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无他，学以致思

叶秀山 1935 年 7 月 4 日生于江苏扬中（今属镇江），4 岁随家迁居上海，在上海长大⁠²⁠³⁠⁴。据他自述，他小时候不是用功的学生，家里只督促英语和写字两件事，他说两样都没学好。高中时班上人少，他跟着几个爱写作的同学学写文章，把吕叔湘、朱德熙的《语法修辞讲话》一个例句一个例句地读通，说正是这本书让他“学会了‘动脑筋’”。学校里有位在德国学过哲学、却教解析几何的刘檀贵老师，叫他去旁听教师们讨论《矛盾论》，这是他最初接触哲学⁠⁵。

他原想当新闻记者。1952 年高中毕业正逢院系调整，主管填表的老师说哲学和新闻不能同时报，劝他报复旦的新闻系；他“心里就老大不快”，偏偏只报了哲学，进了北京大学哲学系⁠⁵。在北大，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课让他学会抓住哲学家的“要害”。毕业论文的题目发下来，西方哲学史的题目没人选，他选了“批判康德的不可知论”，由郑昕指导；郑昕知道他基础差，晚上在家里用一块小黑板给他补了三个晚上的课。答辩会上，贺麟也在座⁠⁵。1956 年毕业，他被分到 1955 年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西方哲学史组，此后在这里工作到 2015 年 5 月退休⁠⁵⁠²。

他一到所里就闹着要转去美学组。贺麟对他说：“研究美学要有哲学史基础，这有什么矛盾”，让他先学一年哲学史；接着是反右，他就一直留在了西方哲学史组。1961 年起，他参加王朝闻主编的高校教材《美学概论》编写组，前后近四年。和同组的年轻人争论时他发现，别人能把黑格尔的一句话放回整个体系去读，自己只会就句论句；艺术里的问题追到最后都要来问哲学，“哲学就是人类追根寻源精神的理论体系”。他由此反问自己：“我原本是学哲学的，为什么不换一个角度，从哲学来看艺术呢？”⁠⁵他后来坦白，五六十年代在那股潮流里，自己也写过不少批判文章，“想起来很别扭，但也不必讳言”⁠⁶。

“文革”中，他做了“逍遥派”，借英文、德文的语录本学外语，在干校的蚊帐里打着手电读英文小说，又自学古希腊文⁠⁵⁠²。1980 年 9 月起，他在纽约州立大学奥伯尼校区进修两年⁠⁵；1988 年赴英参加世界哲学大会，会后又在牛津停留⁠⁷。他历任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哲学系主任、哲学所学术委员会主任⁠⁴，2006 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⁸，曾任第八至十届全国政协委员、清华大学双聘教授⁠²。2016 年 9 月 7 日晚，他在北京逝世，终年 81 岁⁠²⁠⁹。三年后，学生黄裕生、吴国盛等编成 12 卷、584 万字的《叶秀山全集》，他的 1200 册藏书也捐给了清华大学图书馆⁠¹⁰。

据他自述，只有少数朋友知道，戏剧一度是他的主要兴趣。他从小受家里爱看戏的熏陶，上海解放初期读高中时，到苏少卿、陈大濩的票房学过一阵唱；进北大后，他当过一任学生会京剧社社长。做美学时，他觉得“搞美学应有一门艺术作为基地，就抓住了戏剧这一门”⁠⁵。“秋文”是他高中时给自己起的笔名⁠¹，1962 年他用这个名字在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京剧流派欣赏》⁠¹¹⁠¹²。

书里分别讨论老生的谭、余、言、马、杨诸派，旦角的梅、程两派和花脸裘派⁠¹³，最常用的尺子是“气势”与“韵味”：高庆奎一派继承刘鸿昇，以气势胜，余叔岩一派以韵味胜；好的演唱应当气、韵相结合，可以有所侧重，不可偏废⁠¹⁴。他也区分批评与欣赏：批评要尽力排除偏见，欣赏却允许偏爱，有人爱余派的含蓄、韵厚，有人爱汪桂芬一派的豪壮悲苍，这不妨碍在道理上承认各派都是美的一种形态⁠¹⁴。

1988 年，他仍以“秋文”之名在宝文堂书店出版《古中国的歌——京剧演唱艺术赏析》；据书的后记，它基本是在 60 年代旧稿的基础上改定的⁠¹²。据檀作文介绍，书分五章，从中国戏剧与中国文化讲到咬字、行腔和唱工的历史，分析西方写实话剧的影响怎样让京剧分出“海派”和“京派”两条线，也讨论了梅兰芳时代观众从“听戏”转向“看戏”⁠¹²。檀作文拿他和吴小如比较，说“吴先生是艺术赏鉴，叶先生是美学批评”：论流派的师承流变，叶秀山不如吴小如细；他的长处在于站在美学的高度做概括，立场客观⁠¹²。

“文革”让这份爱好成了痛处，他说最痛心的事之一，是“京剧居然成为特大禁区”⁠⁵。在干校，他是文艺宣传队排演《智取威虎山》时的琴师之一，也常给邻所的年轻同事伴奏、纠正唱腔⁠¹³。后来他用哲学回答到剧场去“看”什么：观众既不全是去看杨贵妃的故事，也不全是去看梅兰芳本人，而是去看“梅兰芳如何演杨贵妃”；表演是一件有诗意的“事”，把过去和未来以“现在”的方式在舞台上重现出来⁠¹⁵。2004 年，他还为《我的父亲梅兰芳》续集写了序⁠³。

叶秀山学希腊文，起因很偶然。“文革”后期从干校回到北京，他在外文旧书店买到一本印得漂亮、价钱也不贵的《希腊文初阶》，居然学了下来。贺麟知道后很鼓励他；过了些日子，罗念生突然在窗外叫他，送来一本更详细、附练习答案的课本。那时他白天在一家汽车厂劳动，下班回来就做练习、自己批改，还试译了色诺芬的《师门回忆录》和柏拉图的《斐多》篇。他说自己“希腊文程度浅，不敢说是罗先生的学生”⁠⁵。

理论上的理由，他用一句俗话概括：“冤有头，债有主”，“哲学研究的是一种本源性的本质，但它自己也是有本、有源的，在人类文明初开的阶段，问题会暴露得更清楚些”⁠⁵。1982 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他的《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¹⁶，全书九个部分，从早期希腊社会、米利都学派、毕达哥拉斯、赫拉克利特、爱利亚学派、恩培多克勒、阿那克萨哥拉、原子论，一直写到早期智者⁠¹⁷。写这本书时，邻居沈有鼎常上门来谈西方哲学史；有一次他实在不想打断书稿，跟沈先生约定“今天只谈二十分钟”，沈有鼎看着表，到点就告辞了⁠¹⁸。

他对这本书的评价很克制：重点在“当时历史背景中正确理解古人的原意，在哲学的理论上发挥得不够”⁠⁵。从美国回来后，他完成了《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1986），从史料、苏格拉底之死写到“认识你自己”所代表的从“自然”到“自我”的转变、理念论和辩证法⁠⁵⁠¹⁹。王齐认为，这本书尝试从古今统一的角度阐述辩证法，提出“辩证的思维方式”与“分析的思维方式”在西方哲学史上并存，开始显露思想的锋芒⁠²⁰。

多年后他对新入门的博士生说，“在写第一本书《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时，也只能做一些历史材料方面的梳理工作，写过第二本书《苏格拉底及其哲学思想》以后，就不敢往下写了”；直到补习了欧洲现当代哲学，反复温习从康德到黑格尔，他在研究科学与宗教的课题时重写古希腊部分，才敢一直写到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²¹。2010 年，他已很少参加会议，却专门出席了以前苏格拉底哲学为主题的古希腊哲学论坛，在会上说，哲学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宗旨是培养对理性思考的兴趣⁠²²。

叶秀山说，由于家庭的影响，他一直想把字写好，过去苦无时间。“文革”中听戏绝无可能，“一个时期我似乎只做一件事：写字”。可以翻来覆去写的，是毛泽东诗词。结果字没有练好，问题却想了一大堆：西方为什么没有独立的书法艺术？书法与美术有什么区别？再往下，又牵连到音乐、舞蹈和造型艺术。他就这样把一个具体艺术门类的问题和美学的基本问题连在一起，想了很长时间⁠⁵。

到干校的第二年，他们被集中在一个兵营里“搞运动”。他利用每天早上“天天读”的一小时，把对书法艺术特征的想法写在夹进语录本的小纸片上；1972 年回到北京，把纸片贴在大稿纸上，在边上修改、补充，这就是后来发表的《论书法艺术的特征》⁠⁵。2006 年的一篇专访还写到，他每天裁出和语录本一样大小的纸片，晚上把箱子搬出来当桌子，把白天写的纸条拼成大张整理⁠¹。1987 年他出版《书法美学引论》⁠²；2007 年，这本书和《说“写字”》合编为《说“写字”：叶秀山论书法》，书中也从他幼时练字的经历谈起⁠²³。

他对“写字为什么是艺术”的回答，在《中国艺术之“形而上”意义》一文里最清楚。他认为西方哲学倾向于从地上的“形”“器”推论背后的东西，中国传统更习惯从“天”上的“象”俯看万物。书法在形式上最单纯，所写的字固然有内容，书法的意义却在文字之外：“从某种意义来说，书法因其单纯性而最具有‘形而上’的意味。”书法把写“什么”的意义弱化，把“写”本身突出出来；写出来的“什么”是结果，没有“什么”的“写”是过程，是把时间凝固在空间里，所以人们说书法是“凝固了的舞蹈”⁠¹⁵。在他看来，正是这种从“形而上”看“形而下”的思想趋向，促成了书法在中国成为一个独立的艺术门类⁠¹⁵。

他也把书法的眼光带进读书。他回忆年轻时看到一位长辈对着颜真卿的《争座位》只说了一句：“怎么写出这样好的字！”读到好的哲学书，他也有同样的感叹；而巧思来自拙学，工匠之巧在“运斤”，书家之巧在“运笔”，哲学之巧在“运思”⁠²⁴。据后辈詹文杰回忆，他曾写字相赠⁠²²；吴国盛则说，老师的书法水平几乎达到书法家的高度，有作品为苏州美术馆收藏⁠²⁵。

在美国，叶秀山第一年随系主任研究希腊哲学，第二年索性改听现代哲学课，写了一篇关于维特根斯坦的论文。他常和东岸的华人学者辩论，有一次三位研究美学的朋友轮番上阵，一直谈到第二天早上九点。他由此感到自己受的哲学训练是古典式的，对马克思主义以前的哲学问题心里有数，对此后的发展却没有完整的概念，“这个课应该好好补补”。临走时他对那位系主任说，回去要“把马克思主义以后的哲学问题弄清楚，然后把古代和现代的问题统一起来考虑”⁠⁵。

这个计划的第一个成果，是 1988 年 12 月人民出版社出版的《思·史·诗——现象学和存在哲学研究》⁠²⁶。全书九个部分，从卡西尔的符号现象学、胡塞尔的现象学、现代现象学与黑格尔，写到海德格尔、雅斯贝斯、萨特和杜弗朗的现象学美学⁠²⁷。哲学所的讣告说，这本书的问世“标志着叶先生真正进入了第一哲学领域”，他开始通过哲学史的研究去思考哲学问题本身⁠²。王齐指出，他把“思、史、诗”既看作对现代现象学传统的总结，也看作理解此后解释学和后现代哲学的一条主线⁠²⁰。

书中最有个人色彩的，是附录《在“交往”的路上》，讨论海德格尔的“存在”与老子的“道”。他开篇就说，中西哲学不仅需要“比较”，尤其需要“交往”；“比较”重在分析、观察，“交往”重在体会、理解⁠²⁶。在他看来，“存在”和“道”都是世界向人显现出来的本源性的意义，区别在于眼光：海德格尔之“存在”为“明”，老子之“道”为“玄”；前者是“后主体性的存在论”，后者为“前主体性的存在论”⁠²⁶。这份谨慎有来历：他早年用西方古典美学的精神对比中国戏曲，在美国被批评为“硬套”，此后他一直对东西文化对比持慎重态度⁠⁵。文章的最后一句是：我们总是在“交往”的路上⁠²⁶。

这条路也通到学生那里。吴国盛 1995 年起在职随他读西方哲学博士⁠²⁸，1998 年完成的博士论文题为《技术与形而上学——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讨论海德格尔的技术之思与克服形而上学的关系⁠²⁹。《思·史·诗》里有一部分题为“海德格尔在‘思想’的道路上”⁠²⁷，学生的论文副题恰好也是沿着海德格尔的“思”“路”；只是学生沿着这条路，把问题引向了技术。

叶秀山早年一心做美学，甚至觉得哲学太“抽象”，“干巴巴不好玩”⁠⁶。1991 年出版的《美的哲学》却是一本从哲学谈美的书。他不从“美是什么”的定义入手，而从“人”和“世界”的关系入手：主体与客体、思维与存在的分立，是科学思想方式的结果，对建立一门科学是基本的，对活生生的人却不是；人在提出哲学问题之前，已经生活着、工作着、思想着、娱乐着⁠³⁰。

他认为，“基本的经验世界本就是一个充满了诗意的世界，一个活的世界”，却总是被“掩盖”着。科学技术按照概念和效用把世界组织起来，知识成了控制自然和他人的工具，于是科学化的世界被当作“现实的”，艺术的世界反倒成了“理想的”。舞台和画框把艺术从生活里划出来，成为“另一个世界”，正是这个意象的世界提醒人们，还有一个被遗忘的生活世界⁠³⁰。

所以美不在世界之外。“花之美”就在“花之红”中，美却不是花的一种属性；诗人正是把杏儿、脸儿的“红”强调出来，“才是艺术；把‘真’世界显示出来，就是美”⁠³⁰。艺术世界也贴不上价格：用亿万美元收购梵高的画，只显示收购者的富有；梵高的画却仍然“邀请”这位商人进入它的生活。他说，“艺术世界帮助并‘迫使’我们回到、守护那基本的生活的世界”，因此科学有专业的教育作用，艺术则有普遍的教育作用⁠³⁰。

后来为这本书的重订本写前言时，他说它“名为‘美学’，但主要在谈哲学”；自己十年来没再做美学，这次只订正了一些词句。若要重做，他会借康德对“建构性”与“范导性”原理的区分来理解审美：美和艺术不能从一个确定的概念出发去“画”出形象，文艺里常被批评的“概念化”毛病，在这里有了理论上的安顿⁠⁶。他还回忆，“文革”中艺术要“有形”“出声”，难以转入地下，哲学的思想活动却“无形”“无声”，他就这样逐渐转到了“做哲学”；改革开放后，他觉得还是读书方便，“一本书，一杯茶”，其乐无穷⁠⁶。

2004 年秋，北大哲学系新生胡翌霖在“哲学导论”课上听叶秀山讲课⁠³¹。那年 12 月写的课程论文里，他记下老师的观点：“哲学作为一门科学，可教可学……”，然后表示不同意。他担心今天人们说的科学多半是近代追求力量的实验科学，“将哲学划归入科学，便很可能将哲学引导向功利、实证”；在他看来，哲学关注的是问题本身，而不是问题的解答⁠³²。

叶秀山说的“科学”，本意是希腊意义上的。他在东南大学的一次演讲里把科学和技术分开：科学“是暂时脱离了实用、实际的效果，它是一种最初级的自由的知识”，“而技术则是永远受到功利、实用左右的”；把世界当作客观、静观、非功利的对象来研究，是希腊人的贡献，它为哲学敞开了道路，而“哲学是更进一步的自由”，是理性自己认识自己⁠³³。这一区分，可以和他的学生吴国盛后来反复申说的科学与技术之分对照着读。

2004 年，他为自己和王树人总主编的学术版《西方哲学史》写了第一卷“总论”上篇《西方哲学观念之变迁》，其中一节就叫“西方哲学之本源——哲学作为一门科学”⁠³⁠³⁴；胡翌霖那篇论文引用“哲学就是哲学史”，注明的出处之一正是这篇总论⁠³²。2006 年，他把给北大新生讲“哲学导论”的讲稿整理成《哲学要义》出版⁠²，第三讲第一节的题目就是“哲学何以是一门科学？”⁠⁴黄裕生读后说，这本书强调哲学“是一门科学，而不是艺术”⁠³⁵。

他坚持这一点，是因为哲学要可教可学。他写道，做哲学虽然需要“灵性”，但哲学不是“灵感”的产物，“在原则上如同其他科学一样是人人可学、可做的”⁠³⁶；德国古典哲学的贡献，正在于确立了哲学自身的科学形态，“哲学需要天才、灵感，但它也是概念体系，因而可教、可学”⁠³⁷。2013 年在清华的一次研讨会上，他说得更直白：哲学最大的问题是不能搞得很神秘，“哲学就是要让神秘的东西不神秘”⁠³⁸。2009 年出版的《科学·宗教·哲学》再把三者放在一起：用王齐的概括，科学在“否定”宗教中发展，哲学则在“化解”宗教中发展⁠³⁹⁠²⁰。

师生的分歧，落在“科学”这个词上：学生担心的是近代那种讲效用、求力量的科学，老师说的是希腊那种为求知本身的学问。二十多年后，胡翌霖发起“新科学”，宣言里说，希腊人的学问“是有闲暇的人为求知本身而做的事”，要复兴的“不是古人的知识，是求知的乐趣”⁠⁴⁰。到这时，学生当年的担心和老师当年的定义，已经可以放在一起重读了。

叶秀山的哲学生涯从康德开始，也一次次回到康德。1956 年的毕业论文写康德；2003 年接受访谈时，他说对自己影响较大的两位哲学家是康德和海德格尔，“《纯粹理性批判》这本书，我一辈子都在念，但还是觉得没有念透”⁠⁴¹。他手里那本在美国买的英文版《纯粹理性批判》，一直读到装订线都翻破了⁠¹。1990 年代，同事们叫他“哲学所的康德”，既因为他终身不离康德，也因为他作息准时：每天八点左右到所里，十一点半提着热水瓶、拿着勺子去打饭⁠³⁸⁠¹。

他劝学生从德国古典哲学入手：“我们学哲学的，特别是学西方哲学的，还是以读德国古典哲学的著作入手为好。”理由是那一段哲学作为学科最成熟、最成系统，读懂了康德、黑格尔，再读海德格尔和“后现代”诸家，就知道他们从哪里来。他也承认这条路会让学生一上来就碰到难读的书，“我也不想把学生一开始就吓倒；我觉得开头难一些，以后碰到难读的书就不怕了”⁠²¹。

这条劝告在胡翌霖那里经历了一次来回。2005 年夏，他在写给哲学系新生的长文里提到，“我们这届上哲学导论的叶秀山”这样的老师推荐初学者读黑格尔、康德，他当时并不赞成，担心这会把刚入门的人吓退⁠³¹。半年后，他在一篇读书笔记里写道：“读哲学总绕不开康德黑格尔，叶秀山的教导是没有错的。”⁠⁴²2007 年，他回复读者时也说，康德是承上启下的枢纽，“从康德入手……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入口”⁠⁴³。

2013 年，在黄裕生等学生的督促下，王齐把他论康德数十年的文章编成《启蒙与自由：叶秀山论康德》⁠³⁸⁠⁴⁴。在清华的出版研讨会上，他说：“康德是我的起点，也是经常回去的地方。”他还说自己兴趣很杂，思想“撒”得出去，还得“收”得回来；又说自己“老是‘未完成’”，总喜欢这里看一下、那里改一下⁠³⁸。在他看来，“哲学的领域里没有过期的问题”，今天读老子、孔子、柏拉图，一样有意义⁠⁴¹。

叶秀山对中国哲学的思考开始得不晚。1988 年，他在《读书》上发表《中西文化之“会通和合”》，此后陆续写了《中西关于“形而上”问题方面的沟通》《漫谈庄子的“自由”观》《试读〈大学〉》等，2002 年结集为《中西智慧的贯通》⁠²⁰。2003 年的访谈里，他说自己对“比较哲学”的提法有点疑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东西，哲学只有一个，哲学肯定是单数的。”他打了个比方：中国哲学好比一颗宝珠，在通常的光线下已经看了几千年，如今放到新的光下扫描，看它会发出什么光，而那光仍是它自己发出的⁠⁴¹。

晚年，他把这些想法做成一个课题：“欧洲哲学的历史发展与中国哲学的机遇”。课题起于 2007 年的论文《欧洲哲学发展趋势与中国哲学的机遇》，2010 年获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2014 年底结项后他仍在增补⁠²⁰。上编从古希腊一路写到胡塞尔、海德格尔和列维纳斯；下编从“正名”和《易经》写起，经老庄、董仲舒、《淮南子》、扬雄，写到周敦颐、张载和二程⁠⁴⁵⁠²⁰。他的基本判断是：欧洲哲学是追求自由的学问，也是一门科学，到 20 世纪陷入理论困境；中国哲学的“形而上”早熟，却缺少知识论的熏习，地上的科学得不到积累，天上的哲学也渐渐僵化⁠²⁰。欧洲的困境恰恰是中国哲学的机遇，前提是以批判的精神吸收西方哲学的精髓，补充自己⁠²。

他借用黑格尔关于世界文明起于东方日出、终于西方日落的比喻，又把它倒转过来：日落并不是世界的泯灭，而是把世界收进“内在”去反思，黑夜之后还有朝霞⁠⁴⁶。这项工作没能完成，书稿只差论朱熹的一章⁠²⁰⁠²。2016 年 9 月 7 日晚，他书房的台灯还亮着，案头摊开的是柏格森的《材料与记忆》，书页上满是新写的圈点⁠⁴⁷。遗稿由王齐编成，黄裕生建议以《哲学的希望》为名，2018 年 12 月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⁴⁸⁠⁴⁵。

“希望”早在 1991 年就是他的题目。那年他在评论利科的文章里写道：“‘希望’是‘看’到的，‘许诺’是‘听’到的，但‘希望’和‘许诺’又都是‘读’出来的。”⁠⁴⁹赵法生记得，2006 年在哲学所的一次治学讲座上，有学生问他，现代西方哲学都在消解形而上学，他为什么还如此强调形而上学，他缓缓地答：“如果没有形而上学，权力就是真理。”⁠⁵⁰赞同之外也有追问：赵汀阳撰文讨论他提出的“纯粹哲学”构想，题目就是《纯粹哲学有多纯粹？》⁠²⁰。

在北大，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课给了叶秀山中国哲学的轮廓，郑昕指导了他写康德的毕业论文。真正把他带进西方哲学史这一行的是贺麟：把他要到哲学所，拦住他转去美学组，又指导他研读德国古典哲学；他后来对贺麟说，那一拦对自己后来的进步“关系太大了”⁠⁵⁠²。罗念生指点过他的希腊文；同事沈有鼎是他在干校菜园里一同推水车的伙伴，也是随时上门谈西方哲学史的邻居⁠⁵⁠¹⁸。同辈中，他与王树人共同总主编学术版《西方哲学史》⁠³⁴。所里的后辈记得，每周返所日，西方哲学史研究室总是最热闹的，大家都爱来听他聊哲学、学界掌故、书法、电影和音乐⁠²²。

他的博士生里，黄裕生 1992 年起随他读古典哲学，1995 年获博士学位⁠⁵¹，后来与他合编“纯粹哲学”丛书⁠²²。吴国盛 1995 年起在职随他读西方哲学，1998 年获博士学位⁠²⁸⁠⁵²。吴国盛回忆，社科院“整个都是师傅带徒弟的模式”，他们常在老师的小写作间里聊天，“叶老师于我，是一种榜样的存在”，这种教育“属于熏陶性的”⁠²⁵。2013 年，他在研讨会上说，那一年叶老师招了两个学生，另一位是后来在清华历史系的彭刚；他把自己和老师的关系比作欧多克索斯之于柏拉图、柯瓦雷之于胡塞尔，学生后来转去做天文学或科学史，却“自觉与不自觉地传承了启蒙与自由的精神”⁠³⁸。那天的开场发言里，叶秀山还点名问他：“某种意义上自然界是增熵的，吴国盛，你说对不对？”⁠³⁸老师去世后，王齐把遗稿编成《哲学的希望》⁠⁴⁸，黄裕生、吴国盛等则用三年编成了《叶秀山全集》⁠¹⁰。

胡翌霖在北大上过他的“哲学导论”课，在博客里留下了好几处记录：2004 年的课程论文与他商榷“哲学是科学”；2005 年夏不赞成让初学者先读康德、黑格尔，同年年底又回忆，自己在哲学导论的网上论坛提倡“讨论”，没有得到叶秀山的认同；2006 年承认“叶秀山的教导是没有错的”；2007 年在博客留言里说，自己刚上哲学系时就和这位老师争论过，为的是“坚持交流与争论”⁠³²⁠³¹⁠⁵³⁠⁴²⁠⁵⁴。从贺麟、叶秀山到吴国盛、胡翌霖，这条线上每一代做的学问都不同，交接的方式也不同：有拦着学生不让转行的老师，有在写作间里聊天的“师傅”，也有在课堂上和老师争论的学生。

师门的学术名片学生吴国盛；吴国盛的学生杨海燕、韩连庆、张东林、张卜天、刘胜利、柯遵科、姚大志、胡翌霖、李文靖、晋世翔、王哲然、刘任翔、蒋澈、高洋、刘铮、刘逸、严弼宸；在吴国盛门下做过博士后的田松、刘年凯、司宏伟、刘骁。另见吴门 · 雅典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