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封闭世界走向无限宇宙

1979 年 9 月，张卜天出生；西湖大学 2024 年的人物特写称他是河南汝南人⁠²⁠¹。1995 年，不满 16 岁的他考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热科学与能源工程系，第二年转入近代物理系，2000 年获物理学学士学位⁠²。据他回忆，转系的念头来自大一读到的一本爱因斯坦传记；申请书写了七八页，他后来只记得其中一句：“每当我听到贝多芬第七交响曲时，我就知道我一定能转成。”古典音乐从此一直陪着他。1999 年，他在《音乐爱好者》杂志发表谈钢琴家古尔德的文章，20 岁的他写道：“科学就起源于人类对自身的不理解。”⁠¹

2000 年 8 月，他进入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物理系读博士，据特写，投在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温伯格门下⁠²⁠¹。温伯格的工作统一了弱力和电磁力，这位 21 岁的留学生却发现，物理学回答不了自己最根本的困惑：“宇宙的四种力统一了，又如何呢？”当年 11 月，他退学回国⁠²⁠¹。他读到海德格尔《形而上学导论》开篇的追问——世界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深受震动。2001 年春，他到北京大学旁听，准备报考哲学研究生，选科技哲学是因为自己的困惑主要由科学引发。他当时心里嘀咕的是“只有哲学还能收留我这样的人”⁠¹。

他原想翻译温伯格的《终极理论之梦》，还没译完，国内译本已经面世。在北大讲授科技哲学的吴国盛看过他的试译章节，把柯瓦雷《牛顿研究》的英文原稿交给了他。那个暑假，他每天骑车带着饭菜、字典、水笔、草稿纸和原稿复印件，到一间尚未装修的毛坯房里翻译⁠¹。2002 年 9 月，他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科技哲学专业读硕士，导师正是吴国盛；2004 年免试转博，2008 年获博士学位。其间他在同济大学留德预备部学过一年德语⁠²⁠¹。

此后他在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员、副研究员（2008–2015），2015 年上半年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访学，随后任中国科学院大学哲学系副教授⁠²。2017 年 4 月，他与胡翌霖同月入职当年成立的清华大学科学史系，2018 年 6 月晋升长聘教授⁠³⁠⁴；2019 年清华大学科学人文经典研究中心成立，他任主任⁠⁵。2023 年 7 月，他全职加入西湖大学，任终身教授⁠⁶；据特写，他说是因为害怕一眼看到底的生活，想打破舒适区⁠¹。截至 2026 年 10 月，可查到的 2025 年出版物译者简介仍称他为西湖大学终身教授，2026 年 8 月还有他与王立志合译的克罗齐《维柯的哲学》出版⁠⁷⁠⁸。

张卜天的译著数量逐年攀升。2014 年《中国科学报》统计，自 2005 年起，仅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一家就出版了他的 13 部译著⁠⁹；2018 年，他在美国科学史学会会刊 Isis 上说自己已译出四十余部⁠¹⁰；2024 年西湖大学的特写说，44 岁的他已译出近七十部⁠¹，其中商务印书馆一家出版的就有 41 种⁠¹¹。

他把第一本书视为起点。在 Isis 上那篇谈科学史著作汉译的文章里，他写道，2003 年《牛顿研究》中译本出版后，他便决心以科学思想史翻译为业⁠¹⁰。2014 年，他对记者说，国内做这一领域的同行估计不超过十人，“所以国内在这个领域的译著非常少，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加上我自己很热爱哲学和科学史方面的翻译，所以一直这样坚持着。”这份坚持并不划算：学术翻译稿酬多年不涨，单靠稿酬无法维生，而“翻译过程中消耗的时间、精力是很难预算的”⁠⁹。

他的方法在 Isis 文章里写得很具体：不懂的术语查词典、上网，或者直接请教作者和专家，必要时创造新的表达；充分调动现代汉语的表达能力，与专业知识同样重要；校对和润色初稿通常至少要占一本书全部用时的一半；清楚、简洁、流畅是最重要的标准。他用一句话收束：“There are no shortcuts in translation.”⁠¹⁰难译的书他也不讳言，比如哈里森的《人的堕落与科学的基础》，他说“是我所接手的最难翻译的书之一”⁠¹¹。

据西湖大学的特写，他在北京一直住很小的房间，书放不下，一部分存在单位。他常在房间里译上一整天，外出也带着原稿，抽空译几段；他说自己九成时间都给了翻译，剩下的一成对自己更重要。他还用翻译给生命计时：“译完一本书，我离死亡也近了一步。”2015 年上半年在剑桥李约瑟研究所访学，他半年里译了三本半书，直到键盘被敲坏才停下来⁠¹。

译得多，难免引来对质量的追问。他在译名上颇为讲究：库恩的 incommensurable，他译作“不可公度”而不沿用“不可通约”；据胡翌霖 2023 年在博客上发布的《科学革命的结构》导读转述，他对照过大陆和台湾的旧译本，认为台湾译本“雅有余而信不足”⁠¹²。

2010 年 10 月，格兰特的《近代科学在中世纪的基础》和戴克斯特豪斯的《世界图景的机械化》作为张卜天主编的“科学源流译丛”同时出版；2013 年，林德伯格《西方科学的起源》第二版的中译本也收入这套译丛⁠¹³⁠¹⁴⁠¹⁵。格兰特反对近代科学始于 16、17 世纪科学革命的流行看法，举出四个关键因素：12、13 世纪希腊—阿拉伯自然哲学著作被译成拉丁文，中世纪大学兴起，基督教对世俗学问作出调整，亚里士多德自然哲学发生转变⁠¹¹。这两部译本后来是清华科学史系中世纪科学技术史课程的参考书⁠¹⁶。

张卜天自己的回答，集中在 2017 年发表于《科学文化评论》的长文里，次年它以《中世纪并非“黑暗”，遥遥可见“上帝死了”》为题被转载⁠¹⁷。他先清理“黑暗”这个标签：“中世纪”一词出自彼特拉克等文艺复兴人文主义者，说它黑暗的多是伏尔泰等启蒙思想家；真正称得上比较黑暗的，大概只有西罗马帝国灭亡到公元 800 年间。此后有卡洛林文艺复兴、大翻译运动和大学的诞生；至于 14 世纪，“虽然确实是在衰落，但却是科学史上最重要的时期”⁠¹⁷。

他特别看重两件事。一是翻译：克雷莫纳的杰拉德一人把 92 部阿拉伯语著作译成拉丁语，穆尔贝克的威廉至少有 48 部译著，到 13 世纪末，亚里士多德的几乎全部著作都有了拉丁译本。二是大学：“大学是中世纪欧洲的独创，世界上其他所有文明都没有出现类似的东西。”在他看来，艺学院是历史上第一个为讲授科学、自然哲学和逻辑而设的机构⁠¹⁷。对一位以翻译为业的学者来说，中世纪的知识复兴从翻译起步，这件事自有分量。

但他并不把中世纪“现代化”。科学在当时不是独立的事业，“在这个意义上，中世纪的科学就是哲学”；那时的自然哲学大多是假设性的推理练习，有科学史家称之为“没有自然的自然哲学”或“没有测量的物理学”。评价中世纪学者，“我们不应以它们是否与近代科学的某些特征相似为标准，而要看它们是否能够更好地反映那个时代的精神特质”。对迪昂把 1277 年巴黎大谴责视为近代科学诞生日的论断，他也说明“学界是有争议的”。文章的结论下得很重：“完全可以说，中世纪是理性时代的基础。”经院哲学家在上帝绝对能力的保证下考虑问题的一切可能性，“‘上帝死了’的时代已经遥遥可见”⁠¹⁷。

热度、颜色、勇气都有强弱之分，强弱能不能像长度一样度量？这是张卜天读博期间钻研的问题，2006 年他就发表了《奥雷斯姆关于质的强度的图示法初探》⁠²。2010 年 4 月，专著《质的量化与运动的量化——14世纪经院自然哲学的运动学初探》收入吴国盛主编的“北京大学科技史与科技哲学丛书”出版，2019 年作为“清华科史哲丛书”第一辑的一种由商务印书馆再版⁠¹⁸⁠¹⁹⁠⁵。出版社称它是国内首部中世纪物理学史研究专著，以语境主义视角讨论 14 世纪经院自然哲学家的运动学成就及其哲学、逻辑与神学背景⁠²⁰。它先后获得张世英美学哲学学术奖励基金青年学者奖、第 5 届“科史哲青年著作奖”和北京市第十六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⁵⁠²¹⁠²。

问题的根子在亚里士多德。他把运动分为质变、量变和位置运动，质变中质的强度会增强或减弱。张卜天解释，中世纪学者常把质的运动与位置运动相类比，“特别是，位置运动速度的增加类似于质的强度的增强，正是由于这种类比，才产生了中世纪的运动学成果”⁠¹⁷。书的章节沿这条线展开：牛津学派的形式幅度学说，巴黎学派奥雷姆对质的强度的几何表示，布雷德沃丁的定律，以及两派的主要运动学成就⁠²⁰。按他的概括，海特斯伯里定义了匀速运动、匀加速运动和瞬时速度，给出“默顿规则”即中速度定理；奥雷姆则“用一种图示法直观而清晰地证明了默顿规则”⁠¹⁷。

这些成果与伽利略的落体研究惊人地相似，张卜天却提醒不要把它们读成近代力学的预演。书中一段分析指出，默顿规则的出发点与经院逻辑中的“命名”问题有关：说一个“均匀地非均匀”的热的物体相当于以中间热度均匀分布的物体，就像用“红”这个谓词去命名一个物体；不明白这一点，就不明白中世纪学者为什么要研究匀加速运动与匀速运动的等价⁠²²。中世纪也没有叫“力学”“运动学”的学科，“由于它们显得与近代科学很相似，所以更要注意其不同的哲学、神学、逻辑背景”⁠¹⁷。

默顿规则有一个可以检验的推论，但就目前所知，直到 1545 年前后，西班牙经院哲学家索托才第一次把它用于自由落体。在张卜天看来，这不算中世纪学者的失败：亚里士多德式的实体观让受控实验显得多余，我们不该因为他们没有把结果用于自然而苛责他们⁠¹⁷。就公开书目所见，这仍是他迄今唯一的专著，此后他的精力更多投向翻译和观念史。

荷兰科学史家戴克斯特豪斯的《世界图景的机械化》以机械论观念的产生和对自然的数学描述为主线，讨论从古希腊到牛顿两千多年的数理科学思想⁠¹¹。张卜天 2010 年译出这部近六百页的书，2015 年它被收入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¹⁴⁠³。他在 Isis 文章里概括柯瓦雷、伯特、戴克斯特豪斯等科学思想史家的共同主张：现代科学的决定性特征是“数学的自然化”（naturalization of mathematics），这一观点深刻影响了 20 世纪的科学史研究⁠¹⁰。这三位的代表作，他都译成了中文⁠²。

翻译之外，他把机械论当作自己的研究题目。2011 年，他以“机械论的起源、演变及其问题研究”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前后发表了《从古希腊到近代早期力学含义的演变》（2010）和《希腊力学的性质和传统初探》（2014）⁠²。在清华，他给研究生开“西方科学史名著选读”，逐字逐句精读韦斯特福尔的《近代科学的建构：机械论与力学》，要学生理解科学革命的两条关键线索，即“机械论哲学与对自然的数学描述之间的交织和互动”⁠²³；这本书的中译本 2020 年也由他出版⁠²。

他为这段历史补上了中世纪的一环。他在 2017 年的长文中写道，早在 12 世纪，人们就开始用“机器”（machina）一词指称自然，机械设计在 14 世纪的机械钟那里达到顶峰，“它不仅为测定时刻的准确性树立了新标准，也为哲学家提供了一个关于自然本身的新的隐喻。这为近代机械自然观的出现做好了准备。”他还认为，《圣经》的创世观念把一切物质存在置于同一层次，得到强调的只有量的差别，这为科学革命时期自然的数学化打下了基础⁠¹⁷。

机械化的世界图景也有代价。柯瓦雷在《牛顿研究》中写道：“在这个世界里，每一个事物都有自己的位置，唯独人失去了位置。”这句话出自张卜天 2001 年动笔翻译的那本书⁠²⁴。据西湖大学的特写，他认为心灵的无处安顿和无家可归，是现代人面临的最严峻的问题⁠¹。2024 年，吴国盛在论文《走向宇宙与安居大地》中引用的正是张卜天的这个译本，并由此提出“失位是虚无主义的典型症状”⁠²⁴。学生译出的句子，成了老师晚近思考的一个支点。

“科学革命”何时开始、何时结束、是否真算一场革命，科学史家争论了几十年。2012 年，张卜天译出荷兰科学史家弗洛里斯·科恩的两部书：一部是梳理各家科学革命史观的《科学革命的编史学研究》，一部是比较不同文明的自然认识、把科学革命归结为六种相互关联的革命性转变的《世界的重新创造》⁠²⁠¹¹。同年他发表《科学革命和李约瑟问题：科恩教授访谈录》，2013 年又撰文讨论“科学革命起止时间背后的编史学观念”⁠²。吴国盛为清华新雅书院新生开“科学革命”课，开列的五部参考书中有四部是他的译本⁠²⁵。

他自己的回答，在 2018 年那场关于创新的演讲里说得最直接：“我们现在接受的一整套‘现代’理解完全是从科学革命时期，从17世纪来的。”自培根、笛卡尔以来，现代性依据自由、进步的观念，形成了可以逐代累积的知识观，以及单向、直线、无限的时间观，不再是古代的循环时间或末日时间⁠²⁶。在他看来，这首先是世界观的转变。据西湖大学的特写转述，他 2018 年 12 月回北大讲“《圣经》之书与自然之书”，把新教只取《圣经》字面义的读法看作关键：失去寓意之后，零散的自然物急需新的秩序，一条路是数学秩序，一条路是分类学秩序，前者发展为数理科学，后者发展为生物科学⁠¹。

他也注意这个概念的边界。他在 2017 年的长文中说，描述科学革命的“范式”模型并不适用于中世纪，因为中世纪的科学乃是哲学的一部分⁠¹⁷。他译的《天球运行论》，书名本身就带着这种历史态度：拉丁原文的 orbium 指带动天体运转的透明天球。吴国盛评述这个译本时说，“天体”还是“天球”，“这一字之差，关系到评价科学理论时应有的历史态度”；同一篇文章还介绍了韦斯特曼的看法：根本不存在一场整体性的“哥白尼革命”⁠²⁷。2022 年，库恩诞辰百年、《科学革命的结构》出版 60 周年之际，他的新译本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²⁸⁠²⁹。据特写，42 岁的他在翻译这本书时意识到，自己的人生似乎以 21 年为一个阶段，在螺旋中前进；他说这本书其实也在讲人生革命的结构⁠¹。

这个问题有一段前史。吴国盛在一篇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成立 50 周年而写的文章里说，过去中国的“科学技术史”研究几乎就等于中国古代科技史研究，而西方科学是我们潜意识里的参照系；要大规模研究西方科学史，应从近代早期入手，第一步是翻译柯瓦雷和库恩等科学思想史名家的著作，“在翻译中学习”。他列举的北京大学出版社丛书里，就有张卜天译的《牛顿研究》⁠³⁰。

张卜天在 2018 年的 Isis 文章里给出自己的理由：理解西方文明及其现代性的特质，思考人类的未来，理解现代科学如何在西方文明中孕育，是在中国做科学史研究最重要的理由；而中国的西方科学史研究尚在起步阶段，最紧迫的是尽快译出一批高质量的经典，搭起基本的学术平台⁠¹⁰。他为商务印书馆“科学史译丛”写的总序说得更重：“现代科学的兴起堪称世界现代史上最重大的事件”；“对中国而言，现代科学的传入乃是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中枢”⁠¹。

他为三套译丛独自选书、翻译：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科学源流译丛”（2010–2015），商务印书馆的“科学史译丛”（2016 年起）和“世界科普名著译丛”（2019 年起）⁠²⁠¹⁰。到 2024 年，“科学史译丛”已出四辑 21 种⁠¹¹。他在 Isis 上把选书分为七类，除科学史名著、科学原典和科普，还有讨论科学与人生意义的书、反思现代工业文明的书、神秘学，以及借西方科学史反观中国文化的书⁠¹⁰。神秘学一类最容易引起疑问，他的解释是，神秘学传统“可谓西方思想文化中足以与‘理性’、‘信仰’三足鼎立的重要传统”⁠¹¹。比较一类则有李约瑟的《文明的滴定》，以及他在剑桥访学期间从德文译出的荣格、卫礼贤合著的《金花的秘密》⁠²⁠¹。

2019 年，他出任清华大学科学人文经典研究中心主任，中心计划按科学原典、科学史经典、科普经典、人文经典四类遴选著作翻译和研究，服务于通识教育⁠⁵。2022 年，他获第七届单向街书店文学奖年度译者，提名辞说他从《牛顿研究》开始，二十年来独力策划、翻译了“科学源流译丛”和“科学史译丛”不下五十种⁠²⁸⁠³¹。这些书的读者不只在学界。2005 年，刚进北大哲学系的胡翌霖写“哲学导论”课程论文，参考书里就有张卜天译的所罗门《大问题——简明哲学导论》⁠³²。

布鲁诺因支持日心说被烧死，伽利略被判入狱并遭受折磨，中世纪教会压制科学，这些说法流传很广。张卜天在 2017 年的长文中直言：“许多人以为，科学与宗教是势不两立，水火不容的。事实上，这完全是一种误解。”科学史家把这类说法称为“冲突神话”，它的流行与 19 世纪德雷伯的《科学与宗教冲突史》和怀特的《基督教世界神学与科学论战史》密不可分⁠¹⁷。在中世纪占主导的，是奥古斯丁的“婢女”原则：研究自然可以作为注释《圣经》的手段而获得合法性，而“从某种意义上讲，所谓‘婢女’恰恰证明，她是‘主人’所不可或缺的”⁠¹⁷。

他在这个问题上的主要向导是澳大利亚学者彼得·哈里森，先后译出哈里森的《科学与宗教的领地》（2016）、《圣经、新教与自然科学的兴起》（2019）和《人的堕落与科学的基础》（2021）⁠²。2016 年 3 月在浙江工商大学的讲座中，他讲的正是哈里森《科学与宗教的领地》的思路：“科学”和“宗教”起初都指个体的内在品质或德性，到 16 世纪才逐渐变成命题式的信念系统；冲突、独立、对话、融合这些传统叙事都刻画不了两者的关系，因为两者本身是特定历史情况的产物⁠³³。

另一条线索是读法的变化。2017 年 10 月，他在清华科学史系的系午餐会上讲“‘自然之书’的隐喻与现代科学的兴起”：宗教改革拒斥寓意解经，强调从字面或历史意义理解《圣经》，不经意间促成了研究“自然之书”的新方法，让自然获得了新的独立性，又为新科学提供了社会合法性⁠³。他据此为清华本科生开“科学与宗教”课，教学目标写明要让学生认识到，西方现代科学的兴起与基督教神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西方科学有着高度的文化依赖性⁠³⁴。《圣经、新教与自然科学的兴起》的中译本获得第七届道风学术翻译奖“艾香德奖”⁠²⁠³⁵。

他的判断并不温和。2017 年的长文列出基督教与近代科学的五点内在关联，并说在世界各种文明中，“之所以只有西欧产生了近代科学，基督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¹⁷。这是一个容易引起争议的强论断，与他同时译介的李约瑟、科恩等人的比较文明研究形成张力，也与他对神秘学和东方修行传统的兴趣并存。2018 年 12 月回北大讲座时，他用博斯的三联画《人间乐园》作海报；据特写转述，他讲的是在《圣经》的意义上，望远镜和显微镜是对人类堕落后失去的认知能力的某种补偿⁠¹。

2018 年 5 月，杭州 2050 大会的会场上人人都在谈区块链和人工智能，张卜天讲了一个他自称“有点不合时宜”的题目：为什么古人不喜欢创新？他先交代立场：“做哲学就会本能地希望自己能退后一步，作为一个旁观者去审视某个事情的来源是什么，如何从无到有。”他喜欢古代的东西，“不是因为不关心现代，而是恰恰因为关心现代，我想知道现代的东西是怎么来的。”⁠²⁶

他梳理了“创新”一词的历史。古希腊的 kainotomia 是政治概念，指在既定制度和秩序中引入变化，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都把稳定放在第一位；拉丁文 innovo 在《圣经》里主要指精神和心灵的重生，意思是回归和恢复；宗教改革时期，创新几乎等于异端，1548 年英王爱德华六世还颁布过反创新者的宣言；直到法国大革命和边沁的功利主义之后，创新才转为褒义，20 世纪又被熊彼特收窄为技术创新⁠²⁶。“创造”的历史与之平行：从无中创造原是上帝的特权，后来才依次扩展到诗人、艺术家，直至所有人⁠²⁶。

最后他追到“现代”本身。modern 源自表示尺度的 modus，晚期拉丁文 modernus 指“当下”；古代人通过土地、族群、传统或神祇来规定自己，现代人则通过时间来规定自己，“现代不仅意味着通过时间来规定人的存在，而且意味着通过人的存在来规定时间”。他钟爱的钢琴家古尔德说，一个人可以创造自己的时间组合；他说准备这次讲座时才明白，这正是典型的“现代宣言”。他甚至拿比特币打比方：打破中央银行的垄断、人人都能发行货币，“这和新教革命不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吗？”⁠²⁶

他的结论并不是反对变化。《周易》说“生生之谓易”，《大学》说“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但“这里的‘新’是自然地‘出新’，而不是人为地‘创新’”；“竭力强调新，挖空心思去创造新，恰恰意味着个人失去了自我和独特性。盲目求新求变反而会使生活显得更为贫乏、苍白和动荡不安。”对于中国这样有古老文明和厚重传统的国家，如何处理创新与传统的关系，他认为要“慎之又慎”⁠²⁶。这类宏大的关切也招来过“不切实际”的批评。据特写，他的回应是：“突生重病和临终时的人，最清楚什么东西是真正的现实。在这个意义上，我很现实。”⁠¹

张卜天的老师是吴国盛。2001 年，吴国盛看了这位旁听生的试译，把《牛顿研究》的英文稿交给他；次年他成为吴国盛的研究生，一路读到博士⁠¹⁠⁹。他的第一部译著和唯一的专著都收入吴国盛主编的“北京大学科技史与科技哲学丛书”⁠³⁶⁠¹⁸⁠¹⁹；他译出的柯瓦雷、哈里斯、哈里森、克莱因和哥白尼，后来多次出现在吴国盛的论文和书评里⁠²⁴⁠²⁷。据特写，吴国盛说过不要指望学术研究能够回答人生意义的问题，张卜天同意，但认为学术研究能磨砺思想；他后来意识到，“世界为什么存在”这样的终极问题无法通过学术或理论回答，只能以证悟的方式去消解⁠¹。

同门胡翌霖比他晚几届。2007 年，还在读本科的胡翌霖在博客里称他是“翻译了许多优秀通俗读物的师兄”，说自己“上技术哲学课时瞻仰到了”⁠³⁷。胡翌霖的博士论文、2019 年出版的《媒介史强纲领》在致谢中列出九位同门，第一位就是张卜天⁠³⁸；他的《过时的智慧》讲牛顿力学之“力”，参考了“卜天师兄的力学史论文”⁠³⁹。两人看新技术的眼光却不同：胡翌霖 2013 年写下“比特币简直是有史以来最不虚拟的货币之一”⁠⁴⁰；张卜天 2018 年则把区块链放回新教改革以来的个体主义谱系，说它之所以时髦，是因为“它完全符合现代性概念给历史、给人类规定的本质和发展方向”，并提醒听众先反思再投身⁠²⁶。

在清华，他也带出了学生。蒋澈 2017 年 11 月、王哲然 2018 年 3 月进入科学史系博士后站，合作导师都是张卜天；鲁博林是他指导的博士生，2024 年两人合译出版了笛卡尔《哲学原理》的首部中文全译本⁠³⁠⁴⁠⁴¹。同门刘胜利译的柯瓦雷《伽利略研究》，与他译的《牛顿研究》《从封闭世界到无限宇宙》一起，是吴国盛研究生课“西方科学思想史专题选读”的三部教材⁠⁴²。2017 年清华科史哲论坛上，他讲“从自然志到自然史”，认为从布丰开始，natural history 有了时间的含义⁠⁴³⁠³，与蒋澈的近代自然志研究彼此呼应。

他的思想资源，首先是柯瓦雷、伯特、戴克斯特豪斯这一脉科学思想史⁠¹⁰；其次是爱因斯坦，西湖大学的特写称爱因斯坦是对他影响最大的人之一，他在《爱因斯坦传》的译后记里写道，爱因斯坦“对什么是基本问题有着异常敏锐的直觉”⁠¹；再次是哈里森、弗洛里斯·科恩等当代学者，以及荣格、卫礼贤这样沟通东西方的人物。2017–2020 年，他担任 Isis 的编委⁠²。特写说，他不认为自己是翻译家，也不愿认同任何身份标签，宁愿称自己为“真诚而勇敢的心灵探索者”⁠¹。

师门的学术名片老师吴国盛，吴国盛的老师叶秀山；同门杨海燕、韩连庆、张东林、刘胜利、柯遵科、姚大志、胡翌霖、李文靖、晋世翔、王哲然、刘任翔、蒋澈、高洋、刘铮、刘逸、严弼宸（其中蒋澈、王哲然也是他合作指导的博士后）；在吴国盛门下做过博士后的田松、刘年凯、司宏伟、刘骁。另见吴门 · 雅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