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失控技术译成中文

据吴国盛自撰的简历，他 1999 年 4 月回到北京大学哲学系任教，同年 12 月获批为科学技术哲学专业博士生导师，2001–2005 年任哲学系副主任⁠⁴。2003 年夏天的学位授予季，他因担任副系主任，有机会同穿学位服的学生合影，后来把照片贴到博客上，其中一张的说明是“与我的第一个博士生 00 级杨海燕合影”⁠¹。2015 年初，吴国盛盘点学生的新作，写到她的译著时说：译者 2000 年进入他的门下，2003 年毕业获博士学位，当时是北京大学医学部医学人文研究院副教授⁠²。

她的博士论文题目尚待核实。2026 年 10 月，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网站公布的在职和荣休教职工名单中都没有她的名字⁠⁵；截至 2026 年 10 月，她的现职未能核实。吴国盛为这套丛书写的总序署于 2006 年 7 月，说丛书要在科学思想史、科学社会史、科学哲学、技术哲学四个方向上“系统积累基本文献”⁠³。她译的《自主性技术》2014 年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共 316 页，正属于技术哲学这一方向⁠⁶。

温纳 1944 年生于加利福尼亚，1973 年获伯克利加州大学博士学位，1985 年起任教于美国伦斯勒理工学院⁠⁶。《自主性技术》1977 年由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书名里的“自主性技术”，他界定为一个总称，泛指一切认为技术以某种方式脱离了人的控制的观念与观察，并说这个用法最直接来自埃吕尔的“自主的技术”⁠⁷。埃吕尔说过，面对技术的自主，不可能有人的自主；温纳指出，在埃吕尔眼里，这是一种一对一的交换⁠⁷。

第一章举了一个刺耳的例子。希特勒的军备部长施佩尔在回忆录里，把纳粹罪行的规模部分归因于技术，说世界越技术化，危险就越大。温纳把施佩尔和艾希曼的托词概括为一句话：“我是自主性技术的卑微受害者。”他认为这种辩解站不住，却追问它在 20 世纪为什么能让人听懂⁠⁷。此后各章梳理“技术漂迁”“技术律令”“技术专家统治”等观念。中译本的内容简介说，温纳吸取了马克思、芒福德、埃吕尔、马尔库塞、阿伦特等人关于技术与工业的社会理论；我们利用技术实现想象和欲求，技术也塑造和限定着我们会产生何种想象和欲求⁠⁶。“技术漂迁”“技术律令”这些中文说法，都来自杨海燕译本的目录⁠⁶。

按常识，人先定下目的，再挑选合适的工具，用完再看结果是否合乎原来的目的。温纳说，在复杂的大规模技术系统里，这条直线常常倒转：人的目的被调整，去适合现有手段的特性。他把这种现象叫作“反向适应”⁠⁷。比人适应组织的秩序、纪律和节奏更要紧的，是人们把技术过程的规范和标准当作整个生活的中心：效率、速度、精确测量、合理性、生产率和技术改进变成目的本身，被执着地用到原本会被认为不合适的生活领域；效率，也就是单位投入的最大产出，成了一切明智行为的普遍准则⁠⁷。

他举的例子是当时流行的“速读”：每分钟读的字更多、理解也更多，一项本有多种价值的活动被化约为纯粹的工具；尼采却劝读者，读到有所触动之处，不妨出去散散步。温纳请读者停下来想想别的例子，又补了一句：这会让你读这一节的速度慢下不少⁠⁷。中译本把这个词译作“反向适应”，用作第五章《技能与秩序》末节和第六章《技术政治》首节的标题⁠⁶。第六章由此转向政治，三节分别是“反向适应和控制”“技术律令和国家”“革命及其手段”⁠⁶。这一思路可以和埃吕尔对照着读：埃吕尔说技术只认“唯一最好的办法”，温纳追问的是，人怎样在不知不觉之间接受了这种最好的办法，把它当成了自己的目的。

温纳最为人知的例子，出自 1980 年发表在《代达罗斯》上的《人造物有政治吗？》。纽约长岛公园大道上约两百座立交桥修得异常低矮，路缘处的净空最低只有九英尺。他引卡罗为罗伯特·摩西写的传记说，这些桥是有意这样设计的：拥有汽车的中上阶层白人可以自由使用公园大道，靠公共交通出行的穷人和黑人却被挡在外面，因为十二英尺高的公共汽车过不了桥洞，去琼斯海滩也就难了⁠⁸。温纳由此主张，技术创新类似于立法行为或政治奠基，为一个可延续许多代的公共秩序确立框架；因此，修路造桥也该像制定政治规则那样受到审慎的对待⁠⁸。

这个故事后来受到质疑。1999 年，约尔格斯（Bernward Joerges）在《科学的社会研究》上发表《政治有人造物吗？》，认为这个在技术研究和城市研究中流传已久的寓言与事实不符⁠⁹。胡翌霖在《技术哲学导论》里的读法是：即使摩西并无此意，低桥有利于富人、不利于穷人的效果依然存在；一旦承认弱命题，也就不得不承认强命题⁠¹⁰。温纳的这篇文章由吴国盛的学生刘国琪译出，收入吴国盛编的《技术哲学经典读本》⁠¹¹⁠¹²。

《自主性技术》最后一章题为《弗兰肯斯坦难题》。温纳重读玛丽·雪莱的小说：维克多·弗兰肯斯坦造出一个有生命的造物，随即逃离实验室，两年多不闻不问；那个造物自学语言，读了《失乐园》，回来同造物主讲理⁠⁷。温纳认为，整部小说的要害是那些被创造出来、却没有在足够的关怀中被安顿的东西的处境；造物主没有为它的存在作任何安排，技术造物便反过来把自己的安排强加给造物主⁠⁷。

由此，他在最后两节提出“作为立法的技术”和“作为认识论的勒德主义”⁠⁷。在他看来，我们卷入先进技术系统的样子，最像电影《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里的梦游者，要提出重要的问题，就得采取一些激烈的步骤⁠⁷。但这不是抡起大锤砸机器。他说，原初的勒德分子拿两条标准衡量纺织机械：新机器能否提高产品质量，能否改善劳动质量。他提议的只是一种方法：在某些情形下，有意拆开或拔掉一个技术系统，为学习创造空间和机会，看清它究竟为人做了什么、又对人做了什么⁠⁷。中译本把这两节分别译作“作为立法的技术”和“作为认识论的勒德主义”⁠⁶。

杨海燕的老师是吴国盛，她是吴门的第一位博士⁠¹⁠²。她所译的书把吴门的几条线索连在一起。温纳的“自主性技术”承自埃吕尔，而埃吕尔的《技术秩序》正是同门姚大志为吴国盛的读本译出的⁠⁷⁠¹³；温纳的《人造物有政治吗？》由同门刘国琪译出，收在同一部读本里⁠¹¹⁠¹²。胡翌霖讲技术自主论，把埃吕尔和温纳并读：埃吕尔关注作为总体的技术系统，温纳更关注个别人造物的倾向，后者恰好“松动了被视为铁板一块的技术趋势”⁠¹⁰。刘铮的名片追问减速带能否替人讲道德，问的也是人造物里沉淀了什么。

她的译本所在的丛书，本身就是吴门“系统积累基本文献”的一个缩影：同一套书里，有吴国盛与张东林、李立合译的库恩《哥白尼革命》（2003），张卜天译的柯瓦雷《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2008），韩连庆译的伊德《技术与生活世界》（2012），后来还有蒋澈的译著（2021）⁠³。这些都是围绕她所译之书的关联。她本人对温纳的评论、她的博士论文和此后的研究，这次都没有找到可以核对的公开文本；日后若能补上博士论文题目和她在医学人文领域的工作，这张名片可以从“译者”写回到“学者”。

相关的学术名片老师吴国盛、前辈埃吕尔、同门姚大志、同门胡翌霖、同门刘铮。另见吴门 · 雅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