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外行送到革命现场

1893 年 3 月 26 日，科南特生于马萨诸塞州多切斯特⁠¹。他在罗克斯伯里拉丁学校读中学，1910 年进哈佛学院，随理查兹学物理化学、随科勒学有机化学，1913 年毕业；他的博士论文罕见地由两部分组成，分别由两位老师指导，1916 年获哈佛化学博士⁠²⁠¹。美国参加一战后他入伍研制毒气，1918 年负责路易斯毒气研制，战争结束时是化学战部门的少校⁠²⁠¹。1919 年他回哈佛任教，1929 年任谢尔登·埃默里有机化学讲席教授，研究叶绿素、血红蛋白等天然产物的结构，1928–1933 年间发表论文五十五篇⁠²⁠¹。

1933 年，四十岁的科南特出任哈佛校长，一当就是二十年；10 月 9 日的就职仪式只在大学堂的教员室里简单举行⁠¹⁠²。他设立面向全国、资助清寒学生的奖学金，1939 年颁出第一批尼曼新闻学奖学金；他担心学科越分越细、各系老死不相往来，想过要求博士生研修本专业以外的领域，1935 年又设立不隶属任何系的“大学教授”席位，专给研究跨越学科边界的学者⁠²。库恩的传记作者斯沃德洛写道，早在 1936 年，科南特就提议以历史研究为中心改革自由教育，研究“我们这个现代时代的过去发展”⁠³。据吴国盛 2017 年的文章，科南特也在 1936 年创办科学史博士计划，由萨顿任导师；1940 年又为在哈佛授课多年的萨顿设立教授席位⁠⁴。

1943 年 1 月，科南特任命“自由社会中通识教育的目标”委员会，由文理学院院长巴克任主席，古典学家芬利任副主席，十二位成员来自文理学院和教育学院，其中有文学批评家瑞恰兹、历史学家施莱辛格、生物学家沃尔德⁠⁵。委员会工作近三年，哈佛为此拨款六万美元；1945 年报告以《自由社会中的通识教育》为题出版，人称“红皮书”⁠⁵⁠⁶。科南特在导言里说，用“通识教育”而不是“自由教育”这个说法，他得负一部分责任；这份报告其实不妨题为“美国教育研究”，前四章讨论的是全美中学，而不只是哈佛⁠⁵。当时还是物理学研究生的库恩，受院长之托为校友通讯写过这份报告的摘要⁠⁷。

导言转引了他 1943 年致哈佛监事会的报告：通识教育问题的核心，是延续自由与人文的传统；单凭获取信息或发展专门技能，给不了自由国家公民所需的宽广理解，一套“没有历史、没有艺术、没有文学、没有哲学”的课程，离理想还远⁠⁵。这些目标并不新，新的是把它们用于普及教育：“今天我们所关心的，是一种通识教育——一种自由教育——不是为了相对少数人，而是为了众人。”⁠⁵ 报告第五章为哈佛学院设计了人文学科、社会科学、科学与数学三大领域的通识课，其中写道，“通识教育的主张是：科学史是科学的一部分”⁠⁵。中译本《哈佛通识教育红皮书》2010 年由李曼丽译出⁠⁶。

1940 年 6 月，卡内基研究院院长布什把科南特拉进新成立的国防研究委员会；1941 年科学研究与发展局成立，布什任局长，科南特接任国防研究委员会主席，核裂变研究也在其职责之内⁠²⁠⁸。此前的 1941 年 2 月，他率团访问英国，英国人相信原子弹造得出来，这一点最让他震动。美国参战后，原子弹计划交给陆军，由格罗夫斯主持，向布什任主席、科南特为候补的军事政策委员会负责，科南特由此一直处在曼哈顿计划的最高管理层⁠²。1945 年 5 月，他进入为杜鲁门总统出谋的“临时委员会”，委员会建议尽快、不加警告地对日本工业目标使用原子弹；7 月 16 日，他在新墨西哥目睹了第一次核试验⁠²⁠⁸。

战后，面对社会上对广岛、长崎轰炸的批评，他推动并修改了前陆军部长史汀生 1947 年 2 月在《哈泼斯》杂志发表的《使用原子弹的决定》⁠²。他也是最早主张国际控制核武器的人之一，说秘密的核军备竞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避免”⁠⁸；在原子能委员会的总顾问委员会里，他与奥本海默一起反对研制氢弹，被杜鲁门否决⁠²。据维基百科所依据的传记，正是战时经历让他相信，公众需要更好地理解科学⁠²。十多年后，他在《哈佛实验科学案例史》导言里写道：一个公民、商人、公务员、律师、教师或作家，都可能有一天被要求评判科学家的工作，考虑这类工作该怎样组织、怎样出钱⁠⁹。国家离不开科学，于是公民必须懂科学，这是他从战争带回大学的结论。

1945–1946 年，科南特在耶鲁大学作特里讲座，次年出版为《论理解科学：一个历史的进路》⁠¹⁰⁠⁷。他的诊断是：外行跟不上科学家的讨论，不是因为缺少科学知识或听不懂术语，而是不了解科学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对“科学的战术与战略”没有“感觉”⁠⁹。今天的实验室太复杂，站在科学家身后也看不懂；可回到一门科学的童年，开创者能用三言两语向客人解释新实验。研究一个历史案例，就像施了魔法，把不知情的外行送到一场革命性进展的现场⁠⁹。

他亲自上阵。1947 年秋，他在哈佛开出通识课“实验科学的成长”，请两位研究生当助手，其中一位就是正写物理学博士论文的库恩⁠³⁠⁷。库恩回忆，许多学生来听课，是想看校长本人上课⁠⁷。1950–1951 学年，科南特把这门课交给化学家纳什和库恩⁠⁷。他与纳什主编《哈佛实验科学案例史》，1948 年起以小册子陆续出版，1957 年合为两卷，共八个案例，其中波义耳的气体实验、燃素说的推翻、巴斯德的发酵研究、巴斯德与廷德尔的自然发生研究四案由他亲自编写⁠⁹。每个案例重印一篇原始论文，由编者评注，引导读者尽量沿着研究者自己的思路走⁠¹¹。

他在导言里给科学下了一个定义：科学是一系列概念或概念图式，它们出自实验与观察，又引出新的实验与观察；近代科学的兴起，在于数学里的演绎推理与来自实用技艺的实验方法结合在一起⁠⁹。他还写道，新的概念图式取代旧的，“很少是容易的，旧观念往往很顽固”；新理论被接受，是因为它至少和旧理论一样能简单地联系所有已知事实，又更能引出新的实验，而后一点只有将来才见分晓⁠⁹。这些话后来在库恩那里长成了一整套理论。

案例二题为《燃素说的推翻：1775–1789 年的化学革命》，1950 年出版⁠⁹⁠¹²。科南特没有把燃素说当笑话。他说燃素说是一个宽广的概念图式，18 世纪中叶的大多数化学现象都能装进去：矿石与木炭同烧得到金属，是矿石吸收了木炭里的燃素；燃烧在密闭容器里很快停止，是空气吸饱了燃素；吸饱燃素的空气也不能维持生命。“一切都配合得很好。”⁠⁹ 他还找出 1780 年代哈佛教授塞缪尔·威廉斯的讲义：普通空气常带着大量“火或燃素”，化学家有时把火与燃素说成同一种东西⁠⁹。

这个案例集中在 1774–1778 年氧气的“有效发现”。科南特说，读者在这里可以像看足球比赛关键时刻的慢镜头那样，看普里斯特利与拉瓦锡怎样在新事实的丛林里跌跌撞撞⁠⁹。舍勒其实更早制得纯氧，称之为“火空气”，但他的《论空气与火》迟至 1777 年才出版，没能成为影响别人的那次发现⁠⁹。到 1785 年前后，燃素派还能用修正过的理论把主要反应解释得相当圆满；推翻燃素说，靠的是发展出一个更高明的概念图式⁠⁹。科南特在引言里引了普里斯特利 1796 年的最后一本书：这位至死坚持燃素说的人也承认，“新化学体系”取代施塔尔学说之大、之快、之普遍，在科学革命中少有其比⁠⁹。库恩在《结构》里讲氧气的发现，多次引用这个案例⁠¹²。

1953 年，科南特离开哈佛，出任美国驻德国高级专员，1955 年 5 月成为首任驻联邦德国大使⁠²⁠¹。1955 年 2 月，他回耶鲁作斯波尔丁讲座，次年与另两篇讲演合为《学问的城堡》出版，序言写于柏林⁠¹³。他看到苏占区大学的“苏维埃化”：物理、化学的事实，铁幕两边的教科书讲得差不多，生物学却要服从李森科学说，研究人的学科都得盖上官方教条的印⁠¹³。若有谁认为统一的哲学值得不惜代价去追求，他建议此人从柏林的自由区开车穿过勃兰登堡门往东走一趟。他的结论是：在精神领域，自由与宽容携手同行；官方教条之外再没有异议者，正是学问的城堡被攻陷的标志；争论是学问城堡保持健康的必要条件⁠¹³。

他还从这里引出一种科学史观：把学者之间的争吵塞进脚注、把学问的进展写成“世俗圣徒”的历史，就会以为知识只需时间和耐心便能堆满仓库；应当把争论放到叙述的前景，因为学问的进展是一群好争吵的人的冒险⁠¹³。可在冷战初期的美国，他自己划了界线：据维基百科所引赫什伯格的传记，1948 年他主张不再聘用共产党员当教师（已聘者不解雇），1949 年在教育政策委员会推动这一立场，1952 年又赞成解聘在国会调查中援引第五修正案的教员⁠²。他心中的学术自由，是以自由世界与苏联阵营的对立为前提的。

1957 年，库恩的《哥白尼革命》出版，卷首是已任大使的科南特写的序言⁠¹¹。他从欧洲的文学教育说起：受过教育的人能在社交场合谈艺术和文学，却很难让一群非科学家把物理学的话题聊下去；莎士比亚的剧作人人可以褒贬，金属的化学却没有人会去赞美或谴责⁠¹¹。戴维的化学讲演曾让伦敦社交界着迷，法拉第关于蜡烛的讲演是普及科学的经典，可今天科学新闻多得让外行不知所措，有些普及读物肤浅耸动，毫无用处⁠¹¹。

他的出路是科学史，尤其是对少数关键事件的深入研究：“有人建议更加重视科学史，对这一建议，我衷心赞同。”⁠¹¹他说库恩讲的不是一件事，而是一连串彼此关联、波及远离天文学的学者态度的事件，并且敢于直面一个尴尬的问题：为什么那么多聪明、虔诚而真诚的自然研究者，迟迟不肯接受日心说⁠¹¹。他写道：科学是一项充满错误也充满辉煌胜利的事业，是由很容易出错、常常很情绪化的人完成的，也只是西方创造性活动的一个方面；库恩指出了“科学要融入我们时代的文化所必须走的路”⁠¹¹。2020 年，这篇序言随吴国盛等译《哥白尼革命》新版进入中文⁠¹⁴。

科南特的化学老师是理查兹与科勒⁠²。在战争科学里，他是布什的继任者，又与奥本海默共事⁠²。在通识教育里，他倚重的是红皮书委员会主席巴克、案例史副主编纳什，以及几位年轻学者：据吴国盛，萨顿的博士生 I. B. 科恩受托协调科学史课程计划，物理学家肯布尔与霍尔顿合教一门，他自己与库恩合教一门，后来还有纳什⁠⁵⁠⁴⁠¹⁵。吴国盛说这三门课造就了三位日后获萨顿奖章的科学史家；科学史学会的名单上，科恩 1974 年、库恩 1982 年、霍尔顿 1989 年获奖⁠⁴⁠¹⁶。

库恩与他的关系最深，也最复杂。库恩说，是科南特最先把他引向科学史，后来又通读《结构》初稿、提出重要修改，“我自己的哥白尼革命”是他一手促成的⁠¹²⁠¹⁷；可库恩也直言，科南特写案例史，总从工作本身讲起，从未像他那样看重先交代“人们此前相信什么”⁠⁷。科南特讲新旧概念图式的更替，库恩讲范式与革命；维基百科说，科南特关于科学进步的看法，后来正受到这位门生的挑战⁠²。

吴国盛把科南特当作科学史“为通识教育而生”的证据。2017 年清华科学史系成立前后，他在《科技文摘报》的专访和《中国社会科学报》的文章里两次讲科南特在哈佛的作为，说科南特相信科学史能让学生更好地“触摸科学”（feel for science），这正是科南特所说的对科学战术与战略的“感觉”⁠¹⁵⁠⁴⁠⁹。专访里他说，哈佛科学史系能成为学科重镇和学术中心，一是靠萨顿这位“科学史学科之父”的长期耕耘，二是靠校长科南特的大力支持⁠¹⁵。他与学生合译的《哥白尼革命》2020 年新版收入了科南特的序言⁠¹⁴。

相关的学术名片前辈萨顿、后学库恩、后学吴国盛。另见吴门 · 雅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