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体即技术

据研究所的个人页，姚大志 1996–2000 年在内蒙古大学文史哲综合实验基地班读本科，2000–2003 年在内蒙古大学人文学院读科技哲学硕士，随后留校任助教、讲师⁠¹。那几年他发表过《论波普尔的规律观》（2003）和《论索绪尔普通语言学中作为假设的语言》（2005）⁠¹。2006 年 8 月，他到北京大学哲学系读科技哲学博士⁠¹。吴国盛博客上 2009 年 9 月的迎新合影里，他被注为“姚大志（06博）”，同一张照片里还有“李文靖（08博）”和“胡翌霖（08硕）”⁠⁴。

读博期间，他为吴国盛编的《技术哲学经典读本》（2008）译出法国思想家埃吕尔（Jacques Ellul）的《技术秩序》，2007 年 10 月在西安的第一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会议上，他的报告题目就是《技术的秩序》⁠¹⁠⁵。这部读本还收有德雷弗斯《计算机不能做什么》和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技术与时间》⁠⁵，这两个名字后来都成了他的研究对象。2010 年 7 月 5 日北大哲学系毕业生拍集体照，吴国盛在博客上贴出与他的合影，注明“与我的博士毕业生姚大志”⁠⁶。国家图书馆所藏的博士论文《具身性与技术：德雷福斯现象学技术哲学思想研究》共 125 页，著录“吴国盛指导”“北京大学授予”⁠²。

毕业后，他进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2010 年任助理研究员，2013 年任副研究员，2020 年任研究员、博士生导师⁠¹。2012–2013 年，他几次到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访学，2012 年 10 月访问柏林的马普科学史研究所；2015 年 8 月至 2016 年 8 月，在巴黎近现代史研究所做访问学者⁠¹。他历任西方科技史研究室副主任（2015–2022）、科研处处长（2020–2021），2021 年起任研究所期刊编辑部主任，2022 年起任科技史综合研究室主任⁠¹。2013 年 1 月，他为《中国图书评论》编了“技术、哲学与时间”专题，刊物介绍这位特约书评人时写道：“尝试在科技史中提炼具有哲学价值的问题，努力把科技哲学置于历史的火焰中拷问。”⁠⁷

美国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Dreyfus）以批评人工智能出名。姚大志的博士论文却不只看人工智能，而是把德雷福斯的工作当作一套完整的现象学技术哲学来读⁠³。论文以德雷福斯所赞同的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具身性理论为出发点，讨论技术与身体的三重关系：技术介入身体，身体与技术等同，技术替代身体⁠³。在他的重构里，具身行为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由运动意向性支配，另一种以运动意向性为基础、由明确的意识指引；用工具的行为和工具的存在样态，也相应分为两种⁠³。熟练地使用工具时，工具在身体图式里占据位置，成了身体的内在要素。德雷福斯的技能习得理论说，学一项技能要经历从新手到专家的五个阶段；论文把整个过程再分为两大阶段，分别对应两种行为类型。等到身体最终把握了技能，“身体和技术不再能够相互区分，在这个意义上，身体即技术”⁠³。

人工智能在这里出场。论文把人工智能研究看作“技术摆脱身体的尝试”，并把德雷福斯的批判分为两个阶段：经典人工智能建立在理智主义的预设上，这条路上的机器不能替代身体独立拥有意向性；可是，弗里曼（Walter Freeman）的神经动力学与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同构，以此为基础的人工智能研究“已经制造出了具有初步意向弧的机器”，这意味着向技术替代身体迈出了一步⁠³。论文最后一部分讨论因特网：远程在场不同于具身在场，基于远程在场的远程教育有内在的局限⁠³。

这条线后来分两头延伸。一头是论战。2009 年在南宁的第三届全国现象学科技哲学会议上，他讨论德雷福斯对麦克道尔（John McDowell）的批评，追问“概念主义的具身行为观是否可能”；2010 年 8 月在张祥龙、牟博组织的北京大学国际比较哲学圆桌会议上，他接着问“一种概念主义的行为观是否可能”，12 月又在中国人民大学的“知觉与行动”研讨会上讲麦克道尔对生存论现象学的贡献⁠¹。2017 年，他在《哲学分析》发表《行为现象学：德雷福斯的一份学术遗产？》，认为理性因素以某种方式渗透进了“置身其中”的行为，后者还可以细分为两种亚类型⁠⁸。同一期上，同门韩连庆发表《哲学与科学的短路——德雷福斯人工智能批判的局限》，换了一个角度批评德雷福斯⁠⁹。两位同门读同一位哲学家，一个追问“遗产”，一个指出“短路”。另一头是成书：2020 年，《身体与技术：德雷福斯技术现象学思想研究》收入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心灵与认知”丛书，六章依次是身体理论、具身行为理论、工具理论、技能习得理论、人工智能批判和互联网批判⁠¹⁰。

进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前后，姚大志用力的一个大题目是法国技术史家贝特兰·吉尔（Bertrand Gille，1920–1980）。吉尔的《技术史》（Histoire des techniques）以“技术系统”为单位，书写一部全球技术的进化史⁠¹¹。2010 年，姚大志在《科学文化评论》发表《论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技术史模型》，指出流行的中国古代技术史模型主张中国拥有一系列发明的优先权，先进技术向西方单向转移，由此描绘出中国古代技术领先世界的图景，而这与吉尔的全球图景相冲突⁠¹²。吉尔的办法是改造这个模型：质疑中国的发明优先权，主张中西技术相伴随进化、双向传播、平行发展⁠¹²。

2015 年，他与瑞典皇家理工学院的赫格塞柳斯（Per Högselius）用英文重写此题。文章开篇引了吴国盛《技术哲学讲演录》（2009）里的诊断：把中国史嵌入世界史的许多做法都很不自然，看上去不是一部完整的历史，而是两套截然不同的叙事拼在一起⁠¹¹。两人发现，吉尔接受了中国技术停滞的说法，把中国当作“阻塞”的技术系统的典型：李约瑟（Joseph Needham）问题主要关心中国科学，吉尔则从技术史里提出自己的问题，即中国古代的技术发展为什么被阻塞了⁠¹¹。他们也指出，吉尔断言阻塞，很可能证据不足，还忽视了中国古代发生技术革命的可能；在他的框架里，西欧的技术进化与别处技术系统的阻塞是一枚硬币的两面，非西方文明于是成了“他者”⁠¹¹。2017 年，两人又合写长文，把讨论东西方关系的技术史研究归为三类：东西方之间的技术转移，东西方技术水平与技术“风格”的比较，以及在物质上把东西方连起来的大技术系统⁠¹³。

这条思路把他带进了国际学界。2012 年在哥本哈根的技术史学会年会、2013 年在曼彻斯特的国际科学技术与医学史大会上，他都报告了“从全球视角改写中国技术史叙事”；2018 年 8 月，他在马普科学史研究所的“李约瑟回顾”工作会议上讲中国中心论与西方中心论的叙事框架⁠¹。他是中国—北欧科技史研究网络的发起人和召集人，2016 年在斯德哥尔摩报告过瑞典物理学家阿尔文（Hannes Alfvén）1963 年的首次访华⁠¹。2016–2021 年，他任国际技术史学会（SHOT）国际化委员会委员，2018、2019、2020 年度任委员会主席，2018–2020 年还是该学会达·芬奇奖章的评审委员；2021 年起任学会刊物《技术与文化》（Technology and Culture）编委⁠¹⁠¹⁴。

吉尔把技术放进系统里看，具体到一门门手艺，又该怎样记录？姚大志在法国找到了一个对应的题目：巴黎科学院的《技艺与手艺描述》（Descriptions des arts et métiers）。按他的概括，这部书由三十多位院士编成，1762–1788 年出版，为当时的各门手艺留下了权威的描述和图像；可它拖了五十多年才出版，似乎也没有在欧洲产生多大影响⁠¹⁵。狄德罗（Denis Diderot）曾间接批评主持其事的列奥米尔（René A. F. de Réaumur）把它藏着不发，也有学者批评它收录的技术知识早已过时⁠¹⁵。

2014 年 9 月在里斯本的欧洲科学史学会年会上，11 月在美国迪尔伯恩的技术史学会年会上，他为这部书作了辩护⁠¹⁠¹⁵。他认为，《描述》是科学院为满足国家在技术方面的需要而不得不承担的官方事业，目的显然是打破手艺的秘密，促进技术进步，最终让法国的行业受益；可公开技术细节又可能威胁法国的贸易地位，所以推迟出版前几卷是合理的⁠¹⁵。它最终出版，在某种意义上是对狄德罗、达朗贝尔（Jean le Rond d’Alembert）《百科全书》的回应，也是对工业化时代经济变化的回应；而《百科全书》用了它的撰稿人、组织者和编者，也用了它的文字和图版，狄德罗尤其被指控抄袭了列奥米尔为《描述》制作的图版⁠¹⁵。他的结论是：这项官方事业体现了旧制度下科学院讲求实用的一面，并不是彻底的失败⁠¹⁵。

《百科全书》图版的样子，今天还能在惠康收藏馆的数字化藏品里看到。“针匠”（Épinglier）一组的第三幅，上半是作坊，一群工人各管一道工序；下半把机器拆成零件，逐一编号、标注字母，左下角署绘图者古西耶（Goussier），右下角署刻工普雷沃（Prévost）⁠¹⁶。学者怎样把工匠的手艺变成可以印刷、可以流通的知识，又在什么时候选择不公开，这正是“近代科学是学者推动的，还是工匠推动的”这场讨论的一个法国案例。

法国大革命给了姚大志另一个题目。综合理工学院的官方校史说，学校创办于 1794 年，起初叫“中央公共工程学校”，为的是缓解工程师和高级官员的短缺；1795 年更名为综合理工学院，使命是给学生扎实的科学教育，重在数学、物理和化学，毕业后再进炮兵与工兵、矿业、路桥等应用学校⁠¹⁷。校史还记着：学生通过选拔考试从全法国各地录取，1795 年《综合理工学院学报》创刊，1798 年约五十名学生随拿破仑远征埃及⁠¹⁷。

2016 年 9 月，姚大志在布拉格的欧洲科学史学会年会上组织了“现代化语境中的科学与教育”分会，由张柏春主持⁠¹⁸。分会说明写道：法国和中国的决策者首先想的通常是增强经济竞争力或支撑强大的国防，可国防、民用和军事工程这些现实考虑，又推动了科学和技术教育；福州船政诞生在中国传统的官僚体制里，与法国大学校这样的欧洲先例明显不同⁠¹⁸。他自己的报告讲综合理工学院的早期史：1794–1830 年，欧洲没有一所学校在精密科学和数学上的声誉能与它相比；它早期的发展里有一种基本的张力，一边要推进科学知识，一边要传授技术实践⁠¹⁸。他也指出，学校在 19 世纪中叶以后走向衰落，原因之一似乎是屈从于技术官僚自我再生产的逻辑⁠¹⁸。

2017 年 12 月，他在清华大学第二届科史哲论坛上报告这一题目，同年在《工程研究》上发表《理念、制度和争论——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建立及早期发展》⁠¹⁠¹⁹。论文说，学校最初的教育理念和课程计划渗透着启蒙主义精神，录取、考试、管理等制度着力把理论与实践融进工程师教育；早期的一系列争论与调整，比如侧重培养学术精英还是训练普通合格毕业生，面向工程实践还是强调数学和理论，“体现了工程师培养和科学教育之间的张力”⁠¹⁹。同年出版的《科技革命与法国现代化》（与孙承晟合著）把这所学校放进更长的线索：从路易十四时代的巴黎皇家科学院、启蒙运动与《百科全书》，到 19 世纪法国作为科学中心的衰落，再到 20 世纪的国家科研中心、核电和高速铁路⁠²⁰。

《科技革命与法国现代化》第三章有一节讲“化学革命与化工产业的互动”，主角是夏普塔尔（Jean-Antoine Chaptal，1756–1832）⁠²⁰。2018 年 6 月，姚大志在杭州的第六届中国技术史与技术遗产论坛上报告《夏普塔尔的皈依：18 世纪晚期化工技术进步与化学革命的交互介入》；10 月，又在圣路易斯的技术史学会年会上用英文报告，分会的题目是“重新思考早期工业革命中的技能与科学”⁠¹。2019 年，他与同门李文靖合写的论文在《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²¹。

论文的切口很小。18 世纪 80 年代，夏普塔尔在法国南部创办化工企业，同时讲授化学课程，并逐步“皈依”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的新化学理论⁠²¹。从知识史的维度看，他接受和传播新理论，是化学革命“地方化”的重要一步；从工业和技术演化的视角看，他接纳和应用新理论，是企业经营和技术发展的需要，构成了工业技术进步的基本环节⁠²¹。两人由此主张，在 18 世纪晚期欧洲的某些工业和知识领域，“工业技术进步与科学知识革命相互交叠，彼此介入到对方发展进程之中”⁠²¹。这个结论既不说科学单向推动了工业，也不说工业单向推动了科学。1790 年，夏普塔尔在蒙彼利埃出版三卷本《化学基础》（Élémens de chimie），扉页上的头衔包括“蒙彼利埃化学教授”⁠²²。

“拉瓦锡之前的化学”也是他留意的问题。2024 年，《科学文化评论》刊出法国化学史家本索德-樊尚（Bernadette Bensaude-Vincent）的《文化与科学：黄金时代的化学》，署名中还有姚大志；文章指出，欧洲化学在拉瓦锡之前已处于繁荣发展时期，18 世纪的化学文化内涵丰富、影响广泛⁠²³。这与李文靖从“火”入手追溯前拉瓦锡化学的思路正好相通：她的博士论文追溯的正是从帕拉塞尔苏斯派到拉瓦锡，化学家怎样理解“火”⁠²⁴。

近几年，姚大志的研究从法国扩展到科技体制的比较史。2025 年，他与孙璐分析巴贝奇（Charles Babbage）1830 年的《英国科学衰落之反思》：当时阻碍英国科学的，主要是私人资助科学的机制及其造成的业余性；巴贝奇的改革思路暗示，只有把科学资助转为国家资助，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英国科学的处境，他的建议在一定程度上启动了 19 世纪英国政府资助科学的进程，推动了英国科学促进会的创建和皇家学会的改革⁠²⁵。同年，他与乔勖考察中国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的由来：1956 年 2 月设立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5 月决定设立国家技术委员会，1958 年 11 月以两会合并为主要基础，设立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²⁶。2026 年，他与刁珊研究一战后德国的科学危机：1920 年创建的德意志科学应急联合会推动了科研资助的中央化，重塑了科学与国家、工业的关系⁠²⁷。

他还与赵兰香、宋卿清讨论“建制化科研”这个概念，文章说科学发展史“既是科学知识生产史也是科学建制演进史”⁠²⁸；与杨辰梳理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 1961–1983 年编辑的六百余种《出国参观考察报告》，从中看 20 世纪 60、70 年代中国国际科技情报的来源⁠²⁹；与刘柯含梳理西方女性主义科技史（2020、2024），并评论希克斯（Marie Hicks）的《程序化的不平等》（2023）⁠³⁰。2025 年 4 月，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科学技术与社会专业委员会（筹）联合十余家单位在北京师范大学举办学科建设研讨会，他所在的科技史综合研究室是联合主办方之一，会后刊出的专家发言选登里有他的名字⁠³¹。从 18 世纪的科学院、大革命中的工程师学校，到 20 世纪的国家科委，这些题目连起来看，是同一个问题的不同截面：知识要靠什么样的组织才能生长。

姚大志与吴国盛的师生关系，有国家图书馆的著录和吴国盛本人的博文为证⁠²⁠⁶。2012 年 7 月“北大吴门部分新老学生聚会”上，吴国盛与他合影，注为“2010届博士毕业生，现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³²。他为吴国盛的读本译出埃吕尔；2015 年的英文论文以吴国盛关于中国史与世界史“拼接”的诊断开篇⁠⁵⁠¹¹。2025 年 9 月和 2026 年 5 月，他两次出任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博士学位论文答辩委员⁠³³。

同门里，他与几位交集最多。2013 年他编的“技术、哲学与时间”专题以斯蒂格勒的《技术与时间》为题眼，导言说这部多卷本著作以技术为核心和纽带，囊括人的本质、时间、意识的起源和机制等重大主题，又涵盖电视、电影、网络、摄影等寻常的文化现象⁠³⁴。同期刊出胡翌霖的《听音乐何以可能——从柏拉图到斯蒂格勒》和韩连庆的《电影现象学：斯蒂格勒 VS. 巴赞》，他自己写了《行走在边缘的法国思想家——与〈技术与时间〉有关的几位学者》⁠³⁵⁠³⁶⁠⁷。胡翌霖在《媒介史强纲领》书末的致谢里把他列为“同门”⁠³⁷。2017 年，他与韩连庆在同一期《哲学分析》上讨论德雷福斯⁠⁸⁠⁹；2019 年，他与李文靖合写夏普塔尔⁠²¹。2010 年 2 月，他在《科学时报》发表《达沃斯，为了分离的会面》⁠¹，题目让人想到 1929 年卡西尔（Ernst Cassirer）与海德格尔的达沃斯辩论；前一年，同门张卜天刚译出研究这场辩论的弗里德曼（Michael Friedman）《分道而行》⁠³⁸。

合作者中，孙承晟与他合著《科技革命与法国现代化》⁠¹；赫格塞柳斯与他合写了两篇东西方技术史的英文论文⁠¹¹⁠¹³。白鲁诺（Bruno Belhoste）是巴黎第一大学的近现代史教授，他的《近代科学史：从文艺复兴到启蒙运动》2016 年初出版，姚大志当年就在《自然科学史研究》上发表书评《世俗化与近代科学的兴起》⁠³⁹。他与方一兵合写过《论冶金工业遗产的技术史价值》（2015）；2019 年 5 月，他在研究所组织讨论班，请技术史学会前主席克里格（John Krige）讲“书写跨国科技史”⁠¹。

相关的学术名片老师吴国盛、同门李文靖、同门韩连庆、同门胡翌霖、同门张卜天、前辈埃吕尔。另见吴门 · 雅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