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物学也是一种解释

据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年鉴，蒋澈 1990 年出生⁠²。2008–2012 年，他在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读本科，2009 年起兼修数学与应用数学双学位⁠³。博物学是他更早的爱好：还在读本科时，他为北京大学出版社“沙发图书馆·博物志”译出奥杜邦的《走兽天下》（2011）⁠⁴；2014 年又与生态摄影师唐志远合著《酷虫野趣（口袋版）——直翅家族》，豆瓣书目页的作者简介说他“自幼钻草丛捉蚂蚱的爱好从未‘戒’掉”，多年观察、记录北京及周边的直翅目昆虫⁠⁵。经济学的训练也留下了痕迹：2015 年他与方敏合写《格罗斯曼的崩溃与危机理论》；2023 年，他重审科学史上“赫森—格罗斯曼论题”的论文获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第十届青年科技史学术研讨会论文二等奖（一等奖空缺）⁠³⁠⁶。

2012 年，他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科学技术史博士，2014–2015 年在斯坦福大学历史学系做访问学生研究员，2014 年起参与吴国盛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世界科学技术通史”⁠³。2017 年，博士论文《从“方法”到“系统”——近代早期欧洲自然志对自然的重构》被评为北京大学优秀博士学位论文，吴国盛在博客上贴出的荣誉证书写着：“您指导的蒋澈同学的博士学位论文……”⁠⁷

同年 11 月，他进入清华大学科学史系博士后站，合作导师是张卜天⁠⁸。此后他 2020 年 6 月任助理教授⁠²，2023 年 12 月晋升准聘副教授⁠⁶，2021–2026 年任副系主任，主管教学；2025 年夏，他在柏林的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做了三个月访问博士后；2026 年起任人文学院副院长⁠³⁠⁹。截至 2026 年 10 月 2 日，他还是清华大学科学人文经典研究中心主任⁠¹⁰。他开设“博物学史”“拉丁语基础”等课，获清华大学 2023 年度青年教师教学优秀奖⁠¹¹。

2016 年，还在读博的蒋澈在《科学文化评论》上发表《近代早期博物学史的编史学综述》。文章开篇就问：“近代早期博物学和科学革命以及数理科学处于一种怎样的关系之中？”他把它拆成两问：博物学是不是一种与数理科学完全不同的知识形态？它有没有经历物理科学那样的断裂？两问的答案决定了怎样写史：若博物学与数理科学截然对立，它就是在科学革命浪潮中坚守前现代传统的认知方式；若它内部也有断裂，史学家就要去描述和论证这种范式转换⁠¹²。

他梳理的答案大致分成两段。以萨顿为代表的早期科学史家认为，文艺复兴的博物学被人文主义拖回古代文本，是科学革命中的阻碍，近代科学史自然不必包括它。福柯率先提出，近代早期博物学里有一次与数理科学革命内在相关的“认识型”转换；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英语学界大多在不同程度上接受了福柯的两个论题：博物学内部有断裂，博物学与数理科学可以放在同一种科学文化里研究⁠¹²。

对欧格尔维“博物学是文艺复兴的发明”这一论断，他的态度是审慎的认可。他指出这不大符合当时博物学家的自我理解，那些人把自己看作古代传统的恢复者；但他也承认，“从古代到近代的博物学内部也有自己的革命和嬗变，近代博物学实际上汇集了多种传统，也有自己的创造”⁠¹²。2021 年，他译出欧格尔维的《描述的科学：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自然志》⁠¹³。在一次讲书会上，他说明书中的“自然志”与“博物学”其实是一回事，并介绍了书里的“观察的技术”：植物园、腊叶标本集、田野笔记、文字描述和图像⁠¹⁴。他自己的博士论文，就是要在这场内部变革里找出一条概念线索。

这条线索就是从“方法”（methodus）到“系统”（systema）。博士论文 2019 年以《从方法到系统——近代欧洲自然志对自然的重构》为名出版，与吴国盛、张卜天、胡翌霖、王哲然的著作同列“清华科史哲丛书”第一辑⁠¹⁵。按书的内容简介，早期分类学是对“方法”的研究和编制，这种观念起源于文艺复兴，是一种便于教学、记忆的图表；后来“方法”发展为具有固定阶元的林奈式“系统”，自然由此被理解为内嵌层级分类结构的自然物集合。全书从古希腊的 μέθοδος 讲起，依次讨论切萨尔皮诺、扎卢然斯基、阿尔德罗万迪，约翰·雷与图尔内福“围绕 methodus 的分类学之战”，收束于林奈的 systema 概念⁠¹⁶。

2018 年在系里的一次讨论班上，他把林奈式 systema 的特点概括为三条：它是有固定阶元的层次结构，不同于以二分法为基础的旧 methodus；它依据单一或有限的特征，同时以植物的整体外形作启发和验证；它还指向现有分类中尚缺席的未知自然物，因而天然开放、可扩展，为近代博物学的协作文化留出了位置⁠¹⁷。后来他又研究过罗伯特·莫里森用表格呈现植物亲缘关系的做法⁠¹⁸。

林奈不只给植物排序，也给植物学家排序。他 2025 年发表的英文论文《History as Bibliotheca》（2019 年在系里报告时题为《作为书库的历史》）指出，林奈在《Bibliotheca botanica》（1736）序言里把植物学本身比作一株植物：亚历山大时代播下种子，三个世纪里只长着子叶，16 世纪以后才抽枝开花；给植物学家分类时，他先把植物爱好者与真正的植物学家分开，再把后者分为“收集者”和“方法者”，“系统学家”归在“方法者”之下。用博物学的方法书写博物学自己的历史，是 18 世纪这门学科自我塑造的一个样本，不过林奈的学生并没有把这种写法完整地延续下去⁠¹⁵⁠¹⁹。

2020 年底，四川大学的博物学史研究者王钊提议一起整理东西方草药图像。几位收藏者寄来上百张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草药图像原件和多册东亚本草古籍，蒋澈从中挑出一批，办成“百草可观——中西药用植物图像展”，2021 年 5 月中旬在筹建中的清华大学科学博物馆开幕⁠²⁰⁠²¹。他在释展文章里写道：“作为一名业余博物学爱好者和职业科学史研究者，我深深迷恋着图像。”⁠²⁰

文章从医学史的一个经典叙事出发：东西方草药知识都有很强的连续性，《神农本草经》和迪奥斯科里德斯的《论药物》像“凝结核”，后来的知识附着其上生长。但最早的典籍没有图，后世配的图都是对文字的诠释，名与物的对应问题从此长期存在；图像之间又互相承袭、仿绘，所以“草药图像并不一定代表实地观察的经验，而是被更广的视觉文化和文本传统所规训”⁠²⁰。他举的例子横跨东西：老普林尼担心植物图会因设色和传抄而失真；维也纳抄本《论药物》是供贵族观赏的艺术品；北宋修本草的士人建议“逐件画图”，于是有了《本草图经》；16 世纪的富克斯则要严防画师为了艺术效果改动植物的形态⁠²⁰。

“可观”因此有两层意思：图值得看，也值得追问人们为什么要靠“看”去接近草药知识。他的回答落在媒介上：“承载图像的媒介并不是中性的，它也帮助塑造了知识呈现的形式。”⁠²⁰博物馆是他的另一处工作现场：他译过诺贝尔博物馆首任馆长林德奎斯特主编的《现代科学的博物馆》⁠²²；2023 年 7 月科学史系师生参观国家自然博物馆，他全程讲解，从展柜里的水杉腊叶标本讲到胡先骕、秦仁昌采集的早期标本⁠⁶。

博物学史研究为什么“厚今薄古”？2022 年的一次讲座上，蒋澈指出，两部地标性的文集《Cultures of Natural History》（1996）和《Worlds of Natural History》（2018）都从文艺复兴讲起，福柯的分析也始于文艺复兴；今天人们视为博物学典型的分类学、动植物图像、观鸟、植物园和自然博物馆，都是近代事物。他引了欧格尔维的论断“博物学［自然志］是文艺复兴时代的发明”，随即提出另一种看法：“不是作为学科，而是作为知识传统的前现代博物学”⁠¹。

照这个思路，中世纪的博物学散在兽书、石书、草药书、百科全书、创世六日书和畋猎文献里，这些文本常以互文的方式混在一起，有时又彼此区隔。百科全书还用图式组织知识，一张图可以把大宇宙与小宇宙、四元素、四性质和四季合在一起，在观看者眼前形成综合的总结⁠¹；2022 年他在研究班上专门讲过圣奥梅尔的朗贝尔所编《鲜花之书》中的图式⁠¹⁸。他的研究由此铺开：2019 年发表论文讨论博韦的樊尚的“自然史”观念⁠³；2021 年以“欧洲中世纪博物学文献研究与译注”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²³；2023 年他研究梅根伯格的康拉德《自然事物之书》，讨论 12 世纪以来“自然的发现”这场思想运动，如何撑大了中世纪晚期自然哲学原有的边界，又改变了它的文类特征⁠⁶。

读中世纪文本还要换一副眼光。2021 年，他在系里介绍了达斯顿与莫斯特关于语文学史与科学史同构的论题，以及尼科尔斯的“新语文学”纲领：中世纪抄写者是在持续重写过去的文本，而非忠实地照抄，研究者应回到图像、旁注这些写本的物质层面。他认为中世纪科学史可以从三处回应：研究写本中的图像和批注，在具体抄本和传本上下功夫，借“中世纪文本性”的讨论与中国“写本时代”的知识史研究对话⁠²³。同年他讲“全球中世纪”时，胡翌霖在讨论中提出可以把“中世纪”改写为一种媒介史的概念⁠²³。蒋澈自己在幻灯片上也问过：“我们在知识问题上，是否处于一种‘新中世纪性’（Neo-Medievalism）之中？”⁠¹

2017 年 11 月，刚进清华博士后站的蒋澈在系里报告普林尼《自然志》诸版本的源流：古代写本怎样流传，近代学者怎样考订，20 世纪以来又有哪些译注⁠⁸。随后，他以普林尼《自然志》第 7–32 卷的译注与文本研究、普林尼的动物学知识研究先后获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资助⁠¹⁷⁠¹⁵，2023–2025 年又组织普林尼《自然志》读书会⁠³。2024 年他报告的一个例子是甘蓝：老加图《论农业》写甘蓝，像一份以疗法为中心的操作指南；普林尼则以甘蓝本身的性质为中心，还把农学知识和药学知识分在不同篇章里写⁠¹¹。

林奈也要回到原文去读。2022 年，他在《中国博物学评论》上发表林奈《植物学基础》的译文，同期刊出《以语文学的方式读译西方博物学典籍》⁠³。他也把古典语言搬进课堂：2018 年起开基础古希腊语，2021 年起开拉丁语基础⁠³；与郑方磊共同完成的欧洲古典语言系列课程建设获 2021 年清华大学教学成果二等奖⁠²³；2025 年 1 月，《拉丁语基础（1）》获评清华大学精品课程，《拉丁语教程》的编写也同月立项⁠²⁴。

理由在他 2022 年的讲座里说得最清楚。达斯顿和莫斯特注意到，在西方知识传统中，以语法分析、校勘、注疏为主的语文学常与自然知识深刻交织；落到博物学史上，这意味着“博物学不仅是对自然物的观察、记录、描述、分类，也是一种解释”⁠¹。重译经典，就是把这一层层解释重新摊开。2019 年，清华大学成立科学人文经典研究中心，计划按科学原典、科学史经典、科普经典、人文经典四类遴选著作译介研究，首任主任是张卜天⁠¹⁵；截至 2026 年 10 月，中心主任由蒋澈担任⁠¹⁰。

在 20 世纪流行的一种生物学史叙事里，林奈是达尔文的反衬。蒋澈 2023 年的报告《近代分类学史中的“模式方法”问题》梳理了这个形象的来历：“模式标本”“模式种”等分类学概念，在 20 世纪变成了编史学概念；迈尔、凯恩等演化生物学家据此讲出一个影响深远的故事，即生物学史上有“模式论思维”与“种群思维”的对立，达尔文完成了转向，而前达尔文时代的林奈持本质主义立场⁠⁶。

21 世纪初，温莎、缪勒-维勒等生物学史家修正了这个“本质主义叙事”：林奈在分类实践中用的是一种“模式方法”，本体论意义上的“模式论思维”并不能恰当地概括他的工作；维特芬等人又进一步区分了分类学中几种不同的“模式”，围绕《植物学哲学》的若干关键段落展开争论。蒋澈的推进在细处：要完整描述林奈实际运用的模式方法，需要注意他在命名实践中用来厘清种间关系的一组否定性命题。这项研究他先后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万物类象”工作坊、系学术例会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年会上报告过⁠⁶。

这也牵出一个更老的问题：自然秩序是被发现的，还是被建构的？他的书名用的是“重构”。2019 年谈这本书时，他从思想史内部讲分类概念的演变，同场的《林奈传》译者徐保军则从外部补充了 18 世纪帝国与资本的扩张对博物学的推动⁠²⁵。2024 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研讨会上以“自然的秩序：启蒙时代生物分类学的思想史问题”为题作报告⁠¹¹。他在 2025 年的论文里还提醒，分类学家比数学家、物理学家更愿意回到历史文献，重视旧文献、坚持引证至今仍是他们的行动规则⁠¹⁹。

吴国盛主张用博物学纲领重写中国古代科学史，理由是“中国学术有强烈的史—志风格”；他也说过，“博物学纲领是否合用还有待编史实践的检验”⁠²⁶。蒋澈的工作可以看作这种检验的一部分。他为吴国盛主编的《科学技术史手册》撰写了“中国农学史”“中国博物学史”等四章⁠²⁷⁠³，近年的题目也越来越多地落在中国：北宋陆佃《埤雅》里的“气”⁠²³，晚明慎懋官的博物编纂⁠¹¹⁠²⁴，耶稣会士利类思的动物学译著⁠²⁴；另一条线是西方博物学家怎样考察中国的蝴蝶、东北的植物，“林奈使徒”又怎样书写中国自然物⁠³⁠²⁴。

他的比较有明确的尺度。2021 年他在系里提出，欧亚大陆北部同属古北界，同类自然物的知识反复出现在这一区域的各种知识传统中，中国学者可以走出分立的“中国博物学史”与“西方博物学史”叙事，走向“欧亚博物学”⁠²³。2022 年的幻灯片写道：“博物知识的发达，是前现代的全球现象，可以探查或比较对自然物的不同文化反应”，但比较不应停留于考证和比定个别名物，还要深入写本文化、语文学这类“知识秩序”的层面⁠¹。2024 年的报告《走向全球“博学经验主义”研究》借用波马塔、白石等人的概念，认为东亚深厚的语文学和印刷文化中，也有与欧洲“博学经验主义”可公度的知识文类，明清时期两者还经由耶稣会士有过直接接触⁠¹¹。

同年他说，自己正以“博物学史”课的讲义为基础，写一部通览中国和西方前现代博物学文本传统的教材；他主张把“中世纪”界定为“后古典的前现代性”，在每条文本传统内部做非共时的比较，不必受“全球文艺复兴”一类绑定年代的概念束缚⁠¹¹。从这些题目看，他少问“中国古代有没有科学”，多问一部书怎样被编、被读、被转译。吴国盛承认博物学“本质上还是一个西方范式”⁠²⁸，蒋澈的工作则试图让比较从两头同时进行。

蒋澈的博士导师是吴国盛⁠⁷。他读博期间就参与吴国盛的世界科学技术通史项目⁠³，后来为吴国盛主编的手册撰稿；2024 年起，他在吴国盛主持的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科技史教学工作委员会任副主任⁠¹¹。胡翌霖在《媒介史强纲领》的致谢中把他列为“同门”，同列的还有张卜天、王哲然等人⁠²⁹。博士后阶段的合作导师是张卜天⁠⁸；2023 年，他为张卜天翻译的罗西《现代科学的诞生》写书评，称之为“一部出自大家手笔、主题剖分精彩的科学史精品著作”⁠³⁰。他还与刘钝合写过讨论拉斐尔《雅典学园》中毕达哥拉斯和欧几里得的文章⁠¹⁵。

同辈之中，王哲然与他同月任助理教授⁠²；他与胡翌霖、严弼宸一起为“高山科学经典”导读过《西方科学的起源》⁠¹¹。他和胡翌霖在媒介问题上既有呼应，也有保留：他说承载图像的媒介“并不是中性的”⁠²⁰，这与胡翌霖的媒介史立场相通；但 2022 年系里讨论基特勒的媒介理论时，胡翌霖谈的是身体延伸论的去留，蒋澈则怀疑媒介学视角是否特别适合现代媒介，用于古代时会遇到障碍⁠¹⁸。

系内的合作者还有一起建设古典语言课程的郑方磊⁠²³；校外同道有《林奈传》的译者、北京林业大学的徐保军⁠²⁵⁠¹⁴，合作办展的王钊⁠²⁰，以及一起写昆虫书的唐志远⁠⁵。思想资源上，他的综述从福柯和欧格尔维的论题出发，近年的研究则常借用达斯顿、波马塔、缪勒-维勒等人的概念⁠¹²⁠²³⁠⁶⁠¹¹。2019 年起，他任博物学史学会（SHNH）在华国际代表，这个学会 1936 年成立于伦敦⁠¹⁵；他召集的“前现代与现代早期自然知识共同研究班”在主页上写道，面对这样的学术事业，“独学或自矜都有使人陷于孤陋的危险”⁠³¹。

师门的学术名片博士导师吴国盛，博士后合作导师张卜天，吴国盛的老师叶秀山；同门杨海燕、韩连庆、张东林、刘胜利、柯遵科、姚大志、胡翌霖、李文靖、晋世翔、王哲然、刘任翔、高洋、刘铮、刘逸、严弼宸；在吴国盛门下做过博士后的田松、刘年凯、司宏伟、刘骁。另见吴门 · 雅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