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岸风光

1964 年 12 月，孙小淳生于江苏溧阳⁠¹。1980 年，15 岁的他考入南京大学天文学系天体物理专业，1984 年毕业，学士论文计算双温度吸积盘中的软光子能流⁠¹⁠²。毕业后他留校做辅导员，结识了天文学系原主任卢央，在卢央影响下读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李泽厚的《美的历程》、列维-斯特劳斯的《野性的思维》。他说：“对我的影响、冲击很大，一步步地，我就对文史哲感兴趣了”⁠²。1989 年，他随卢央以《北斗星在中国占星学中的意义》获天文学史硕士学位⁠¹。

同年年底，他进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随天文学史家薄树人读博士，1992–1993 年在荷兰联合培养，1993 年获博士学位后留所工作⁠¹⁠²。1999 年，他到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社会学系访学，“去了之后，觉得干脆读一个学位吧”，2007 年获博士学位⁠²⁠¹。2009–2015 年，他任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副所长；2015 年转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教授，2024 年的报道称他为院长⁠¹⁠²。

2015 年起，他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理事长，学会的学术年会制度 2017 年建立⁠¹⁠⁴。2024 年 9 月出版的《中国量天尺》作者简介仍称他为现任理事长，到 2025 年底，理事长已是北京大学的张藜⁠⁵⁠⁶。国际上，他 2013 年当选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2012–2015 年任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天文学史委员会副主席，2015–2018 年任主席⁠¹。

中国古人把恒星连成一个个星官，许多名字取自朝廷。《史记·天官书》写北极一带：“旁三星三公，或曰子属。后句四星，末大星正妃，余三星后宫之属也。环之匡卫十二星，藩臣。皆曰紫宫。”⁠⁷ 天上是一座官署。孙小淳的博士论文研究这套体系的早期面貌：石氏、甘氏、巫咸氏三家星官；1994 年他发表《汉代石氏星官研究》，2002 年又写《中国古代星官体系的形成》⁠¹。

论文在荷兰写成。薄树人与荷兰方面有一个合作培养项目，对方是一位对中国古代星空感兴趣的荷兰物理学家，想找一个中国助手，孙小淳就被派去了；这位物理学家就是后来与他合著的基斯特梅克（Jacob Kistemaker）⁠²⁠¹。据孙小淳回忆，他住在哥白尼街，去实验室要走过开普勒街、惠更斯街⁠²。1993 年，他与田京讨论石申星表观测年代的论文刊于荷兰皇家科学院的会刊；1997 年，修改后的博士论文在莱顿出版，题为 The Chinese Sky during the Han: Constellating Stars and Society（《汉代中国星空》）⁠¹。

据报道，这部书推定了中国最早的星表《石氏星经》的年代，复原了古代星图；国际天文学联合会整理恒星星名时，把它当作重要参考⁠²。他说：“当时我也不知道这个工作有多重要，我的导师说，时间越久越能显示出价值。”⁠² 2015 年，他为施普林格出版的《考古天文学与民族天文学手册》撰写了中国星官与星图、天象观测、浑仪等条目⁠¹；2024 年的《文明的积淀》里，还有一节专写“天人一体的汉代星空”⁠⁸。

在美国读书时，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给了他很大的冲击。他的理解是，科学家的大部分精力用在维护已有的范式上，“但是，恰恰是因为这样的维护，才使得科学有真正深刻的突变。为什么呢？正因为你坚信，才能够去探索那些最深奥的问题”⁠²。2003 年，他为这本书的新中译本写书评⁠¹；2022 年清华科学史系等单位纪念库恩诞辰一百周年，他以学会理事长身份线上致辞，讲库恩思想对自己研究中国古代科技史的启发⁠⁹。

库恩改变了他对科学史的期待：“不再过于关注那些所谓的科学史上的重大突破，科学史可以关注很平常的事情，在平凡的东西中见伟大，而不只是纠结于追求‘科技发明优先权’。”⁠² 回看传统的中国科技史研究，他觉得它注重考证，往往只是为了证明中国古代有科学、在某些方面领先，又常以现代科学概念套古代思想（据 2024 年专访转述）⁠²。

他也把西方科学史的书译成中文。2004 年，他译出劳埃德的《早期希腊科学：从泰勒斯到亚里士多德》，次年又在《科学文化评论》上撰文评介劳埃德的几种著作；此后参与合译夏平的《科学革命》和拉宾格尔、柯林斯主编的《一种文化？》⁠¹⁠¹⁰。2007 年，胡翌霖为课程作业写过这本《早期希腊科学》的书评⁠¹¹；后来他在《过时的智慧》讲希腊科学兴起的一讲里，把这个译本列入推荐书目⁠¹²。

李约瑟爱用一个比喻：各文明的科学像百川，最终汇入近代科学的大海⁠¹³⁠²。2004 年，孙小淳在《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从“百川归海”到“河岸风光”——试论中国古代科学的社会、文化史研究》⁠¹。按 2024 年专访的转述，他更在意溯流而上，看中国文明之河里的“知识流水”怎样在中国的土壤中产生，又怎样滋润中国的社会与文化；二十年后，那次专访的标题仍用了“河岸风光”四个字⁠²。他说：“一种文明的优越性，不应该仅仅以一些科技思想和发明为标志，而是要考虑到社会、政治与文化的许多方面。”⁠² 2017 年，他与刘未沫合写《中国古代科学的诗性与礼性》，也是从文化去看科学⁠¹。

问题于是换了：“中国古代在探求自然知识方面达到了什么样的水平？如何把科学知识富有成效地应用到国计民生和社会发展？一旦这些问题被提出来，我们对中国科技文明的历史研究可能就进入一个新的境界。”⁠² 同一个比喻，刘钝的用法不同。他在 2022 年说，“百川纳海”是李约瑟特别喜欢的比喻，不但适于描绘科学的历程，也适于描绘整个人类文明⁠¹³。大致可以说，刘钝看重百川汇成的大海，孙小淳想看沿途的河岸。两人都出自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也都在 2016 年那组笔谈里商榷过吴国盛⁠³⁠¹⁴。

孙小淳在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士论文题为《国家与科学：北宋的科学创新（960–1127）》，2007 年完成⁠¹⁠²。同年，他与曾雄生主编《宋代国家文化中的科学》；前后还写过北宋政治变革中的天文灾异论说、宋代改历中的“验历”与五星占，并与韩毅研究北宋国家对天文学的财政支持⁠¹。他的解释很直接：天文学可以确定皇帝的权威，好的历法表明统治有水平，“没有好的历法，天象推算不准，表明国家治理就有问题了，这就是为什么古代重视天文历法的研究”⁠²。2024 年出版的《文明的积淀》，专设“‘天文灾异’与国家政治”“北宋时期的天文与政治”两节⁠⁸。

承认天文为政治服务，并不等于把它请出“天文学”。中文学界有一种叫法，把中国古代天文学称为“天学”；江晓原《天学真原》的内容简介说，此书要揭示中国古代“天学”的政治性质、文化功能和社会角色，“而所有这些都与现代的天文学毫无共同之处”⁠¹⁵。孙小淳承认这种叫法“为了某种说理的目的是可以的”，但认为容易引起误导：“事实上，中国古书中有‘天文志’而没有‘天志’，说明古代的名称是‘天文’，不是‘天学’。”如果带有占星和政治目的的学问都不算科学，“那可以肯定，古希腊也没有天文学，现代也没有天文学”⁠³。

2016 年 11 月 16 日，《中华读书报》组织笔谈，讨论吴国盛的《什么是科学》⁠¹⁶。孙小淳说，此书的价值“不在于它是否回答了这个问题，而在于它启发了关于这个问题的思考”⁠³。他怀疑的是“必然”二字：如果近代科学是古希腊文明的必然，“那我们就得问：为什么古希腊没有产生开普勒和牛顿呢？”东西方交流、新大陆的发现、印刷术带来的知识激增，都在起作用，“近代科学的发生，更像是历史发展的偶然”⁠³。

在定义上，他指出，若把科学定义为与近代科学一样的东西，任何古代文明都没有科学，包括古希腊；科学史家只能就“历史经验”谈古代科学，“宁可把古代的科学‘历史经验’叫做‘科学’，否则‘古代科学史’也就无从谈起了”⁠³。他引荀子“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说中国古代也讲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中国古代与近代科学的差别，“更多的应该是‘古今不同’，而不是‘中西不同’”⁠³。

他并不全盘反对吴国盛。他赞同中国古代没有“自然”概念的判断，也称博物学视角“抓住了中国古代科学的特点”，是“大开脑洞的见解”：古代科学除数学和天文学之外，很少进入库恩所说的“常规科学”状态，颇有博物学的味道⁠³。吴国盛那年年底说，若能按博物学重写中国古代天文学史，“那也会很有颠覆性”⁠¹⁷。2024 年，孙小淳在《文明的积淀》最后一章专设一节，题为“为什么说中国古代有科学”⁠⁸。

圭表由一根立表和一把量影的圭组成，被称作“量天尺”。2024 年，孙小淳与杨柳、林正心合著《中国量天尺》，讲古人怎样用它测定时节、量天测地、确定“地中”、构造宇宙模型，十二章以子、丑、寅、卯等地支编排，其中一章专讲“日影千里差一寸”与天文大地测量；书中说，圭表测量也用于地理测量、历法改革和度量衡的建立，与古代国家的社会政治文化联系在一起⁠⁵。此前，他与黎耕讨论陶寺遗址出土的漆杆与圭表测影，又与学生肖尧对郭守敬圭表测影推算冬至时刻做模拟测量⁠¹；肖尧后来在清华科学史系的报告题为“毫厘之间觅真实——郭守敬的四丈高表测影”⁠¹⁸。

盖天说就是这样构造出来的一种宇宙：天地平行，由圭表测影定出太阳高八万里⁠²。他说：“这个理论当然过时了，但是我们不能因为它过时了，就说它不是科学的理论。”要回到当时的情境，看古人怎样思考；正如不能因为后来的修正，就说“地心说”“日心说”都不是科学，“要用一种历史的态度来看待，不能以现在的标尺去衡量”⁠²。有人说张衡地动仪是骗局，他的话更重：“这完全就是历史虚无主义。”在他看来，古人为什么产生这样的想法、采用这样的模型，“这里面的创造性才是最有意思的”⁠²。

孙小淳的老师是南京大学的卢央和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的薄树人；1996 年薄树人主编的《中国天文学史》（台北文津出版社），执笔者中有他⁠¹⁠²。他与基斯特梅克合作多年，合写过汉代星空、中欧最早的南天星表、宋元时期伊斯兰天文学影响等论著；1995 年，他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天文系做过访问学者；在美国，他与席文合译了席文的《中国、希腊之科学和医学的比较研究》（2001）⁠¹。

与吴门的交往多在学会与系庆的场合。2017 年 6 月 30 日清华科学史系成立，他以学会理事长、国科大人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的身份致辞，据系年鉴记载，他说清华科学史系的建立为中国科学史学界带来一股清风⁠¹⁹；2018 年学会年会在清华举行，他与前任理事长刘钝先后致辞⁠⁴。2023 年系庆，他说近代科学的发展使我们对科学的看法失去了某种天真，不必把近代的发展之路看成科学发展的“自古华山一条路”⁠²⁰；2024 年系庆，他说在清华科学博物馆里感受到东方与西方、古代与现代的时空交集⁠²¹。

他的学生也走进了吴门。他指导的博士肖尧 2019 年 11 月进入清华科学史系博士后站，合作导师吴国盛，后来出版研究汉代天文观测与历法的《以测推天》；柳紫陌 2023 年 9 月入站，合作导师也是吴国盛⁠¹⁠¹⁸⁠²⁰⁠²¹。同行之中，江晓原 1982 年、孙小淳 1984 年先后毕业于南京大学天文系天体物理专业，两人在“天学”的叫法上意见不同⁠²²⁠³。

相关的学术名片前辈库恩、前辈李约瑟、同行吴国盛、同行刘钝、同行江晓原、后学胡翌霖。另见吴门 · 雅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