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肩碟片半肩书

韩连庆是山东淄博人，生于 1971 年⁠³。他最初学工科，1990–1994 年在山东大学读化工机械与设备专业，获工学学士；1998–2001 年在山东师范大学读外国哲学，获哲学硕士⁠¹⁠³。2001 年 9 月，他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科学技术哲学专业的博士。2003 年 9 月 11 日，北大哲学系科技哲学教研室迎接新生，吴国盛后来在博客里贴出当天的合影：坐着的有吴国盛、田松、刘华杰，站着的学生里有“韩连庆（01 博）”，也有当时读硕士的张卜天⁠⁴。

2004 年 6 月他获得博士学位，随即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任讲师，2007 年 7 月起任该校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也是硕士生导师，讲授“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技术哲学原著选读”“科学思想史”等课⁠¹⁠³。院系页把他的研究方向写作科学技术哲学（现象学科技哲学）、西方哲学（现象学）和科学技术史（航空航天史）；《任新民传》的作者简介又写作技术哲学、现象学、电影哲学、博物学⁠¹⁠³。

他在《逆流而思》的作者简介里自嘲：“70后生，山东人氏，‘孔子口音’。……好哲学和电影，不求甚解。”末尾还凑了四句“歪诗”自喻，最后一句是“半肩碟片半肩书”⁠⁵。2012 年 7 月 8 日，吴国盛在博客里记下“北大吴门部分新老学生聚会”，与他的合影注明“2004 届博士毕业生，现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²。他以“从现象学到辩证法：技术现象学问题研究”为题获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项目号 21FZXB019）⁠¹。

韩连庆进入技术哲学，是从美国学者芒福德读起的。2003 年，他在第九届全国技术哲学会议的论文集里发表《什么是技术——论芒福德的技术观》⁠⁶；2004 年初，《世界科学》刊出上海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吴晓江与“北大科技哲学博士生韩连庆”的对话《芒福德的技术观：破除机器的神话》⁠⁷。2008 年，他为吴国盛编的《技术哲学经典读本》译出芒福德的《技术与人的本性》⁠⁸⁠⁹。2025 年元旦，他又在《信睿周报》发表《技术即文明：芒福德的技术哲学及其影响》⁠¹。

这条线索里有一个反复出现的问题：人是不是首先作为工具制造者而成为人？《逆流而思》里有一段话，以“有的研究指出”开头：制造工具的能力并不需要多大的脑容量，人类大脑里产生了比其他动物更多的心理能量，为了疏导它们，人需要游戏、仪式、歌唱、舞蹈、神话、巫术和宗教，最终产生了语言和文化，“是符号意义的表达，而不是更有效的工具，才是人类进一步进化的基础。人的本质不是制造，而是发现和解释”⁠¹⁰。他在《现象学运动中的新科学哲学》里借芒福德说明，技术并不只是科学的应用：后来复杂机器的大部分部件，要么是古希腊人发明的，要么是借助古希腊人首先发明的机械造出来的；16 世纪以前的水磨、风磨、印刷机、玻璃和钟表，已经为工业革命做好了准备⁠⁶。

在北大读博期间，韩连庆用力最多的是伊德。2004 年，他在《自然辩证法通讯》发表《技术与知觉——唐·伊德对海德格尔技术哲学的批判和超越》：伊德承认海德格尔把现象学引进了技术哲学，但指出海德格尔“忽视了对技术与知觉关系的认识”；伊德借助胡塞尔、特别是梅洛-庞蒂的现象学，论证知觉在人的存在中的重要性，以及技术怎样改变人的知觉⁠¹¹。

同年，他在《科学技术与辩证法》发表长文《现象学运动中的新科学哲学》，把这条线索放进科学史。库恩说，科学家在新范式指引下，用熟悉的工具也会看到新东西，常举莱顿瓶和望远镜为例；赫舍尔兄妹自制望远镜，把一颗一向被当作恒星的星体看成了圆盘，天王星由此被确认⁠⁶。他借伊德区分“微观知觉”与“宏观知觉”：前者是身体的直接知觉，后者是借助物品和仪器实现的知觉，“由于我们对世界的知觉不可能不借助于工具来实现，因此宏观知觉和微观知觉是相互作用、密不可分的”。他又介绍希伦、哈金、阿克曼的“工具实在论”，认为这样就弥合了生活世界与科学世界的分裂⁠⁶。2008 年和 2012 年，他译出伊德的《让事物“说话”》和《技术与生活世界》⁠¹²⁠¹³；2012 年在《哲学研究》发表《技术意向性的含义与功能》，从现象学的核心概念“意向性”谈起⁠¹⁴⁠¹。

2005 年，韩连庆与曹观法合译的芬伯格《技术批判理论》出版，他是第一译者⁠¹⁠¹⁵。芬伯格既不同意把技术看作中性手段的“工具理论”，也不同意把技术看作自主力量的“实体理论”；他说，我们所知的现代技术“并不比中世纪的大教堂或中国的长城更中立”，它体现的是特定工业文明的价值⁠¹⁶。韩连庆给译后记起的题目是“设计技术就是设计我们的存在方式”⁠¹⁵，呼应芬伯格引用的威诺格拉德和弗洛里斯：“在设计工具时，我们也在设计存在方式。”⁠¹⁶ 后来这句话又成了《逆流而思》第三十四篇的标题⁠⁵。

他也拿当代技术做案例。2012 年的论文以蓝光与 HD DVD 两种高清视频格式之争为例，说明“技术的发展路径是多元的，是由技术标准和社会标准共同决定的，究竟选取哪一种技术，取决于占主导的利益集团”⁠¹⁷；2016 年又讨论中国企业为什么难以确立高清视频的技术标准⁠¹⁸。2015 年，他回到技术哲学里最有名的一组桥。温纳在《人造物有政治吗？》里说，长岛许多天桥低得出奇，路边净空最低只有九英尺，十二英尺高的公共汽车过不去，限制了少数族裔和低收入者去琼斯海滩，这篇文章也收在吴国盛编的读本里⁠¹⁹⁠⁹。韩连庆指出，对这个案例存在多种解释，它本身就具有“解释的弹性”，由此可以看出社会建构论的局限⁠²⁰。

2010 年 4 月出版的《逆流而思：科技哲学史话》是韩连庆的第一部专著。全书四十篇短章，上篇二十篇讲科学哲学，从“无知之知”“洞喻”讲到“插在水里的筷子为什么看起来是弯曲的”“科学是人类精神的崇高的冒险活动”；下篇二十篇讲技术哲学，从“人类登场”“古希腊为什么没有化学”讲到“胡塞尔的刷子”“海德格尔的遗产”，最后一篇是“技术是一种探究方式”。书后附有“本书涉及的电影目录”⁠⁵。该书的内容简介批评那种“冷冰冰的逻辑叙事”：它省略了人在科学中的作为，科学家“像个木偶”，只承担偶然“揭盖子”的角色⁠⁵。

他自称“好哲学和电影”。2013 年 1 月，同门姚大志在《中国图书评论》编了“技术、哲学与时间”专题，他的《电影现象学：斯蒂格勒 VS. 巴赞》与胡翌霖的《听音乐何以可能——从柏拉图到斯蒂格勒》同期刊出⁠²¹⁠²²⁠²³。文章从斯蒂格勒《技术与时间》第三卷《电影的时间与存在之痛的问题》的“告读者”说起：“那三年宛如地狱，历险重重，使我几乎筋疲力尽，不过这部书却也拜其所赐。”⁠²² 他的题目还伸向别处：2012 年的《爱情的现象学分析》从海德格尔“此在总已经是有情绪的”谈起，2013 年他在《读书》发表《细校虫鱼过一生——周作人的博物学》⁠²⁴⁠¹。

美国哲学家德雷福斯很早就用现象学批评人工智能。在爱思想 2008 年刊出的《技术现象学简介》里，韩连庆说，德雷福斯是“典型的现象学家”，“他还从很早的时候就从现象学的角度对人工智能提出了批判，近来又关注因特网的问题，这可以看作是在技术领域中对现象学的一种应用”⁠²⁵。吴国盛编的读本也收入了德雷福斯《计算机不能做什么》的选段⁠⁹。2017 年，韩连庆在《哲学分析》第 6 期发表《哲学与科学的短路——德雷福斯人工智能批判的局限》，换了一个角度看这桩“经典案例”：德雷福斯动用了胡塞尔的意向性和“生活世界”、海德格尔的“在世”、梅洛-庞蒂的知觉和身体理论；但从齐泽克的视角看，他的“海德格尔式的认知主义”是对现象学的“美国式挪用”，他把哲学化约为科学，造成了哲学与科学的“短路”，错失了现象学的超越论维度⁠²⁶。

这篇文章后来被《中国社会科学文摘》2018 年第 4 期转载⁠¹。摘要把德雷福斯的人工智能批判称作“现象学和技术哲学中的经典案例”，韩连庆要做的，正是拆开这个案例⁠²⁶。巧的是，同一期《哲学分析》上，同门姚大志发表了《行为现象学：德雷福斯的一份学术遗产？》，他 2020 年又出版专著《身体与技术：德雷福斯技术现象学思想研究》⁠²¹。两位同门读同一位哲学家，一个看到“短路”，一个追问“遗产”。

韩连庆的另一半工作在航天史。他参加中国科协的“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负责航空航天专家谢光选、高镇同和任新民的资料采集⁠¹。2013 年，他在《科学文化评论》发表《组建初期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为了发展导弹和火箭事业，中国在 1956 年成立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从测绘和仿制苏制 P-1 导弹起步，最终在 P-2 导弹的基础上，于 1960 年仿制成功“1059”近程导弹；文章通过采访当年的亲历者，“从个人的角度还原了五院组建初期的这段历史”⁠²⁷。

2022 年，他与田大山、章琰合著的《一位“总总师”的航天人生：任新民传》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出版（豆瓣著录为 2023 年 3 月）⁠¹⁠³。任新民（1915–2017）生于安徽宁国，是液体火箭发动机专家。书从他的求学讲起，经过重庆兵工学校、留学美国、华东军事科学研究室和哈军工，到国防部五院接收和测绘 P-1 导弹、承担仿制 P-2 导弹的“1059”任务，再到“东风”系列导弹、“长征”系列火箭、试验与通信卫星和载人航天的论证，其中两章以“总总师”为题；目录里还能看到“‘东风二号’初射失败”“八发八中”“沙漠寻弹”这样的小标题⁠³。这本书属于采集工程丛书，总序出自韩启德、白春礼、周济，书前有一篇署名任新民的序，结语题为“实践、实践、再实践”⁠³。

韩连庆的博士阶段是在北大哲学系科技哲学教研室度过的：2003 年的迎新合影、2012 年“北大吴门”的聚会，都有他的身影⁠⁴⁠²。他译的《技术批判理论》《让事物“说话”》《技术与生活世界》都收入吴国盛 2003 年起主编的“北大科技史与科技哲学丛书”，他还为吴国盛编的读本译出芒福德⁠²⁸⁠¹⁵⁠¹²⁠¹³⁠⁸。他所译介的伊德和芬伯格，都在荷兰学者阿赫特豪斯所列的美国技术哲学代表人物之中⁠²⁹。

同门之间的交集更多。张卜天在 2003 年那张合影里，张东林在两张照片里都出现过，2003 年注为“01 硕”，2012 年注为“2004 级在读博士”；姚大志和胡翌霖都在 2012 年的聚会上⁠⁴⁠²。姚大志编的 2013 年专题刊出他的电影现象学，同一专题里胡翌霖论听音乐的文章，题目里同样有斯蒂格勒；2017 年他和姚大志又在同一期《哲学分析》上讨论德雷福斯⁠²¹⁠²³。胡翌霖 2007 年在博客上写芬伯格的读书笔记，用的正是韩连庆、曹观法的译本⁠³⁰；后来他在《什么是技术》书末的“延伸阅读”里说，这本书“并不过时但现在不好买了”⁠³¹。他与伊德的缘分最长：2004 年写伊德，2008 年和 2012 年译伊德，又在《技术现象学简介》里提醒国内研究不能“仅限于介绍伊德等人的思想”，还要有原创和现象学的功底⁠¹¹⁠²⁵。合作者方面，他与曹观法合译芬伯格，与吴晓江对谈芒福德，与田大山、章琰合写任新民传⁠¹⁵⁠⁷⁠³。

相关的学术名片老师吴国盛、前辈伊德、前辈芒福德、同门姚大志、同门胡翌霖、同门张卜天。另见吴门 · 雅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