里决定把他转到熊伟名下学存在主义⁠⁷。熊伟让他读海德格尔的《存在与时间》，对他说：“这书你会不会喜欢我说不定，但可以保证你读完后不会觉得浪费了时间。”⁠⁷ 1981 年他毕业留校。1983 年 11 月，他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哲学系读博士⁠⁶。邀请他去的是约瑟夫·科克尔曼斯（Joseph Kockelmans），这位迷海德格尔的教授听说中国有个年轻人在翻译海德格尔，“高兴极了”。在那里，他听斯坦利·罗森（Stanley Rosen）一句一句细读柏拉图，听阿尔方索·林格斯（Alphonso Lingis）讲拉康、德里达、福柯⁠²。

1985 年夏天，他通过博士资格考试；1986 年夏末到 1988 年春，他应国内朋友之约写成《海德格尔哲学概论》，随后决意不再以海德格尔为博士论文题目。科克尔曼斯为此“唯一的一次对我发脾气了”，他改由林格斯指导，写语言哲学方面的论文⁠²。1990 年他获得博士学位，其后在欧洲工作一年，1993 年 5 月回国，翌年重返北大执教⁠⁶。据他回忆，是王炜张罗他回北大教书，讲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和语言哲学，常来听课的周濂等人小他二十岁，“亦学生亦友”⁠²。2002 年他转入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任终身教授、紫江学者；2008 年起任教于首都师范大学哲学系⁠⁶。2023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陈嘉映著译作品集》⁠⁸。2025 年《希腊别传》的作者简介称他为首都师范大学燕京人文讲席教授、浙江大学城市学院钱塘特聘教授，2026 年《在世与认知》的作者简介只列前一职⁠⁹⁠¹。

《存在与时间》全书 83 节，熊伟已经译出其中最关键的大约 12 节⁠²。陈嘉映先读熊伟的译文，中德对照，熟悉海德格尔的论述方式，再从头通读全书，每一节都作详细摘要，语句错综、难以直接从德文明了意思的段落就译出来；二十年后，他在这份摘要的基础上写成《〈存在与时间〉读本》⁠⁷。笔记里的译名多半沿用熊伟的，有时另创，熊伟读到会说“这个译名不错”。到美国之前，全书已译了一半；到美国后他接着译，稿子复印寄回国内，由师弟王庆节、王炜提修改意见⁠²。

书的出版靠的是甘阳、王庆节、赵越胜等朋友的努力。甘阳等人主持“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请熊伟、王玖兴、贺麟等老学者看译本、开座谈，书才印了出来；1987 年底出版时正赶上八十年代的文化热，“首印就五万多册”⁠²。后来的修订本署名为陈嘉映、王庆节合译，熊伟校，陈嘉映修订⁠¹⁰。据爱思想所载简介，这部译著 1995 年获国家教委学术成就二等奖⁠⁶。几十年后，常有人对他说年轻时读过他的书，他说：“我不得不纠正说，那不是我的书，是海德格尔的。”⁠²

Dasein 怎么译，是这部译著最有名的一处取舍。熊伟起初把它译作“亲在”；陈嘉映读书时为了应付 Das Dasein ist da 这类句子，顺手译成“此在”，熊伟注意到后认真同他讨论，约定试用，“定下来采用，先生却比我还要热心”。翻译时，王庆节就想说服他保留“亲在”；张祥龙则另译作“缘在”⁠¹¹。1997 年，他发表《从海德格哲学谈译名的一致》（后改题《哲学概念翻译的几个问题》），说翻译区别于解说和改写之处在于形式上的对应，“最需重视的，是字面的对应”；“只要海德格用的是旧名，那么无论他的理解多新，甚至多么更加正确，我们仍然该沿用旧名”。他也承认，像 Dasein 这样的基本概念，两三个译名并存也有好处⁠¹¹。

翻译也让他不再只是“民哲”。他说自己读哲学原本是“野路子”，后来才发现自己不完全是民哲，区别就在翻译：“民哲读书，只为引发自己的思想，读得对不对他无所谓，可你做翻译，实实在在的，得先把别人弄懂。”⁠² 2001 年，他直接从德文译出的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出版⁠¹²。2007 年，胡翌霖在博客上写这本书的读书笔记，对照另一个译本后写道：“不知道谁译得对，看起来还是陈嘉映更值得信赖……”⁠¹³ 2015 年，商务印书馆出版《存在与时间》中文修订第二版，书后附“一些重要译名的讨论”；2023 年，他又出版了改写本《〈存在与时间〉述略》⁠¹⁴⁠¹⁵。

《读书》1998 年第 12 期刊出他评张祥龙《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的长文，题为《缘就是源》。他先称此书“是一次真诚的、而且是高水平的尝试”，随后列出五点异议⁠¹⁶。第一点针对“天下三分”：张祥龙把西方、印度、中国排成低、中、高三等，他回答：“我从根本上就不认为有唯一最高的精神形态或‘思想态势’。”在他看来，无论把中国思想排在哪里，“总有几分见外了，孔子庄子他们开始思想的时候，不知有柏拉图不知有佛陀不知自己该排在什么位置上”⁠¹⁶。

他也不愿把对话想得太温和：“祥龙君所描述的思想对话，一团温厚的感应，我却会想到摩擦、难以下咽、陌异之为陌异的粗野力量，而这些也都是对话和理解的构成要素。”更要紧的分歧在概念。张祥龙贬斥概念思维，陈嘉映则认为，西方哲学不同于中国思想的根本之处“可以表述为构成性，正是从这种构成性出发，发展出了西方的科学理论，有别于神话和阴阳五行的宇宙论”；审时度势，中国思想方式恰恰需要增进概念建构的强度。他还批评国内学界至今仍有“不注重实验与分析而单好宏大理论的毛病”⁠¹⁶。

阴阳五行在他那里属于“感应思维”。他在《我们身上的感应思维》里说，在阴阳五行理论中，“阴阳错行，则天地大骇，于是乎有雷有霆”，同气象物理学对雷霆的解释一对照，就看得出这是感应式的解释；而且“感应认知不曾从人心中根除”⁠¹⁷。但他并不因此看低中国。为葛海滨译《希腊文明之路》作序时，他说“希腊是一个奇迹”，又说：“中国人大可不必用我们的诸子百家秦俑汉简来与希腊一较短长，因此十分得意或分外自卑。”⁠¹⁸ 2010 年谈中西文化源流，他区分“抽象普遍性”与从特定文化出发、进入对话交往的“渗透的普遍性”，表示自己持后一种态度⁠¹⁹。

2007 年，东方出版社出版《哲学 科学 常识》。上篇从“感应思维”“理知时代”讲到希腊天学和哥白尼革命，下篇讨论经验与实验、科学概念、数学化、自然哲学与实证科学，最后一章是“常识、哲学、科学”，第一节题为“哲学的终结？”⁠²⁰。书里的关键词是“哲学—科学”：十六七世纪以前，哲学与科学并不区分，他用这个词称呼希腊以来那种为世界提供理性整体解释的理论⁠²¹⁠²²。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是典范，它“是自然哲学，不是近代意义上的物理学”⁠²³。

他的论断是：“以往的哲学—科学分而成为今天的哲学和科学。”近代科学接过了为世界提供统一理论的雄心，却从根本上改变了提供理论的方式；哲学继承的是经验反思和概念考察，“不再为解释世界提供统一理论”。所以，“科学既是哲学—科学的继承者，又是哲学的‘终结者’”。但他反对把这个过程讲成科学一块块瓜分哲学的地盘：“科学取代哲学，不在于知识领域的瓜分，而在于知识观念的根本转变”⁠²²。近代科学的这一转变，他称为数学化：数学能作长程推论而不失真，科学借助数学语言通达感官远远不及的世界，但数学对理解充满感性的日常世界帮助很少⁠²⁴。

写到自然哲学一章时，这本书两次引用科林伍德的《自然的观念》，用的是吴国盛、柯映红的译本（华夏出版社，1999）⁠²³。这是本文在陈嘉映著作中查到的与吴国盛直接相关的一处文字。胡翌霖在《过时的智慧：科学通史十五讲》的推荐书目里列入此书，评语是“国内学者写的一部上佳的科学史与科学哲学入门读物”⁠²⁵。此书 2018 年由中信出版社再版⁠²⁶。它与吴国盛 2016 年的《什么是科学》⁠²⁷都追问“科学”在希腊以来的来历，可以对读；不过两人并没有就此公开讨论过。

“若问我哲学是什么？我会回答，哲学是讲道理的科学，讲道理学。”这是他 2000 年在《读书》上发表的《哲学是什么》给出的回答。讲道理一般回答“为什么”：“不许出去”是下命令，“别出去，外面冷得很”是讲道理。他还自嘲：“我生性怕听大道理，所以才入了哲学这一道”⁠³。2008 年 12 月接受华东师范大学刘晓丽采访时，他把道理与科学的对象分开：“规律和机制是实证科学要掌握的东西，道理是哲学要通达的东西。”⁠²⁸

说理能说服人吗？他的回答相当克制。《说理之为教化》说，“作为改变他人看法的手段，我们仍不可对说理抱有过高的期待”：演化论积攒了一个半世纪的证据，特创论还是有很多人信；安陵君的使臣唐雎跟秦王讲理，秦王不听，最后是唐雎挺剑而起，才使秦王承诺不吞并安陵⁠²⁹。说理的目标在别处：“说理的目标，若从根本上说，与其说是在此一事上让对方接受自己的看法，不如说是一种心智培育——说理是一种教化。”他又说，“伟大的哲学家没证明过什么，他们为我们理解世界开辟了新的道路”⁠²⁹。

2011 年，华夏出版社出版专著《说理》，第一章题为“哲学之为穷理”，第二章问“哲学为什么关注语言？”⁠³⁰；2020 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了新版⁠³¹。他说“说理是一门艺术，甚至夸张一点说是一门技术”，在美国还讲过一门“逻辑与修辞”课，从反面讨论说理，比如防止过度概括、防止用虚假的二择一进行论证。他并不期待一套道理统一天下：“我们不可梦想用一套道理来说服天下人，这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是不可欲的。”道理系统之间，“不是谁战胜谁，谁吃掉谁，而是互相对话”；与其说我们需要共识，“不如说需要学会，没有共识的人应该怎么在一起生存”⁠²⁸。

“《西游记》里谁最快乐？好像是猪八戒最快乐。”2015 年出版的《何为良好生活》，用这样的问题区分快乐、幸福与良好生活：快乐多在情绪层面，幸福要有一份稳定长久，良好生活则更多从品性、识见、作为着眼。《复活》里的聂赫留道夫，忏悔之后跟着马斯洛娃去流放，不那么快活了，“但也许那时他才过上良好生活”⁠³²。书中有“伦理学是有我之知”“简论社会研究与自然科学的区别”等节，也有“屈原需要心理治疗吗？”这样的小标题⁠³³。

良好生活也不是成功学。他说，品性、识见、作为这些“都跟成功学没多大关系”，成功人士和不成功人士一样，有的过着良好生活，有的品格低下、灵魂干瘪⁠³²。他也不把社会环境当作借口：“谁应许过送给你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不管好坏，社会就是这个样子，有心好好生活，就得在这个社会现实里找自己的良好生活。至于标准，孔子、墨子、庄子各有想法，亚里士多德与伊壁鸠鲁也不相同，今人的良好生活更不可能尽同于古人⁠³²。

这里也有一条与科学的分界。他写道：“我们可以根据某些标准确定什么是良好的导体什么是良好的绝缘体，这些标准跟我自己该怎样生活没什么关系。”何为良好生活则是每个人自己的问题：“不妨说，只对那些自己在问这个问题的人，‘何为良好生活’才是个问题。”他不为别人开标准答案，只说曼德拉、特蕾莎修女这样的人，他们的生存“提供了光照”，好让每个人在自己的品格和境遇中追寻回答⁠³²。2023 年，此书收入商务印书馆的著译作品集，副题为“行之于途而应于心”⁠⁸。

他对希腊的偏爱，在《希腊文明之路》的序里说得最直白：希腊是一个奇迹；天文学从巴比伦传到希腊，就与星相学摆脱了关系；“正是这种对智性的崇尚，希腊人发展出了我们今天称之为‘科学精神’的东西”。他也看重希腊人的自由：“与当时所有别的社会相比，自由的个人是希腊最鲜明的特征，也是希腊人留给后世的最宝贵的遗产。”⁠¹⁸ 2025 年，他为普通读者写的《希腊别传》出版，从迈锡尼时代一直写到希腊化时代⁠⁹。

2018 年 4 月 27 日下午，他在清华大学科学史系主讲“清华科史哲讲座”第 9 讲，题为“感性与理性”。据系里年鉴的记录，他用几组例子区分感知与理知：用本币，人能直接感到“多少”，用外币却要有意识地换算；母语的意思是感知到的，陌生外语的意义要靠分析得到；感知把昆虫、鸟、蝙蝠的翅膀看作一类器官，理知则指出它们的结构差异。在理知诞生之前，人以感应思维把世界联成一体；希腊人的突破，在于承认有无法直接感知、却能通过理性知道的东西，对根号 2 的发现就是理知的典型，知识由此是“以理相知”的⁠⁴。

他同时提醒，希腊的理知并不脱离感知：希腊人说的数是几何代表的数，柏拉图的 eidos 也有“模样”的意思。到了科学革命时代，思想家们不满足于停留在感知，区分第一性质与第二性质，把科学的对象去心灵化，心灵在世界中处于何种地位便成了问题⁠⁴。据出版方介绍，2022 年出版的《感知·理知·自我认知》由他的系列课程“感知与理知”整理而成，书里有“狐狸会推理吗？”“你怎么知道她是你妈妈？”这样的小节⁠³⁴。在天津松间书院的一次报告里，他说：“我把‘科学精神’当作一个正面的概念，但我质疑‘科学主义’。”在他看来，“科学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恰恰在于它事先就把美丑、善恶和正义都悬置起来或者清除干净”⁠²¹。

2016 年 12 月，他为“总学馆”作学术自述，题为《走出唯一真理观》。他说自己年轻时读黑格尔，一直读到柏拉图，是在普遍主义的框架里思考；1975 年之后读杜威、威廉·詹姆士、罗素，后来读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渐渐离开了唯一真理的想法：“有不同的道，从前有不同的道，现在有不同的道，将来还有不同的道。重要的问题不是找到唯一的道，而是这些不同的道之间怎样呼应，怎样交流，怎样斗争。”⁠²

科学在这里是关键的对照。他说，近世以来唯一真理的观念受到科学真理观的影响：“科学追求唯一的真理，而人们由此认为，要么只有科学能提供真理，要么其他真理也都像科学真理那样是唯一的。这两种主张我都不同意。”他的思路是先弄清科学如何成其为科学、为什么得到那类真理，再看人生社会问题的思考为什么达不到、也不应该达到那种真理性。结论是：“一方面要放弃唯一性，另一方面要坚持真理性。”又说：“能对话就不是相对主义。”⁠²

这篇自述后来成为 2020 年同名文集的首篇，文集收他 2007–2018 年间的演讲、访谈与评论⁠³⁵⁠³⁶。2021 年 3 月 12 日，他在清华大学邺架轩书店与周濂对谈此书。据清华新闻网报道，他说科学的真是实证的真，而日常生活中讲的“求真”常处在有上下文、有对照的情境中，是“辨证的真”⁠³⁶。更早，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上，他以“真理掌握我们”为题，主张“在诚恳的交流中，所有参加争论的各方都向着真理敞开心扉，等待着真理展现，让真理来掌握自己”⁠³⁷。据出版方介绍，2026 年 2 月出版的《在世与认知》仍从信息时代“何为真”、为什么要“走出唯一真理观”谈起⁠¹。

陈嘉映的老师是熊伟。他说自己“先后还是得到过几个长辈的提掖，其中，熊伟先生的恩情最深”；熊伟与世无争，后来却为他出国留学的批准破了例⁠⁷。在美国，他的导师先是科克尔曼斯，后是林格斯。王庆节、王炜是他的师弟和合作者，《存在与时间》的译稿由他们提修改意见；甘阳等人则借“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把译本推了出来⁠²。同辈中，张祥龙与他的讨论最深：1997 年他认为“缘在”偏重一个哲学家的特定用法，1998 年又在《读书》上详细商榷《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¹¹⁠¹⁶。

与吴国盛的交集，按时间是这样几件。1999 年吴国盛回北大哲学系任教⁠²⁷，2002 年陈嘉映转往华东师大⁠⁶，两人在北大哲学系有三年左右的重叠，但没有查到合作的记录。2007 年的《哲学 科学 常识》引用了吴国盛、柯映红译的《自然的观念》⁠²³。2018 年 4 月，他到清华科学史系主讲“感性与理性”⁠⁴。2024 年 6 月 8 日，中国文化书院科学人文分院在杭州孔庙西湖国学馆举行聘书颁发仪式暨“仰望星空”科普讲座，吴国盛主讲，陈嘉映任评议人，讲座谈人为什么要仰望星空、“科学起源于对星空的观察”，以及疏远星空给现代人带来的悲剧⁠⁵。两人关于“什么是科学”的成文对谈或商榷，本文没有找到。

吴门之中，与他有文字往来的多是学生辈。胡翌霖 2004–2014 年在北大求学⁠³⁸，读书时用他的译本写《哲学研究》笔记，后来在《过时的智慧》的推荐书目里列入《哲学 科学 常识》⁠¹³⁠²⁵。刘华杰在一篇博文中回忆（胡翌霖 2006 年转贴），他构想“双非”原则，起因之一是多年前听陈嘉映的一个报告，大意是讲“哲学即论证”⁠³⁹。陈嘉映这边，在天津松间书院的报告里（整理稿 2021 年刊出）称张卜天“独立翻译出了五十几本书，都是高品质的书，高品质的翻译”，并举出他译的哈里森《科学和宗教的领地》⁠²¹。他在北大时的学生周濂，后来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2021 年与他在清华对谈《走出唯一真理观》⁠²⁠³⁶。

相关的学术名片前辈海德格尔、同行张祥龙、同行吴国盛、后学胡翌霖、后学张卜天。另见吴门 · 雅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