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事情本身

1859 年 4 月 8 日，胡塞尔生于奥地利帝国摩拉维亚的普罗斯尼茨（今捷克普罗斯捷约夫）一个犹太家庭⁠¹⁠⁵。1876 年他进莱比锡大学，学天文学、数学、物理和哲学，听过实验心理学的奠基人之一冯特的课；1878 年转到柏林，随克罗内克和魏尔斯特拉斯学数学；1881 年去维也纳，1883 年 1 月以变分法论文获数学博士学位⁠¹。随后他回柏林给魏尔斯特拉斯当助手。魏尔斯特拉斯病重，他在柏林结识的好友马萨里克（后来捷克斯洛伐克的首任总统）劝他回维也纳听布伦塔诺讲课；1884–1886 年的这些课，让他决定转向哲学。布伦塔诺把他推荐给自己的学生施通普夫，1887 年他在哈雷以《论数的概念》取得大学任教资格，此后在哈雷当了十四年编外讲师⁠¹。

1900–1901 年出版的《逻辑研究》为他赢得了哥廷根大学的教职，他在那里一直教到 1916 年，1906 年升为正教授。1916 年他接任弗莱堡大学李凯尔特的哲学讲席，施泰因（1916–1918）、海德格尔（1919–1923）先后给他当助手；1928 年退休，讲席由海德格尔接任⁠¹。这些年里他到伦敦（1922）、阿姆斯特丹（1928）和巴黎（1929）讲演，1928 年成为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外籍荣誉院士，1932 年成为法国道德与政治科学院通讯院士，1935 年成为英国学术院院士⁠⁵。纳粹上台后，早在 1886 年就已改信新教的胡塞尔，仍因犹太出身被排斥在一切正式的学术活动之外，失去了授课和出版的权利，后来连德国国籍也被剥夺。

1933 年 5 月 4 日，他在给老友马恩克的信里写道，没想到暮年还要经历一座“精神的隔都”的建立：他们不再有权称自己是德国人，他们的精神工作也不再算作德国文化史的一部分⁠¹。1936 年，他被正式取消授课资格，也不准去巴黎出席国际哲学大会；1937 年，他被迫搬出在弗莱堡的寓所⁠⁵。1938 年 4 月 27 日，他在弗莱堡去世⁠¹⁠⁶。他有每天写作的习惯，研究手稿、讲稿和未完成的书稿加起来约四万五千页，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东西都在里面⁠¹。按鲁汶胡塞尔档案馆的说法，手稿约四万页，大多用一种已经过时的加贝尔斯贝格速记法写成，另有助手们在他生前打字誊清的一万页⁠²⁠⁶。

这些东西在纳粹德国并不安全。胡塞尔去世几个月后，比利时方济各会的年轻神父范·布雷达为写博士论文来到弗莱堡，决意把手稿运出德国。据《低地》杂志 2018 年评介作家霍斯滕新书的文章，神父把约一百公斤手稿装进三个大箱子，坐火车带到柏林，再由比利时使馆以外交邮袋寄往鲁汶，11 月运到⁠⁷。1938 年 10 月 27 日，鲁汶胡塞尔档案馆宣告成立；1939 年春，胡塞尔最后的两位助手芬克和兰德格雷贝迁到鲁汶，开始系统地把速记稿转写成通行文字⁠⁶。1940 年 5 月，鲁汶大学图书馆再次毁于战火，神父在此前一周已把手稿从图书馆移出⁠⁸⁠⁷。《胡塞尔全集》1950 年出版第一卷，这套全集系列至今已近六十卷⁠¹⁠²。

1891 年，胡塞尔出版了第一本书《算术哲学》，副题是“心理学的与逻辑的研究”，扉页上写着献给他的老师布伦塔诺。这本书想为算术找一个心理学的基础：数这个概念是从哪里来的？⁠⁹⁠¹他的回答从一个日常动作开始：数数。可以拿来一起数的东西没有任何限制，“几棵树；太阳、月亮、地球和火星；一种感觉、一位天使、月亮和意大利”，都能合成一个集合，都能说出一个确定的数⁠⁹。可见数并不取决于被数的东西是什么。数的时候，我们恰恰不管每样东西各是什么，只把它当作“某物”，再用“和”把它们联起来；他把这叫作“集合联结”，并写道：一般的“多”，无非是某物和某物和某物，“或者更简短地说：一和一和一”⁠⁹。

第八章专门清理“单位”一词的歧义：它可以指与“多”相对的抽象概念，可以指被数到的每一个对象，可以指数字“一”，也可以指连续量里作为公共尺度的那一份。从洛克、休谟到赫尔巴特，不少人强调单位必须严格封闭、不可分割；胡塞尔认为，这是把“单位”与“单纯”“严格的点”混为一谈⁠⁹。负数、分数、无理数和虚数这些“准数”，他在序言里说要留到第二卷，可这第二卷始终没有出版⁠⁹⁠¹⁰。1894 年，弗雷格撰文批评此书把数学建立在心理过程之上，犯了“心理主义”的错误；胡塞尔后来在《逻辑研究》里自己转而批判心理主义，这一转变有人归因于弗雷格，也有人认为决定性的是他对洛采和波尔查诺的研读⁠¹⁠¹¹。

一百多年后，“一”能不能切开，在吴门又成了话题。2018 年 9 月，吴国盛的学生张东林在清华科学史系的讨论班上报告《分割不可分割的一》，介绍现象学家、科学思想史家雅各布·克莱因的发现：希腊人只有“部分”而不把“分数”看作数，因为柏拉图哲学要求数学里的“一”不可分割，这样数学才能把灵魂引向理念⁠¹²。2021 年秋季学期第一次系学术例会，吴国盛自己主讲“雅各布·克莱因论现代科学的起源”；一个月后，他在第 15 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会议上又讲了这个题目⁠¹³。克莱因的文集由张卜天译成中文，其中收有《现象学与科学史》⁠¹⁴。

《逻辑研究》第一卷《纯粹逻辑学导引》出版于 1900 年，第二卷出版于 1901 年⁠¹⁠¹⁵。第一卷批判心理主义：逻辑规律不是人们实际怎样思维的经验规律，否则真理就成了人类心理的偶然产物⁠¹。第二卷转向意识本身。胡塞尔说，逻辑概念必须在直观中有它的来源，我们不能满足于“空话”，不能满足于只在符号上理解词义：“我们要回到‘事情本身’。”⁠¹⁵这句话后来成了现象学运动的口号。“事情本身”不是与意识无关的物自身，而是事物怎样在经验中被给予。看一张桌子、回忆一张桌子、想象一张桌子，是意识指向同一个对象的不同方式；意识总是关于某物的意识，这种指向性就是“意向性”⁠¹。

胡塞尔自己把这本书看作通往现象学的“突破”。它让他得到了哥廷根的教职，一批年轻人慕名而来：莱纳赫、柯瓦雷、施泰因、普莱斯纳、盖格尔、英伽登……哥廷根很快成了德国最重要的哲学中心之一⁠¹。这些早期弟子把他对心理主义的批判、对“事情”的强调，理解为转向对象、转向本质；所以当他后来走向超越论的唯心论时，许多人觉得受了背叛⁠¹。柯瓦雷后来离开哲学，做了科学思想史，成为这一编史纲领的主要开创者⁠¹⁶。

2013 年，吴国盛在叶秀山著作研讨会上说，自己和叶秀山的师承，“也有点像柯瓦雷跟胡塞尔的关系，柯瓦雷是胡塞尔很喜欢的学生，但是他后来做科学史去了”⁠⁴。他接着说，自己虽然不再做西方哲学，但一直跟叶老师学习，读他的书，“还是自觉与不自觉地传承了启蒙与自由的精神”⁠⁴。《逻辑研究》通行的中译本出自倪梁康之手，2015 年收入“中国现象学文库·现象学原典译丛”，2018 年又收入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¹⁷⁠¹⁸。

1904/05 年冬季学期，胡塞尔在哥廷根开了一门每周四小时的课，最后一部分讲时间意识。开讲时他说，时间意识的分析是描述心理学和认识论的一个古老难题，第一个深感其难、几乎为之绝望的人是奥古斯丁：没有人问我，我倒清楚；要我解释，我就茫然了⁠¹⁹。他的入手处是听一段旋律。耳朵此刻只听到一个音，我们听到的却是旋律，而不是一串互不相干的声响。胡塞尔说，刚刚过去的音并没有消失，它“滞留”在当下的意识里，越来越远，越来越淡；当下的“现在”把握，“仿佛是一条由诸滞留构成的彗星尾巴的核心”；即将到来的音，也已经被“前摄”着⁠¹⁹。原印象、滞留、前摄一起，构成了一个有宽度的“现在”⁠¹。

这种滞留，与第二天又“想起”这段旋律是两回事。他把滞留叫作“第一记忆”，把回忆叫作“第二记忆”，强调两者必须严格区分⁠¹⁹。讲稿后来由施泰因从速记稿誊清、分章分节，1928 年由海德格尔编辑，刊在胡塞尔主编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第 9 卷上；海德格尔在编者前言里说，这些分析是《逻辑研究》阐明意向性的“不可缺少的补充”，对施泰因的工作却只一笔带过⁠¹⁹⁠¹。中译本《内时间意识现象学》由倪梁康译出⁠²⁰。

吴国盛的《时间的观念》（1996 年初版）第十章“时间之流的哲学阐释”分四节，依次讲麦克塔加、柏格森、胡塞尔和海德格尔⁠³。胡翌霖的《媒介史强纲领》（2019）以巴赫的勃兰登堡协奏曲为例讨论第一滞留和第二滞留，并转述斯蒂格勒的批评：胡塞尔过分强调了两者的区别；斯蒂格勒又在两者之外提出刻在文字、乐谱、唱片里的“第三滞留”，于是“记起”的可能性取决于“记下”的可能性⁠²¹⁠²²。2022 年 12 月，清华科学史系的硕士生于晓艺报告斯蒂格勒的第三滞留对身体的忽视，主张引入梅洛-庞蒂；吴国盛、胡翌霖、刘任翔点评时提出的问题之一，正是“斯蒂格勒对胡塞尔内时间意识的理解”⁠²³。

1911 年，胡塞尔在新创刊的《逻各斯》杂志上发表长文《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文章开头说，哲学从一开始就要求成为严格的科学，可在它发展的哪一个时期都没有做到；近代哲学的努力只结出了一个成熟的果子，那就是各门严格的自然科学和精神科学的建立与独立⁠²⁴。他批评自然主义把意识也当成自然事实，也批评历史主义把一切真理相对化。文末他说：我们不是通过各种哲学成为哲学家的，研究的动力不能来自各种哲学，而必须来自事情和问题⁠²⁴。

两年后，他在自己主编的《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第 1 卷上发表《纯粹现象学和现象学哲学的观念》第一卷，通称《观念 I》，给出了方法⁠²⁵。日常生活里，我们总是理所当然地相信世界就在那里，他称之为“自然态度”。现象学并不否定这个信念，也不怀疑它，而是让它“失去效用”：信念还在，就像括号里的东西还在，只是我们不再使用它。他写道：“我并不否定这个‘世界’，好像我是诡辩家；也不怀疑它的存在，好像我是怀疑论者。”他把这叫作现象学的“悬搁”；连自己钦佩、毫无异议的各门科学，也一并放进括号，不使用它们的任何命题⁠²⁵。括号里剩下的，是世界怎样向意识显现，意识又怎样构成意义。

这一步在哥廷根引起了轩然大波。许多早期弟子认为，胡塞尔由此转向了超越论的唯心论，背离了“回到事情本身”的初衷；胡塞尔则抱怨他们没有真正理解现象学⁠¹。吴国盛把自己做的事比作“科学批评”，他的理由可以与胡塞尔的诊断对读：“很大的问题在于，科学家忘记自己的根源，没有根源。”⁠⁴胡塞尔的这两部著作都有中译：《哲学作为严格的科学》由倪梁康译出，《观念 I》即李幼蒸译的《纯粹现象学通论》⁠²⁶⁠²⁷。

1929 年 2 月 23 日和 25 日，刚退休不久的胡塞尔在巴黎索邦大学的笛卡尔阶梯教室讲“超越论现象学引论”⁠²⁸。听众里有还在巴黎高等师范学校读书的梅洛-庞蒂⁠²⁹。讲稿后来扩写成《笛卡尔式的沉思》，1931 年先出了法文版，译者是佩费尔和列维纳斯⁠¹。书中第五沉思说，在我经验到的一切物体中，只有一个不是单纯的“物体”（Körper），而是“身体”（Leib）：只有它带着触觉、冷暖等感受场，只有在它里面，我能直接支配和运作⁠³⁰。

我用手摸、用眼看来感知世界；我还可以“用一只手去感知另一只手”，这时，“起作用的器官必定变成客体，客体又变成起作用的器官”⁠³⁰。身体既是被触摸之物，又是触摸者，这种“双重感觉”是胡塞尔身体现象学的关键例子。在他的分析里，身体还是一切定向的零点：远近左右都是相对于我的身体而言，万物都在“那里”，只有身体永远在“这里”⁠¹。这些分析更完整的形态，在《观念》第二卷的手稿里。施泰因 1916–1918 年整理过这份稿子，但它直到 1952 年才作为《胡塞尔全集》第 4 卷出版⁠¹。

1939 年 4 月，梅洛-庞蒂成为鲁汶胡塞尔档案馆第一位外来访客，读到的正是后来出版为《观念 II》《经验与判断》和《危机》第 28–72 节的手稿，以及一份题为《推翻哥白尼转向：原初方舟地球不动》的誊清稿⁠⁶⁠²⁹。六年后的《知觉现象学》，把身体放到了哲学的中心。“左手握右手”也出现在吴国盛的话里。2013 年他谈技术与自我，说“法国哲学有很大启发”：“我左手握着右手的时候我居然知道是‘我’握着‘我的左手’，或者‘我’握着‘我的右手’”，技术的可能性就建立在自我的这种丰富结构之上⁠⁴。《笛卡尔式的沉思》的中译本出自张廷国⁠³¹。

1935 年 5 月 7 日和 10 日，七十六岁的胡塞尔应维也纳文化协会之邀，作题为“欧洲人类危机中的哲学”的演讲，后来定名为《欧洲人的危机与哲学》⁠³²。他说，“精神的欧洲”有一个出生地，那就是公元前 7 世纪到前 6 世纪的古希腊：泰勒斯这样的少数人开始以一种全新的态度对待周围世界，为认识而认识，彼此批评，代代相传，把认识变成一项无限的、共同的任务⁠³²。他承认印度、中国等地也有通向普遍世界知识的“哲学”，但认为只有在希腊人那里，这种兴趣才具有纯粹“理论”态度的新形态：“理论的态度，其历史起源在希腊人那里。”⁠³²

这篇演讲带着鲜明的欧洲中心论。他说英国自治领、美国在精神上属于欧洲，却把集市上展览的爱斯基摩人、印第安人和在欧洲各地流浪的吉卜赛人排除在外，还说其他人类群体总想“欧洲化”，而“我们”绝不会去“印第安化”⁠³²。演讲结尾，他说欧洲危机只有两条出路：或者在对理性生活意义的疏离中沉沦，或者借一种最终克服自然主义的“理性的英雄主义”从哲学精神中重生；“欧洲最大的危险是疲惫”⁠³²。说这些话时，他本人已被纳粹政权排斥在学术之外。

吴国盛也主张科学源于希腊。2013 年他说，给理科生讲课时，“我都会跟他们讲科学的源头在希腊，希腊的科学是数学”⁠⁴；他的文集《由史入思》有一节题为“科学作为希腊-欧洲人的人文理想：自由的学问”⁠³³。两人的说法可以对读，但没有材料表明吴国盛的这一主张直接来自胡塞尔。也有人不同意：张祥龙 2016 年评吴国盛的《什么是科学》，认为说只有古希腊有自由的科学“既不明智，也不准确和公平”，“难道希腊人和西方近现代的个体主义者们可以垄断对‘什么是自由’的解释权吗？”⁠³⁴

维也纳演讲之后，胡塞尔把讲稿扩写成《欧洲科学的危机与超越论的现象学》。1936 年，贝尔格莱德的《哲学》（Philosophia）杂志第 1 卷刊出了它的第一、二部分；全书要到 1954 年才作为《胡塞尔全集》第 6 卷出版⁠¹⁠³⁵。第 9 节写伽利略。在胡塞尔看来，伽利略最伟大的成就是对自然作了“数学化的重新解释”：把几何学的理想图形套到经验世界上，开创了近代自然科学。可是很快，这种量化、理想化的方法被当成了存在本身，人们开始“把实际上是方法的东西当作真正的存在”⁠¹。

几何和测量本来生长在日常的、由身体经验构成的世界里，胡塞尔称之为“生活世界”。精确科学用来把握存在者宇宙的那一套“自在的规定”，不过是一件披在直接直观和经验的世界、也就是生活世界之上的“理念的衣服”；“正是这件理念的衣服，使我们把一种方法当作了真正的存在”⁠³⁶。危机不在于科学不成功，而在于它把自己当成衡量真实的唯一标准，对价值和意义的问题无话可说⁠¹。他还留下一份手稿，标题就是一个判断：《推翻哥白尼转向：原初方舟地球不动》；1939 年梅洛-庞蒂在鲁汶读到了它的誊清稿，不久它就刊印了出来⁠⁶。

吴国盛 2024 年的《走向宇宙与安居大地》说，“地球”概念是对生活世界的认识论优位观点的产物，我们需要重新思考“我们脚下的大地”，“某种新地心说正在回归”⁠³⁷。这篇文章没有引用胡塞尔，两者的思路可以对读。胡塞尔对伽利略的批评，在吴门有持续的讨论。胡翌霖在《过时的智慧》讲伽利略落体实验的一节里写道，胡塞尔等哲学家把伽利略认作近代科学“自然的数学化”的标志，“这是不无道理的”⁠³⁸。2021 年 10 月的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会议上，清华科学史系的硕士生史艳飞报告《望远镜与胡塞尔的科学世界》，反驳伊德对胡塞尔的批评⁠¹³。

2022 年 9 月，2013 年入吴国盛门下读硕士、时任清华大学哲学系博士后的刘任翔，在清华科学史系讲《数学化是否是技术化？》⁠³⁹⁠²³。伊德认为，胡塞尔没有考虑望远镜一类的感知技术，才在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之间制造了断裂；刘任翔则重申他 2014 年的观点：问题在于伽利略宣称只有通过望远镜看到的现象才是唯一的实在，把身体知觉贬为幻象，让前科学的世界变得过时⁠²³。《危机》的中译本由王炳文译出⁠⁴⁰。

胡塞尔的老师有魏尔斯特拉斯和布伦塔诺，《算术哲学》就题献给布伦塔诺⁠¹⁠⁹。在哥廷根，他身边聚集了莱纳赫、施泰因、英伽登、柯瓦雷等第一代现象学家；在弗莱堡，施泰因和海德格尔先后当他的助手。海德格尔把《存在与时间》题献给他，在研讨课和私人信件里却攻击、嘲笑他；1933 年 5 月，胡塞尔在信中指责海德格尔不仅把他的哲学讲成漫画，还越来越露骨地发泄反犹情绪⁠¹。后来的现象学家，从英伽登、舒茨、芬克，到萨特、梅洛-庞蒂、列维纳斯、伽达默尔、利科、德里达，都要回应他的纲领⁠¹。斯蒂格勒把他的“滞留”改造为“第三滞留”，孟强指出，这个概念同时取材于内时间意识讲座和《几何学的起源》⁠²²。

吴国盛与胡塞尔的关系，是隔代而间接的。他的博士导师叶秀山 1988 年的《思·史·诗》第三部分专论胡塞尔的现象学，从“反对心理主义”讲起⁠⁴¹。他的作者简介把研究方向写作“西方科学思想史、现象学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等，2018 年的文集《由史入思》第二篇就题为“现象学科学哲学”⁠³³。2013 年秋季学期第一天，他在博客里说，新入门的硕士生刘任翔所报告的主题，“非常恰当地表现了吴门把科学史与现象学科学哲学相结合的学术进路”⁠³⁹。2020 年，清华科学史系主办第 14 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学术会议，他报告了技术的“单调化”与“去单调化”⁠⁴²。2021 年讲克莱因时，他用“呈现、滞留和前摄”解释什么是“意向历史”：几何学越发达，越会遗忘事物的其他性质，历史的本质在于重新激活原初的沉淀⁠¹³。

吴门的学生各取一端。刘胜利研究梅洛-庞蒂的空间现象学，专著第二章从“胡塞尔的洞见：知觉的侧显”写起，又专节讨论“胡塞尔的‘未思’：现象空间”⁠⁴³。刘任翔 2023 年在清华科学史系讲《未来思想史导论》，借胡塞尔《几何学的起源》里的“历史先天”概念为思想史划界：意义在历史进程中不断被重新激活，才达成“一以贯之”⁠⁴⁴。胡翌霖 2005 年在博客里说，读哲学史时，“零星的感觉还是让我与胡塞尔更有亲近感”⁠⁴⁵；后来他的媒介史研究借斯蒂格勒重读了胡塞尔的时间分析⁠²¹。张东林读克莱因，张卜天译出了克莱因的文集⁠¹²⁠¹⁴。在这条线索上，吴国盛说的“柯瓦雷之于胡塞尔”，也是吴门许多人与胡塞尔的关系：从现象学出发，去做科学史。

相关的学术名片学生柯瓦雷、学生海德格尔、后学梅洛-庞蒂、后学斯蒂格勒、后学叶秀山、后学吴国盛、后学刘任翔、后学刘胜利、后学胡翌霖。另见吴门 · 雅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