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川归海

1900 年 12 月 9 日，李约瑟生于伦敦⁠²⁠³。他在奥恩德尔公学读完中学，进入剑桥大学冈维尔与凯斯学院读生物化学；此后凯斯学院一直是他的学术家园，他在这里先后做研究员、导师、院士，1966–1976 年任院长。按李约瑟研究所的概括，他前半生的大部分精力，用于确立自己作为化学胚胎学家的地位⁠²。取得博士学位后，他进入剑桥的邓恩生物化学研究所⁠³；1931 年出版的《化学胚胎学》用拉丁文写献词，受献者中有剑桥的生物化学教授霍普金斯（Frederick Gowland Hopkins）⁠⁴。

他的兴趣从不局限于实验室。1943 年出版的文集《时间：清新的河流》收录他 1932–1942 年的讲演和文章，题目从《科学、宗教与社会主义》到《一位生物学家眼中的怀特海哲学》，还有 1937 年在牛津大学的斯宾塞讲座《整合层次》；扉页题献给塞克斯特德的牧师康拉德·诺埃尔，称他为“基督在地上之国的先知”⁠⁵。吴国盛指出，1931 年伦敦国际科学史大会上苏联学者赫森的报告，在剑桥的左派科学家和科学史家中掀起一阵马克思主义的旋风，受影响的科学家里最为人熟知的就是李约瑟⁠⁶。1973 年，他用笔名亨利·霍洛伦肖写了一篇第三人称的自述，题为《一位荣誉道家的养成》，回顾自己总在把通常分开的东西放到一起：科学与宗教，生物化学与形态学，宗教与社会主义，东方与西方⁠⁷。

1943–1946 年他在中国，后文再说。战后他到巴黎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自然科学部主任，1948 年回到剑桥⁠³⁠²。1952 年夏，他应中国科学院之邀，参加“调查在朝鲜和中国的细菌战事实国际科学委员会”，委员会长达 665 页的报告由他一人打字，这件事在冷战初期引起很大争议⁠⁸。1968 年他获美国科学史学会萨顿奖章⁠⁹，1971 年当选英国学术院院士，1992 年获名誉勋位⁠¹⁰；按皇家学会为他写的传记，同时拥有这三个头衔的人，“一只手的一根手指就数得过来”⁠¹¹。1987 年，李约瑟研究所在剑桥举行开幕仪式⁠²。1995 年 3 月 24 日，他在剑桥去世⁠¹¹⁠³。

1931 年，三十岁的李约瑟出版三卷本《化学胚胎学》。卷首是哈维像，题词引哈维 1653 年英译本里的话：造就和建起一个生物所需的工夫，远比拆散它要多⁠⁴。序论一开头打了个比方：物理化学胚胎学至今过的是“子宫内的生活”，事实埋在各种期刊里，理论蛰伏在零星的综述中；它已到了临产的阶段，所需要的只是一位熟练的产科医生。他要做的就是这份“产科”工作：从原始论文里收集已知的事实，把它们与形态胚胎学和发育力学的成果联系起来，再看能否得出普遍有效的原理⁠⁴。

这部书不只是实验报告。第二部分讲化学胚胎学的起源，从古代一路写到 19 世纪初，后来单独扩成《胚胎学史》（1934）⁠⁴⁠³。在这一部分的预备说明里，他坦白：关于古代中国和印度的胚胎学，他说得很少，因为就当时所知，可说的很少，而不是因为它们本身不如地中海和后来西方的胚胎学有趣，“尽管结果也许如此”⁠⁴。书里的图版 I 并排印着埃及和中国的农家孵化器，中国那一幅注明取自金（King），应即美国农学家金 1911 年的《四千年的农夫》⁠⁴⁠¹²。

1941 年，他当选皇家学会会员。推荐书写道：他是英国研究化学胚胎学的先驱，1931 年那部巨细无遗的著作，唤起了人们对发育中的生物所提出的化学问题的广泛兴趣；又说他与沃丁顿（C. H. Waddington）合作，研究两栖类胚胎“组织中心”所起作用的化学方面。推荐书还说，他的第一篇原创论文发表于 1923 年，此后关于“个体发生中的能量来源”等一系列研究，几乎涉及鸟类和无脊椎动物胚胎代谢的每一个方面。推荐人里有霍普金斯、霍尔丹和谢灵顿⁠¹³。1942 年，他又出版《生物化学与形态发生》⁠¹⁴。这时，他的心思已经转向另一件事。

1937 年，三位中国青年科学家来到剑桥的生物化学实验室：沈诗章、王应睐和鲁桂珍⁠¹⁵⁠¹⁶。鲁桂珍与生物化学家李大斐（Dorothy Needham）合作研究，据那篇第三人称的自述，对他影响最大的正是鲁桂珍⁠⁷。他在这几位年轻人的文化背景里，在汉语和中国文学的传统里，发现了一种与自己所受的教养“相等而相反”的东西，也正因为如此而格外吸引他⁠⁷。他由此开始学习汉语⁠²，在汉学上得到剑桥中文教授哈隆（Gustav Haloun）的指点⁠¹⁶。

战争给了他去中国的机会。经过与英国政府的反复商议，他以英国文化委员会代表的身份派驻英国驻重庆使馆，1943 年 2 月 24 日飞越“驼峰”抵达昆明，两周后到重庆，创办中英科学合作馆，为困在后方的中国科学家输送仪器、书籍和期刊⁠¹⁵。到 1946 年 4 月离开时，他已走遍四川、云南和华南、西南、西北未被日军占领的地方，访问大学、实验室、工厂和作坊，在敦煌千佛洞住了一个月，拍了约一千张照片，还留下一盒卡片，记着他见过的约 2600 人的姓名和职业⁠¹⁵。1943 年，他在四川李庄访问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结识了王铃，后来请他做《中国科学技术史》的研究助手⁠¹⁶。这段经历写进了他与李大斐合编的《科学前哨》（1948），中译收入《李约瑟游记》⁠¹⁵⁠¹⁷。

1947 年 5 月 12 日，他在伦敦的康韦会堂演讲《中国古代的科学与社会》。开头他说，自己的思考总在朝向文化史上最大的问题之一：现代科学技术为什么在欧洲而不是在亚洲发展起来；对中国文明知道得越多，越觉得近代科学技术没有在那里发展是件怪事。结尾他把答案指向社会：封建时代之后，中国形成了一种西方没有的“亚细亚官僚制”，它阻止了商人阶级的崛起，所以问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就等于问资本主义为什么没有在中国出现。演讲以这样一句话收尾：中国文明有一种全然他者的、压倒一切的美，而只有全然的他者，才能激起最深的爱和最强烈的求知欲⁠¹⁸。

回到剑桥后，他向剑桥大学出版社提议写一卷书，回答那个越来越清楚的问题：传统中国成就巨大，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欧洲而不是中国？出版社接受了，计划却很快膨胀成七卷，第四卷还得再分册⁠²。1954 年，第一卷《导论》问世。他在序言里交代了这部书的来历：1937 年来到剑桥的三位中国科学家，尤其是鲁桂珍，应当得到“这部书的激素或诱导者”的功劳——激素和诱导者，都是生物学的词；在汉学上，他得到哈隆的指导，研究助手是王铃⁠¹⁶。

早期各卷几乎由他一人执笔：第二卷《科学思想史》（1956），第三卷《数学、天学和地学》（1959），第四卷物理学及相关技术的三个分册（1962–1971）。后来国际合作者越来越多：白馥兰写农业（1984），钱存训写纸和印刷（1985），黄兴宗写发酵与食品科学（2000），医学分册由席文编定（2000），第七卷第二分册《总的结论与反思》在他去世后由罗宾逊编成（2004）。李约瑟研究所列出的已出版各册共 25 册，最近一册是 2015 年梅泰理的《传统植物学》⁠¹。中译本在“文革”后期就由科学出版社出过少数几卷⁠¹⁹；1990 年起，科学出版社与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推出新译本，第二卷《科学思想史》由何兆武等译⁠²⁰。

全书大体按现代学科分卷：数学、天文、地学、物理、工程、化学、生物、医学。这正是吴国盛不满的地方。他在 2016 年说，李约瑟范式是典型的辉格史，“即按照今天占主导地位的数理实验科学的标准去重新整理中国古代的自然知识成就”，结果只能是“以技术充科学”，再汇集各种脱离原始语境的言论，“获得一堆为我所用的历史碎片”；他主张改用博物学（自然志）的纲领重写中国古代科学史⁠²¹。不过，李约瑟设计全书时，也把思想和社会单列成卷：第二卷专讲科学思想，第七卷的题目就是“社会背景”⁠¹。

第三卷用了很大篇幅写天文。李约瑟说，天文学对中国人至关重要，因为它出自那种宇宙“宗教”，出自宇宙统一、甚至“伦理一体”的感觉；皇帝颁布历法，凡承认他统治的人都接受这部历法，这条线索贯穿中国历史，“相应地，天文学和历法始终是‘正统’的儒家学问”，不像炼丹术那样典型地属于道家，属于“异端”⁠²²。他还引前人的话说：在希腊，天文学家是私人，是哲学家，是真理的爱好者，常与城邦的祭司关系不睦；在中国，天文学家与天子的祭祀紧密相连，属于官方机构，就安置在皇宫的围墙之内⁠²²。

为什么如此？他认为有很具体的社会原因：“对农业经济来说，作为历法调节者的天文知识至关重要。谁能给人民历法，谁就会成为他们的领袖。”皇帝颁历，相当于西方君主铸造印有头像和铭文的钱币，使用它就意味着承认皇权⁠²²。这个以农业需要为主的解释，后来有人不同意。江晓原认为，“在中国，星占学作为‘通天’的手段，一直是王权得以确立的必要条件和象征”⁠²³。吴国盛则批评，李约瑟关于天文学的叙述，“只谈与西方天文学相似的仪器、观测数据等硬事实”⁠²¹。

官方天文学也留下了一笔遗产。在他看来，阿拉伯人之前，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坚持不懈、最精确的天象观测者；从约公元前 5 世纪到公元 10 世纪的漫长时期，几乎只有中国的记录可用，哈雷彗星的历次回归、新星和超新星都是例子⁠²²。他写到 1054 年的那颗“客星”：至和元年五月，主管历算的杨惟德奏报客星出现，到 1056 年 4 月才报告它已看不见，这正是蟹状星云的来历。他转述萨顿的话说，中世纪的欧洲人和阿拉伯人没有注意到这类天象，不是因为看不见，而是因为相信天界完美的成见；“中国人没有受这种束缚”。书里还说，席泽宗 1955 年的《古新星新表》已经取代了此前的各种表⁠²²。

北宋时，苏颂主持建造新的天文仪器。他找到吏部的一位小官韩公廉，由韩公廉设计出原型；1088 年，整套可以运转的木制样机呈给皇帝审定，1090 年，一座三十多英尺高的钟塔在开封建成⁠²⁴。塔顶是浑仪，中层是自动旋转的浑象，下层木阁里的木偶人按时出来，摇铃击锣报时；驱动这一切的不是落锤，而是一个水轮。1092 年，苏颂写成《新仪象法要》，记下这座钟塔的构造⁠²⁵⁠²⁴。钟塔的实物早已不存，后人复原时主要依据的就是这部书⁠²⁶。

1956 年，李约瑟、王铃和普赖斯（Derek J. de Solla Price）在《自然》上发表《中国天文钟》，1960 年又出版专著《天钟》⁠²⁷⁠²⁴。他们发现，水轮的转动受一套杠杆和“秤”组成的装置控制：每个受水壶要装满到一定分量才能落下，带动水轮转过一格，随即又被挡住。在他们看来，这就是所谓机械钟的“灵魂”，一种擒纵机构，只是动力不是落锤，而是水轮；这些中国大钟构成了一个“意想不到的缺环”，连接着早期的水钟和后来西方的机械钟，而一行和梁令瓒在 8 世纪已经这样做了⁠²⁴。《文明的滴定》说得更直白：“与通常的观念相反，机械钟并非发明于文艺复兴早期的欧洲，而是产生于中国唐代”；这台机器是在“以准确而迅速地称量源源不断的小量流体来分割时间”⁠²⁵。

这项研究也连着清华。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机械学家刘仙洲 1953 年 10 月发表过一篇引起他们注意的论文；1956 年 9 月，李约瑟一行在佛罗伦萨的国际科学史大会上见到刘仙洲，双方的结论相互印证，只在个别部件上意见不同⁠²⁴。同年，席泽宗把《自然》上那篇文章译成中文，刊于《科学通报》⁠²⁴。据 2025 年的报道，刘仙洲 1953 年就提出了复原水运仪象台的构想；如今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把全尺寸复原的水运仪象台定为镇馆之宝，高近 13 米，预计 2027 年随博物馆开放⁠²⁶。吴国盛的学生王哲然也参与研究枢轮复原方案的受力问题⁠²⁸。

1964 年的一篇文章开头，李约瑟回忆：大约 1938 年他起意写一部系统、客观的中国科学技术史时，认定根本问题是，近代科学为什么没有在中国（或印度）文明中发展起来，而只在欧洲？随着对中国科学与社会的了解渐多，他意识到还有一个至少同样重要的问题：为什么从公元前 1 世纪到公元 15 世纪，中国文明在把自然知识用于人的实际需要方面，比西方有效得多？他相信，答案主要在不同文明的社会、思想和经济结构里⁠²⁹。

1969 年，他把八篇讲演和论文编成《文明的滴定：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书名借自化学：滴定，是用已知浓度的溶液去测定另一种溶液中的成分，以颜色变化来确定终点。同样，可以把各大文明相互“滴定”，查明谁在何时最先做成了什么，当赞许则赞许，再分析各文明在社会或思想上的种种成分，“以了解为什么一种组合在中世纪遥遥领先，另一种组合却后来居上并产生了现代科学”⁠²⁹⁠²⁵。2016 年，张卜天的中译本收入商务印书馆的“科学史译丛”，刘钝作中译本序⁠²⁵；此前一年的上半年，张卜天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做访问学者，2012 年他还就“科学革命和李约瑟问题”访谈过荷兰科学史家弗洛里斯·科恩⁠³⁰。

他的回答主要落在社会与经济上。中国在封建时代之后形成了西方所没有的“官僚封建制”，由儒生组成的文官集团管理国家，商人阶级始终无法掌权；“若想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没能发展出现代科学，最好先解释中国社会为何没能发展出商业的和工业的资本主义”⁠¹⁸⁠²⁵。思想上，他比较了中西的“自然法”观念：西方相信天上的立法者给矿物、植物、动物和星体颁布了法则；中国人则认为，万物和谐并作，不是因为有一个外在的权威在发号施令，而是因为它们同属一个有机的整体⁠²⁵。他甚至设想，假如中国社会经历了与西方类似的社会经济变化，某种形式的现代科学也会在中国产生，而且从一开始就会是有机论的，而不是机械论的⁠²⁵。

1964 年，李约瑟为牛津版《中国的遗产》撰文，却说“遗产”这个比喻并不合用，因为继承的过程是二十多个世纪里的相互传递。他宁愿用另一个意象：过去的科学技术如同一条条大河，流进现代自然知识的海洋，于是所有民族都曾立下遗嘱，如今都是继承人⁠²⁹。更早，在 1961 年牛津一次科学史研讨会的报告里，他就说得毫不含糊：现代科学只诞生于欧洲，但不能据此要求一种永久的专利，伽利略时代诞生的是一位普遍的守护神，不分种族、肤色、信仰和地域，人人都有资格参与，“是现代的普遍科学！不是西方科学！”⁠²⁵⁠²⁹

在同一篇报告里，他也反对另一种倾向：随着亚洲文明的贡献逐渐被揭示，有人把希腊人抬得过高，宣称不仅现代科学、连科学本身也只属于欧洲，与此相应，便“决意表明，非欧洲文明中的一切科学发展不过是技术而已”⁠²⁵⁠²⁹。但他并不否认问题的复杂。他承认，伽利略式的突破只是科学的先声，而不是整个科学；又提醒自己，应当区分与现代科学有直接历史渊源的因素和后来才汇入的因素，“我们也需要更清楚地区分科学与技术”⁠²⁵⁠²⁹。

吴门内外的回应各不相同。吴国盛的批评最尖锐：2016 年他称李约瑟范式为辉格史；2018 年在人文清华讲坛上，他说“我个人认为李约瑟问题是一个假问题”，因为李约瑟没有区分科学和技术，把中国古代的技术混同为科学，于是“中国古代科学十分发达”这第一句话就不成立⁠²¹⁠³¹。他的《什么是科学》第六章第一节就题为“李约瑟难题”，《由史入思》里也有《李约瑟范式及其局限》一节⁠³²⁠³³。江晓原 2001 年也说，所谓“李约瑟难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¹⁹；刘钝则认为，它不是有定解的数学题，而是一个主题论纲，李约瑟本人恰是“西方中心论”的有力反驳者⁠³⁴。

在吴门的年轻一代里，刘胜利 2017 年指出，中国科技通史的研究至今未能真正超越李约瑟开创的“实证史”编史学纲领⁠³⁵。胡翌霖的读法更折中：他倾向于吴国盛的看法，认为中西科学从萌芽起就各有一套发展逻辑，不能完全放在一个标准下衡量，就像问一棵柳树明明曾经长得比桃树快，为什么最终却是桃树先结果；但这并没有完全消解李约瑟问题，李约瑟的“大滴定”本来就是一套在不同文明之间建立比较的方法，考察发明的时间点，是为了给文明比较建立锚点，只是常被人忽视⁠³⁶。在他看来，李约瑟问题的意义不在于给出一个确定的答案，而在于它引出的关于科学是什么、科学与文明是什么关系的思考⁠³⁶。

李约瑟在剑桥的生物化学传统里成长：《化学胚胎学》的受献者中有霍普金斯；他与沃丁顿合作研究两栖类胚胎的组织中心；1941 年入选皇家学会时，推荐人里有霍普金斯、霍尔丹、谢灵顿等人⁠⁴⁠¹³。他的思想资源有怀特海的有机哲学，也有 1931 年赫森报告带来的马克思主义科学史⁠⁵⁠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合作者，从王铃、鲁桂珍、何丙郁，一直延伸到钱存训、白馥兰、黄兴宗、席文和梅泰理；鲁桂珍（1904–1991）是其中多个分册的合作者⁠¹⁠³⁷。

他与席泽宗的交集，集中在天文学史上。1953 年，苏联科学院请中国天文学家整理古代新星记录，以便与射电源比对；李约瑟在第三卷里说，这项工作的初步成果见于席泽宗的论文，又说席泽宗的新表已取代此前的各种表⁠²²。1956 年，席泽宗把李约瑟等人发表在《自然》上的《中国天文钟》译成中文⁠²⁴。2008 年，席泽宗在讨论《几何原本》中译的文章里，引李约瑟 1961 年对爱因斯坦 1953 年那封论西方科学两大基础的信的批评，认为李约瑟的批评“不是没有道理的”⁠³⁸。

在吴门，他的书由张卜天译成中文，他的问题被吴国盛判为“假问题”，他的纲领是刘胜利想要超越的对象，他的比较视野则是胡翌霖想要拾回的东西⁠³⁰⁠³¹⁠³⁵⁠³⁶。2025 年 5 月 16 日，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在八周年系庆日举办“李约瑟逝世 30 周年·芒福德诞辰 130 周年”纪念论坛，刘钝讲李约瑟与霍尔丹的通信，刘晓讲李约瑟在二战期间的科技外交，胡翌霖则讲芒福德的技术思想史观⁠³⁹。他留给吴门的，与其说是一个答案，不如说是一道题。

相关的学术名片后学席泽宗、后学吴国盛、后学张卜天、后学江晓原。另见吴门 · 雅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