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学的温度

韩启德 1945 年 7 月生于上海⁠¹⁠²。据他自述，1962 年他考入上海第一医学院医学系，1968 年毕业后被分配到陕西临潼县的一个农村公社卫生院：一排平房，门诊、药房、注射室和宿舍都在里面，他是唯一的医学院毕业生，内科、外科、妇科、儿科、五官科的病人都得接⁠³。1977 年底，他到西安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参加冠心病、高血压学习班，第一次看清心肌梗死病人住进医院也几乎无药可救，从此下决心去做冠心病的基础研究⁠³。1982 年，他在西安医学院获医学硕士学位；1985 年 9 月至 1987 年 8 月在美国埃默里大学药理系进修⁠²。回国后，他在北京医科大学建起实验室，1995 年任北京医科大学副校长，1997 年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⁴。2000 年北京医科大学与北京大学合并，他任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兼研究生院院长，又任医学部主任⁠³⁠²。

此后十几年，他的公职越来越多：2002–2017 年任九三学社中央主席，2003–2013 年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2006–2016 年任中国科协主席，2013–2018 年任全国政协副主席⁠²。他说自己分身乏术，只能停下科研⁠³。2018 年 3 月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以后，他推动北京大学与中国科协联合成立科学文化研究院，又领导成立了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³⁠⁵。在清华科学史系 2024 年的年鉴里，他的身份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协名誉主席、北大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创系主任⁠⁶。

改革开放让他有机会考研究生，从临床医生转行做基础研究。读研究生时，他跟西安医学院的卢兴研究大鼠心肌梗死面积与心功能的关系。实验室只有一台多导生理记录仪；评估心功能要看心室压力变化的速度，他就去补微分，后来建立的那套心功能测定方法还推广到了全国；测梗死面积没有现成办法，他们去地质研究所请教测量地图面积的方法，用到心脏切片上。他把这些称为“小小的学科交叉”⁠³。

1985 年到埃默里大学后，他先研究神经肽 Y 对冠状动脉的作用，建议把实验动物从狗换成兔子，因为读研时他和解剖学的研究生一起比较过人、狗、兔和大鼠的冠状动脉⁠³。随后他转到另一个分子药理学实验室，与明尼曼（Kenneth P. Minneman）等人研究 α1 肾上腺素受体。1987 年 9 月，韩启德、埃布尔（Paul W. Abel）和明尼曼在《自然》上报告：α1 受体有两种亚型，一种促成肌醇磷酸的生成，引起的平滑肌收缩不依赖细胞外的钙；另一种不生成肌醇磷酸，收缩要靠细胞外的钙经二氢吡啶敏感的通道流入⁠⁷。同年在《分子药理学》上的论文，用氯乙基可乐定把这两类受体区分开来⁠⁸。《医学的温度》的作者简介说，这是国际上首先证实 α1 受体包含两种亚型⁠⁹。

回国后的七年里，他每年有三个月回美国的实验室，在北医把受体研究和心血管病理生理结合起来。后来他们与北大化学、电子学、生命科学等院系和中科院物理所合作，用单粒子追踪观察受体在活细胞里的移动，发现 α1A、α1B 两种亚型向细胞内移动的速度不同，而且是一步一步跳的，每步约 33 纳米⁠³。他对这段研究的自我评价并不高：基本是借用别的学科现成的方法，自己数理化的基础太差，“归根结底，还是因为自己搞科学研究的志向还不够高远，视野还不够宽广”⁠³。

2017 年 5 月 31 日，韩启德应邀在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演讲，题目定为“医学是什么”；准备了两个月，越准备越觉得难，最后他在题目后面加了个问号⁠¹⁰。他从巫医、希波克拉底和《黄帝内经》讲到维萨里、哈维、巴斯德和科赫，画了一张图：蓝线是轴心时代产生的传统医学，红线是现代科学催生的现代医学，细线代表西方，粗线代表中国⁠¹⁰。讲到中世纪时，他说吴国盛的《什么是科学》对他“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并顺着书中给他冲击最大的那个看法——没有基督教就没有现代科学——追问：没有基督教，是不是也就没有现代医学？他认为这话着眼于整个系统和制度的演变，有道理；可现代科学从罗马以后到文艺复兴迟迟没有兴起，“说明基督教对科学还是有阻碍作用的”⁠¹⁰。

他把医学的属性归为科学性、人文性和社会性。科学性一面，人体是自组织、自稳态、开放的“巨复杂系统”，还原论从器官一路分到分子，分得越细越难整合，“我们分解以后看到的，再清楚，也不是我们人体真实工作状态”；临床决策至今离不开经验，他引奥斯勒的话：“行医是一种以科学为基础的艺术。”人文性一面，医生既治病，也治心。据他自述，当年在农村行医，很多病人是他安慰好的；他也引特鲁多的话：“医生有时去治疗，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¹⁰这篇讲演后来收进 2020 年 10 月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医学的温度》，书里还有谈传染病史、循证医学、精准医学、叙事医学和死亡的篇章⁠⁹。当年年底，《中华读书报》把它评为年度十大好书，称书中“有医学方面的最新知识，更有深切的人文关怀”⁠¹¹。

据他自己说，近年讲得比较多、也比较容易造成误解的一点，是医学常把“危险因素”当成“疾病”来治疗⁠¹⁰。2014 年前后，他在南京医科大学的一次报告里以高血压为例：大多数高血压病人没有症状，劳动能力不受影响，严格说是危险因素而不是疾病；降压治疗能使心脑血管事件的风险降低 25%–30%，可落到个人身上，100 个 40 岁以上的高血压患者服药十年，真正受益的只有四五个，其余的人还要承担副作用和药费⁠¹²。

癌症筛查也是这样。他引用的欧洲研究显示，PSA 筛查每查 1409 人才能减少 1 例前列腺癌死亡，却会多查出 49 例病人，其中 48 例在他看来属于过度诊断；美国和澳大利亚的甲状腺癌病例，2012 年比 1975 年增加了 3 倍，死亡率却没有明显差别⁠¹²。他的结论是：“当前针对危险因素进行干预的实际结果是，极少有个人因为采取措施而受益，绝大部分干预没有任何效果，其中有些人反而使健康受到损伤。”⁠¹²2017 年，他又把这些归到“医学有边界”之下：手术美容、抗衰老研究、对临终病人的过度抢救，都是给医学赋予了过度的使命⁠¹⁰。

这种看法在临床医生中也有不同声音。那次报告的问答环节，一位医生说，疾病对医务人员和科研工作者来说是 1% 的区别，对患者却是 100%。韩启德回答，标准需要更合理，而任何标准都是概率，“再精确的机器人永远也不能代替医生”，好医生会说“我再观察观察”；“医学就是医学，是有科学、有技术、有人文、有艺术的”⁠¹²。《医学的温度》里专有两篇，分别重新考量控制疾病危险因素和癌症“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的方针⁠⁹。

韩启德对中医的看法，带着他在临潼的经验。据他自述，许多农民习惯看中医，他便学了中医中药与针灸：有的病人退烧以后几个月还不断出汗，有的产妇奶水下不来，西医没有好办法，他用中药或针灸治，效果相当好，远处的病人也闻讯赶来⁠³。2017 年讲“医学是什么”时，他说同一时期的中医水平“远在古希腊罗马古典医学之上”；又说没有人能否定针灸的作用，可经络“看不见摸不着”，究竟是什么，还原论还回答不了⁠¹⁰。

可他并不把中医算作科学。2019 年在北京大学“科学·文明”系列讲座的第一讲里，他给科学下了一个历史的定义：继承古希腊理性传统，经 16–17 世纪欧洲科学革命而形成的，逻辑推理、数学描述和实验检验相结合的思想系统、知识生产过程以及相应的社会建制，“科学只是人类知识和智慧系统中的一种”⁠¹³。照这个定义，“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这个问题其实并不存在，重要的是讨论中国古代为什么没有产生科学；中国传统的归纳思维不利于产生现代科学，“但对产生其它智慧是有利的，比如中国传统医学”⁠¹³。

这和吴国盛的立场一半重合：吴国盛说，在希腊理性科学和现代数理实验科学的传统上，中国古代均没有科学，在博物学意义上则有⁠¹⁴。韩启德那次讲座没有用博物学的框架，却也承认传统的另一面：中国传统的“有机唯物观”，而非“机械唯物观”，对未来的科学发展或许是有利的⁠¹³。他的落脚点在临床：现代医学的临床决策至今“仍然需要传统医学的整体观和经验性方法”⁠¹⁰；《医学的温度》里有一篇的题目就是《现代医学与中医应该和而不同》⁠⁹。

韩启德转向历史，起点是一场瘟疫。据他自述，2003 年非典暴发时，他应邀到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回顾传染病的历史，为此恶补医学史，从那以后开始了医学史和医学人文的研究⁠³；《医学的温度》里有一篇就叫《加强医学史学习和研究》⁠⁹。在一次北大理科史研讨会的总结发言里，他提到有大学教授宣称用实事求是的原理推翻了相对论，“如果稍有一点科学史常识的话，这种事情根本不值一提”⁠¹⁵。

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在原有科学技术史和医学史学科点的基础上整合而成，2018 年 11 月成立，2019 年 4 月正式揭牌，首任系主任就是韩启德⁠⁵。系里和中国科协—北京大学（联合）科学文化研究院一起，启动北大理科史研究，办年度科学文化论坛，合办英文期刊《科学文化》（Cultures of Science）⁠¹³。他的主张很直接：“我认为科学史应该成为大学教育中的基础必修学科。”理由是，做研究的人要知道科学是什么、怎样一步步走到今天、自己的课题从何而来，才能理解科学精神、思想和方法⁠³。

北大和清华的两个科学史系几乎同时诞生，路子却不同。2020 年 12 月 26 日，两系在清华举行联谊会，据清华科学史系年鉴记载，韩启德在总结发言里说两系不只是隔壁邻居，更是亲戚，他称赞清华系馆合作的办系办馆理念，认为科学博物馆对理解科学史、教育学生都很重要，又说北大系的研究重点放在当代，科学史研究不能脱离社会⁠¹⁶。清华系则以西方科学史和通识教育为重心⁠¹⁷；吴国盛是北大系第一届学术委员会的委员⁠¹⁸。

2006–2016 年任中国科协主席时，韩启德站在中国“科普”体制的中心。2013 年，他任《十万个为什么》第六版总主编，在出版座谈会上说，青少年科学素养的培育关系到全民科学素质的提升⁠¹⁹。吴国盛 2016 年的文章则把中国科协主导的科普称为“主流和正统”，说它带有国家主义、功利主义、科学主义三重特征⁠²⁰。这并没有妨碍两人往来。2013 年 8 月，吴国盛的“科学人文系列”四种书在中国科技馆首发，韩启德到场讲话，据吴国盛记述，他称有人做无用的学问是中国社会的巨大进步，能够反思科学是中国进入世界强国的标志⁠²¹。

卸任以后，他把科学传播看得更重。2020 年 11 月在腾云峰会上，他以转基因之争为例：说无害的一方可以被证伪，说有害的一方不可证伪，如果公众懂得可证伪性，就不至于有那么大的分歧；他说：“科学传播已经不仅仅是科研的副产品，而正在成为一个时代的战场，关系到未来人类的生存。”⁠²²同年 6 月，他在中国科学文化论坛上说，疫情让人更明白，“科学不是上帝，科学不能解决所有问题，科学不等于正确，科学恰恰是在不断证伪中发展的”⁠²³。

2022 年 4 月 23 日，吴国盛主持遴选的“高山科学经典”书目在北京古观象台发布，韩启德到场致辞：科学是文化，是世界观，也是思想方法，人人都要学科学，读经典是好办法⁠²⁴⁠²⁵。他也直言，这 100 本里有些是前几年才出的新书，只能算精品，“如果说十年以后大家不读了，说明他选错了。但是我们现在信任他，因为他眼光独特”；他自己认领了《癌症传》来领读⁠²⁴。两年后的 5 月 16 日，他到清华科学史系参加七周年庆，把这个系比作“种子公司”，参观科学博物馆的藏品后说：“当亲眼看到收藏实物时，再回看科学史，感觉是不一样的，它变得有温度了。”⁠⁶

韩启德的研究路上有两位重要的师长与合作者：西安医学院的卢兴，他读研时“慕名而成为了他的研究生”；埃默里大学药理系的明尼曼，1987 年《自然》论文的合作者⁠³⁠⁷。转向科学文化以后，他的同道多在北大：该系网站学术委员会名单上署为系主任的张藜、医学史家张大庆，以及学术委员会副主任饶毅；饶毅等人发起“赛先生”科学和医学公共传播奖，他也积极参与⁠¹⁸⁠²²。2023 年 5 月，北大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等单位主办“20 世纪中国科学重大创新成果”对谈，由他主持，田刚、潘建伟、饶毅分享⁠²⁶。

他与吴国盛的往来，从《科学的历程》开始。这本书三版的序分别出自周光召、席泽宗和韩启德⁠²⁷；据一位读者在书评里的转引，他在序中说此书成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充分认识到科学的人文价值”，通过历史叙事沟通文理，“在科学和人文之间架设桥梁”⁠²⁸。此后，他在 2017 年的讲演里回应吴国盛的《什么是科学》⁠¹⁰；2019 年 11 月 7 日，主持吴国盛的北大文研讲座《希腊科学精神的起源》，那是他自己开头的“科学·文明”系列的第二讲⁠²⁹⁠¹³；2020 年的两系联谊会上，吴国盛和胡翌霖为北大来宾讲解了清华科学博物馆（筹）的计算器具展⁠¹⁶。2023 年清华科学史系六周年时，他因故未到，发来视频，希望两校科学史系加强合作⁠³⁰；2024 年七周年庆的上半场由蒋澈主持，下半场正是纪念萨顿诞辰 140 周年的论坛⁠⁶。

相关的学术名片同行吴国盛、同行刘钝、后学胡翌霖、后学蒋澈、前辈萨顿、前辈席泽宗、前辈李约瑟。另见吴门 · 雅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