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的身体

一知识为什么总得有个身体？#

在柏拉图的《斐德罗篇》里，苏格拉底讲过一个埃及故事。发明之神塞乌斯把文字献给国王塔穆斯，说这是记忆与智慧的良药。国王不以为然：学会文字的人会依赖外在的符号，不再用心回忆，“所以你所发明的这贴药，只能起提醒的作用，不能医治健忘”；他们看上去无所不知，可是“他们的心是装满了，但装的不是智慧，而是智慧的赝品”。苏格拉底还说，文字像画中人，你问它什么，它都一声不吭，落到谁手里都一样，“如果受到曲解和虐待，它总是要它的作者来救援”¹。这段两千多年前的抱怨，很像今天人们对 AI 的担忧：得到的是答案的外表，而不是理解。我在《什么是技术》里讨论过这个故事，结论是塞乌斯和塔穆斯都对：分歧只在于把文字看作一件随时可能失去的外在工具，还是看作已经嵌进生活环境的元素²。文字确实损害记忆，但它同时重新构成了记忆的方式；对 AI 的担忧，恐怕也要放在同一架天平上称。

中国古人有过同样的疑虑。《庄子·天道》里，齐桓公在堂上读书，堂下做车轮的轮扁上来问：您读的是什么？圣人之言。圣人还在吗？已经死了。“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在轮扁看来，斫轮的分寸“得之于手而应于心，口不能言”，连自己的儿子都教不会³。《周易·系辞》说得更凝练：“书不尽言，言不尽意。”但它随即给出一条出路：“圣人立象以尽意。”⁴每一种载体都会丢掉一些东西，每一次丢失又会逼出新的载体，这就是本文的线索。

二十世纪的媒介研究把这种直觉变成了学问。麦克卢汉在 1964 年的《理解媒介》里说“媒介即讯息”⁵。古迪与瓦特在 1963 年讨论“读写的后果”，古迪后来又论证，列表、表格、公式这类思维工具是随书写而来的⁶⁷。沃尔特·翁在 1982 年的《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里用一整章论证“书写重构意识”，其中一节就叫“柏拉图、书写与计算机”⁸。爱森斯坦在 1979 年则把印刷机称作近代早期欧洲的“变革动因”⁹。他们的结论未必都站得住，但共享一个起点：载体不是中性的传播工具。我在《媒介史强纲领》里把这个起点推得更远：媒介不只是影响知识的一个因素，而是知识的先验条件，“记起”的可能性取决于“记下”的可能性，记录的媒介正是记忆的能力；这种“先天”又是历史性的，由每个时代的技术环境承载¹⁰。

口述、讲学、抄本、书籍、书信和期刊论文，并不是一个淘汰一个的直线进化，更像一个不断重新分工的生态：新载体来了，旧载体换个位置继续存在。论文也是如此。它是印刷、邮政和学会网络交给近代科学的身体，却不是知识的天然形状。今天 AI 让写作变得廉价，这副身体第一次显得不太合身，宣言在危机为什么也是转机一节讨论的正是这件事。要想清楚下一副身体的样子，先得弄明白以前的几副是怎么长出来的。

二没有纸的时候，知识住在哪里？#

西方哲学最有影响的一脉，是在对话与讲学中长出来的。苏格拉底一字未留。柏拉图约在公元前 387 年于雅典城外开办学园¹¹。亚里士多德十七岁入学园，一直待到柏拉图去世；公元前 335 年，他在雅典的吕克昂开办了自己的学校。他也写过供公众阅读的对话，西塞罗称赞他的文笔如“一条流淌的金河”；可这些精心打磨的作品几乎全部失传了。今天读到的《物理学》《形而上学》，更像讲课笔记、反复改写的草稿和研究记录，原本是给学园内部听众用的¹²。西方学术最重要的一批文本，原是讲台的副产品。

东方也一样。孔子自称“述而不作”。《汉书·艺文志》说：“《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¹³语录体保存的是对话的现场：谁在问，问什么，老师怎么答。《颜渊》篇里三个弟子先后问仁，得到三个不同的回答，因为讲学面对的是具体的人。这种因人而异的弹性，恰恰是书面体系最难保留的东西。

十二、十三世纪兴起的欧洲大学，把讲学做成了制度。那时的“讲课”（lectio）字面意思就是“朗读”：教师拿着一部权威文本，比如彼得·伦巴德在 1150 年代编成的《箴言四书》，逐段读、逐句解¹⁴。与朗读并列的是“论辩”（disputatio）：教师出题，学生分正反两方辩驳，最后由教师裁定。最刺激的是降临节和四旬斋期间的“任意问题论辩”，问题可以由任何人提出、关于任何事情，还对大学以外的人开放¹⁵。阿奎那的《神学大全》虽不是论辩实录，却完全采用论辩的格式：先提问题，再列反方意见，然后是“但另一方面”，接着是教师的解答，最后逐条回应¹⁶。口头的交锋，就这样凝固成了书面的结构。

同一时期的中国，书院把讲学推向高峰。1175 年，吕祖谦邀朱熹与陆九渊、陆九龄兄弟在铅山鹅湖寺相会，想调和两家的分歧，结果陆氏嫌朱学“支离”，朱熹觉得陆学近禅，不欢而散，各自的主张反倒更加分明¹⁷。1179 年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¹⁸；1181 年，他请昔日的论敌陆九渊登台讲《论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听者“至有流涕者”，朱熹随即请他把讲辞写下来，刻石立于书院¹⁹。一场打动人心的讲演，最后要靠一块石碑留下来。朱熹的日常讲论也由门人记下，汇成一百四十卷的《朱子语类》²⁰。

口述与讲学的长处，正是今天的论文最缺的东西：对话，即时反驳，在场。听众可以当场打断，教师可以看人说话，错误在一问一答中暴露。翁指出，口语文化天然带着竞技色彩，这与希腊人的竞技精神一脉相通⁸。它的短处也同样明显：难以积累，难以远传，效果取决于谁恰好在场；前现代的学术交流局限于一时一地，围绕经典与师承建立的传承极不稳固，在古代，学术的衰退是常态，积累才是罕见的例外。也不必把在场浪漫化，所谓原本的直接性也许本来就只是错觉；言传身教确有不可替代之处，可印刷书普及之后，教学与研究的范式必然围绕印刷书重构，言传身教只能为这个范式提供辅助。AI 时代的皓首穷经，处境也是一样²¹。这些讲学之所以还能被谈论，全靠有人把它们写了下来：柏拉图写下苏格拉底，门人写下孔子，石匠刻下陆九渊。讲台需要另一种身体来延续自己。

三一本书能装下一个体系吗？#

印刷术出现以前，书是一字一字抄出来的，学问的很大一部分是注疏：经典居中，历代注解层层环绕。抄写的成本决定了知识的节奏。中世纪大学为保证教材准确，让书商把审定过的范本拆成编号的分册，轮流租给抄写者，一部书可以由多人同时分头抄录，这就是“分册租抄”（pecia）制度，学者推测它约在 1200 年前后起源于博洛尼亚，现存最早的确切记载是 1228 年的一份合同²²。但无论怎样校对，每抄一次都可能引入新的错误，一个仔细校订的版本，传抄几轮又面目全非。拉图尔概括爱森斯坦的论点说，在印刷之前，“不可能有不可逆的收获”²³。

东亚最先走出了手抄的时代。现存最早有明确纪年的印本是敦煌出土的 868 年《金刚经》，卷首的木刻画，画的恰恰是佛陀向须菩提说法的场面²⁴。第一件有纪年的印刷品，描绘的是一场讲学。据沈括《梦溪笔谈》，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布衣毕昇“用胶泥刻字，薄如钱唇，每字为一印，火烧令坚”，“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²⁵。不过活字在中国长期影响不大，始终是雕版为主；活字真正应运而生，要等到欧洲：古腾堡的金属活字《圣经》约在 1455 年完成于美因茨²⁶；此后不到半个世纪，欧洲印出的书已有约三万个版本²⁷。

新载体照例引起焦虑。1492 年，德国修道院院长特里特米乌斯写了《抄写员颂》（De laude scriptorum），贬低印刷机，主张修士们继续在羊皮纸上手抄；可他编的《教会作家书目》1494 年就交给印刷商出版了²⁸。半个世纪后，瑞士学者格斯纳在 1545 年编成《万有书目》，抱怨的已是另一回事：那“令人困惑而有害的书籍泛滥”²⁹。先是担心载体不可靠，后是担心载体太多，这两种焦虑在此后每一次媒介变革中都会重演。

印刷术让一种新的学术雄心成为可能：用一本书建立一个体系。书名、纲目、索引这些我们以为书本来就有的东西，是到印刷之后才规范起来、普遍起来的；抄本时代的著作往往没有书名，只按论题松散地组织，读者也不把它当作一个封闭的思想空间去探索，而是当作展开辩论的材料。自足的、独立的、让人沉浸的书，连同个人的默读，也要到印刷时代才普遍起来¹⁰。1543 年，哥白尼的《天球运行论》在纽伦堡出版，维萨里的《人体构造》在巴塞尔出版，一个重排宇宙，一个重绘人体³⁰。库斯勒说《天球运行论》是“没人读的书”，史家金格里奇追查多年，找到第一版 276 部、第二版 325 部，发现当时的天文学家读得相当认真，不少书页边留着批注；他估计第一版只印了四五百部³¹。读者不多，却是对的读者。1687 年，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以皇家学会的名义出版，学会那年的出版经费已经花在一部《鱼类志》上，印刷费由哈雷自掏腰包³²。

书也有快慢之分。1610 年初，伽利略用望远镜看到木星的卫星，3 月就在威尼斯印出六十页的《星际信使》，首印 550 部很快售罄³³。1632 年，他出版《关于两大世界体系的对话》，用意大利文而不是拉丁文，让哥白尼派的萨尔维亚蒂与亚里士多德派的辛普里丘在书中辩论³⁴。书保留了讲学的形式，却无法真的回应读者：第二年，伽利略就因这本书受到宗教裁判所审判。

1859 年 11 月 24 日，达尔文的《物种起源》出版，初版 1250 部在两天前的书商订货会上就被订空³⁵；他说，“整部书就是一个长长的论证”³⁶。一年多以前，他与华莱士的论文已在林奈学会宣读并刊出，学会主席贝尔却在次年 5 月的年度致辞里说，这一年没有什么能一下子革新某个学科的惊人发现³⁷。真正改变世界的，是那本书。书的长处是完整：它能把一个人几十年的证据和推理铺陈成体系，读者可以从头追到尾。它的短处同样来自完整：写得慢，印得贵，出版后难以修改，也难以回应批评，争论只能等下一本书，而下一本书往往要等许多年。

四学者们为什么要写信、写字谜？#

书太慢，学者们就写信。1417 年，威尼斯人文学者巴尔巴罗写信称赞在修道院里发掘古代手稿的波焦，说他理应在“文人共和国”中获得不朽的荣耀，史家认为这是这个说法的首次使用³⁸。“书信共和国”是通行的译名，我更愿意叫它“文人共和国”：把它组建成一个整体的，与其说是往来的信件，不如说是印刷的书籍和后来的期刊；书信传新闻可以，传《鲁道夫星表》就行不通，再发达的通信网络也取代不了印刷的效应¹⁰。在印刷之下，此后三百年，欧洲各地的学者确实靠书信结成一个没有疆界的共同体，枢纽是一些不知疲倦的写信人。巴黎的修士梅森（1588–1648）在科学期刊付之阙如的年代，凭庞大的通信网络被后人称为“博学欧洲的秘书”，他的通信集今天整理出版了 17 卷。他与笛卡尔、伽桑狄、费马、霍布斯等人通信，把各人的问题与答案转来转去，还从 1633 年前后起在朋友家里组织每周四的聚会，他本人也把这个圈子看作未来学院的雏形³⁹。

伦敦的奥尔登堡是另一个枢纽。这位出生于不来梅的德国人是皇家学会的首任秘书之一（另一位是威尔金斯），与欧洲各地学者保持着大量通信，把来信带到学会的周会上，也从中为自己的刊物搜集材料⁴⁰。通信网络也带来危险：1667 年夏天，正值英荷交战，他因海外通信被怀疑涉及政治，在伦敦塔里关了两个多月（6 月 20 日至 8 月 26 日）⁴¹。书信还慢：牛顿 1676 年 10 月 24 日经奥尔登堡转给莱布尼茨的信，第二年 6 月才送到⁴²。但书信的长处在于随意：它可以谈半成品，可以只写一个猜想、一道难题或一句反驳。莱布尼茨留下的往来书信约一万五千封，通信对象约一千一百人⁴²。

书信还承担着登记优先权的功能。1610 年 7 月，伽利略发现土星似乎由三个星体组成，既不想过早公开，又怕别人抢先，就给通信者寄去一串 37 个字母的乱码 smaismrmilmepoetaleumibunenugttauiras，谜底是拉丁文“我观察到最高的行星是三重的”。史家范·赫尔登评论说，在科学论文（发明于 1660 年代）出现之前，这是一种有效、却并非万无一失的主张优先权的办法⁴³。胡克 1676 年在一本讲日光观测仪器的书里塞进 ceiiinosssttuv，两年后才公布谜底 ut tensio, sic vis，“伸长多少，力就多少”，也就是胡克定律⁴⁴。字谜是一种折中：既要登记，又不想泄密。

私人通信解决不了争端。默顿在 1957 年梳理了近代科学史上层出不穷的优先权之争，认为这不只是个人性格问题，而是把原创性奉为最高荣誉的制度的产物⁴⁵。最著名的一场在牛顿与莱布尼茨之间。莱布尼茨向皇家学会申诉，学会的委员会却没有听取他的陈述，报告由牛顿亲自执笔，1713 年初以《通信集》为名出版，把几十年前的旧信编成证据⁴²；两年后，牛顿又在《哲学汇刊》上匿名评论了这份报告⁴⁶。书信共和国的是非，要靠书信之外的机构裁决，而那个机构自己也未必公正。学者需要一个公开的、有日期的、人人可以查阅的登记处。

五期刊是怎么诞生的？#

1665 年 1 月 5 日，星期一，巴黎出现了一份《学者杂志》，它一般被认为是最早的学术期刊。创办人萨洛化名“埃杜维尔先生”，要定期报道欧洲的新书、名人讣闻、法庭判决和各门学问的新发现⁴⁷。它更像面向文人的新闻周报，书评是主体；办到第 13 期便因触怒当局停刊，次年才复刊⁴⁷。两个月后，伦敦的奥尔登堡推出《哲学汇刊》，第一期印着“1664/5 年 3 月 6 日，星期一”（当时英国仍用儒略历，并以 3 月 25 日为新年；按巴黎通行的格里历，这一天是 3 月 16 日）⁴⁸。它得到皇家学会许可，实际上却是奥尔登堡的私人生意，费用由他一人承担⁴⁹。

《哲学汇刊》第一期的目录今天读来像一份杂货清单：罗马改进光学镜片的消息，胡克观察到木星云带上的一个斑点，对一颗彗星运动的预测，一头畸形的牛犊，百慕大一带的捕鲸业，摆钟在海上测定经度的试验，以及刚刚去世的费马的生平⁴⁸。奥尔登堡在导言里说，要把各地“好奇而博学者”的研究和发现传达给同样致力于此的人，以促进“坚实而有用的知识”⁴⁸。早期期刊就是这样的混合体：一半是新闻和书评，一半是书信摘录和实验报告。它把书信共和国的内部通讯印出来，公之于众。学术杂志的根源就是“公共邮箱”：《哲学汇刊》是在一个学者通信网的基础上成立的，由这些“公开信”组织起来的通信网，才是比“发表”更要紧的东西；论文从一开始就不是独白，而是对话¹⁰。

早期的“论文”大多就是信。1672 年，牛顿发表关于光与颜色的新理论，标题原原本本写着：“剑桥大学数学教授艾萨克·牛顿先生的一封信……由作者于 1671/72 年 2 月 6 日自剑桥寄给出版者，以便转达皇家学会”⁵⁰。它先在学会的周会上宣读，再印进《哲学汇刊》。英语至今说“宣读论文”（read a paper），正是这段历史的遗迹；直到 1820 年代，许多期刊基本上仍在报道学院和学会里宣读论文的会议⁵¹。期刊公开了书信，也公开了争论：牛顿的论文引来胡克、惠更斯等人长达四年的质疑，把他烦到决定退出公开的论争⁴⁶。他的《光学》直到 1704 年才以书的形式出版，那时胡克已经去世。研究科学文体的巴泽曼讨论这段经历，那一章的题目就叫“在书与文章之间”⁵²。

回头看，期刊从一开始就同时承担着几项功能。信息学者后来把它们概括为：登记，即记下谁在何时首先提出了什么；认证，即判断主张是否可信；传播，即让同行知道；存档，即让后人查得到⁵³。朱克曼与默顿在 1971 年追溯审稿制度的起源时，把期刊放进科学的奖励体系来理解：发表既登记了优先权，也赢得了同行的承认⁵⁴。字谜和私信做不好的事，期刊做得很好：每一期都有日期，同样的文字同时出现在许多书架上，谁也无法事后改动。认证则另当别论，审稿制度出现得比多数人想象的晚（见本文第七节）。

在审稿制度出现之前，认证首先是一种写作技术。1660 年前后，波义耳在牛津用空气泵做实验，特意邀请有身份的见证人到场，可实验室终究挤不下多少人。夏平发现，波义耳的报告写得异常冗长，不厌其烦地交代仪器、步骤和在场的人，连失败的尝试也照录不误，好让不在场的读者在脑海里重建现场。他称之为“虚拟见证”：细节丰富的文字，把见证者的圈子扩大到所有读者⁵⁵⁵⁶。这是论文文体的基因。今天论文里的方法部分，本质上仍是一份邀请：你不必信我，可以照着做一遍。科学曾是一场公开的表演，论文把观众席搬到了纸上。

六论文什么时候成了一门职业的产出？#

十九世纪初，英语里还没有一个大家都接受的、统称研究自然之人的专名，通行的只是“自然哲学家”“科学人”（man of science）之类的说法。1834 年，休厄尔在《评论季刊》上匿名评论萨默维尔夫人的《论物理科学的联系》，说英国科学促进会的会员在约克、牛津和剑桥连开了三个夏天的会，却找不到词来称呼自己：“哲学家”太宽泛也太崇高，诗人柯勒律治反对他们这样自称；于是“某位聪明的先生提议，仿照艺术家（artist）造出科学家（scientist）一词”，可大家并不喜欢⁵⁷。提议者其实就是休厄尔本人，那是在 1833 年回应柯勒律治的发难⁵⁸。1840 年，他在《归纳科学的哲学》里写道：“我们非常需要一个名称来描述一般意义上的科学耕耘者。我倾向于称他为 Scientist。”⁵⁹同一篇书评里，他还感叹科学正分裂成越来越细的门类，“失去了统一的一切痕迹”⁵⁷。新词的诞生与专业化的焦虑同时发生，这份代价在专业化的胜利与代价里有更多讨论。

专业化首先体现在期刊上。1826 年，克雷尔在柏林创办《纯粹与应用数学杂志》，一份完全献给数学的刊物。与当时主要报道学院会议的期刊不同，它由主编一手掌控，专登研究文章；第一卷就发表了挪威青年阿贝尔关于五次方程不能用根式求解的证明⁵¹。在巴黎，法国科学院从 1835 年起每周出版《会议周报》，把会上提交的短文迅速付印；更快、更短、更频繁的发表，改变了科学写作的节奏，也迫使各学会重新思考谁有资格发表、由谁来判断⁶⁰⁶¹。

另一条线索在大学。十九世纪的德国大学以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为理念，成了研究型大学的样板。化学家李比希 1824–1852 年在吉森执教近三十年，主编后来成为化学界权威刊物的《化学与药学年鉴》，还建起一座能同时训练大批学生的教学实验室，这个模式先在欧洲、后在美国被广泛仿效⁶²。学生在实验室里做课题，以研究论文取得学位，再凭发表谋取教职。科学从绅士的业余爱好变成一种有门槛、有训练、有晋升阶梯的职业，论文就是阶梯上的台阶。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论文已经成为衡量科学家的单位。1867 年起，皇家学会陆续出版《科学论文目录》，把 1800 年以来各种期刊上的科学论文按作者编排。历史学家奇萨尔指出，这部目录把一种新颖的科学史观投射回整个世纪：知识由一篇篇独立的论文累积而成，每篇论文连着一个作者，一位科学家的一生被表示成一份论文清单；它原本是检索工具，很快就被用来衡量科学家的产出与声誉⁶³。奇萨尔还论证，我们熟悉的“科学期刊”这种体裁，本身也是在十九世纪的政治、技术与经济角力中才定型的⁶⁰。论文成为科学家的标准产出和信用单位，不过一个半世纪。这门职业后来怎样变成一条流水线，见研究怎样被拆成了流水线。

七同行评议是从来就有的吗？#

许多人以为同行评议与期刊同时诞生，事实并非如此。奥尔登堡编《哲学汇刊》时，材料来自他的通信、学会的周会和新出的书，取舍全凭他一人⁴⁰。1752 年，皇家学会因一场内部危机正式接管刊物：它从此“专为学会之用与利”出版，由会费支持，由常设的“论文委员会”编辑⁴⁹。委员会以投票决定哪些在会上宣读过的论文可以付印⁴⁰。莫克瑟姆与法伊夫指出，这类审查更多出于绅士学会的集体责任、财务考虑和荣誉分配，而不是今天意义上的质量把关；他们也指出，正是朱克曼与默顿 1971 年那篇文章对早期皇家学会的讨论，让许多后来者把“同行评议”投射回了 1660 年代⁶⁴。

在皇家学会，书面审稿报告要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才出现；巴黎科学院则早在十八世纪就委派院士为外来投稿联名撰写书面评审报告。1831 年，皇家学会试行由几位会员联名写报告；从 1832 年起，改请审稿人各自独立撰写，供论文委员会参考。此后审稿很快成为各学会的常规环节⁴⁰。但学会之外的多数期刊长期由编辑说了算，人们常把一份刊物叫作“某某主编的杂志”⁴⁰。《自然》就是例子：1939 年接手的两位主编常凭信任的科学家推荐直接发稿，继任的马多克斯也会刊登他欣赏而未经外审的论文；直到 1973 年，主编戴维斯才把外部评审定为发表的必要条件。鲍德温据此指出，直到 1960 年代，一份不做系统外审的期刊仍可被视为体面的科学刊物⁶⁵。

爱因斯坦的遭遇很能说明问题。1936 年，他和罗森把一篇论证引力波并不存在的论文投给美国的《物理评论》，主编泰特把稿子交给一位匿名专家，专家指出了其中的错误。爱因斯坦 7 月 27 日回信：“我们（罗森先生和我）把稿子寄给您是为了发表，并没有授权您在付印之前拿给专家看。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去回应您那位匿名专家的——无论如何是错误的——意见。”他宁可另投别处。那位审稿人后来被证实是宇宙学家罗伯逊；论文改投《富兰克林研究所学报》时，结论已经变成了一种柱面引力波的解⁶⁶。对一位在德国期刊体制中成长的物理学家来说，匿名审稿是陌生甚至冒犯的事。

“同行评议”这个词本身更年轻。《牛津英语词典》所收的最早用例在 1967 年，指的是医院里的同行审查；用于学术的例子要到 1971 年⁶⁴。鲍德温的研究表明，经过同行评议才算合法科学的观念，首先出现在冷战时期的美国：1970 年代，在一连串针对科研经费的攻击之后，科学家既要对出资者负责，又想保住专家对经费分配的控制，于是把“同行评议”塑造成保证整个科学可信的关键程序⁶⁷。奇萨尔说得更一般：审稿史上的关键转折，往往发生在科学的公共地位被重新协商之时⁶⁸。同行评议不是论文与生俱来的器官，而是后来长出来、又被赋予象征意义的东西。明白这一点，才能冷静讨论它今天的瓶颈。

八论文什么时候开始被计数？#

二十世纪中叶，论文的数量本身成了研究对象。这个故事常从新加坡讲起：物理学家普赖斯在马来亚大学教应用数学时，把一整套《哲学汇刊》按十年一摞靠墙堆放，发现书摞的高度连成了一条漂亮的指数曲线。史家提醒，这个“顿悟时刻”的传奇色彩不无普赖斯自我推销的成分⁶⁹。1963 年，他在《小科学，大科学》里用文摘刊物的数据论证，科学文献大约每 15 年翻一番⁷⁰⁷¹；两年后又概括说，科学以每年约 7% 的复利增长，自十七世纪发明科学论文以来，三百年间增长了约一百万倍⁷²。这些数字彼此并不自洽⁷¹，但晚近的计量研究仍支持长期指数增长的大图景：以被引文献计，科学的年增长率在十八世纪中叶以前不到 1%，此后到两次大战之间约为 2% 到 3%，再往后直到 2012 年升到 8% 到 9%⁷³。

数量多了，就需要新的检索工具。1955 年，加菲尔德在《科学》杂志上提出建立科学引文索引，并第一次提到“影响因子”的想法⁷⁴。1964 年，他创办的科学信息研究所正式推出《科学引文索引》；为了决定收录哪些期刊，他和同事舍尔发明了期刊影响因子，1975 年起，《期刊引证报告》每年发布各刊排名⁷⁵⁷⁶。加菲尔德晚年坦言，《科学引文索引》的成功不是来自检索这一本职，而是来自它被当作衡量科学生产力的仪器⁷⁶。维多利亚时代的论文清单变成了可以排序的数字，这条路一直通到今天的计量化与“唯论文”。

论文的洪流也养大了商业出版。1951 年，捷克裔商人马克斯韦尔出资一万三千英镑取得一家科学出版公司的控制权，公司随后改名培格曼出版社。战后各国政府大举资助科学，大学图书馆手头宽裕；培格曼的办法是说服某个领域的知名学者相信本领域需要一份新期刊，请他出任主编，再把订阅卖给图书馆。1959 年培格曼出版 40 种期刊，六年后达到 150 种；1991 年，马克斯韦尔以 4.4 亿英镑把它卖给了爱思唯尔⁷⁷。商业科学期刊在十九世纪就已常见（《哲学杂志》《自然》都是私人出版的刊物），但到了战后，期刊出版变成了一门利润丰厚的大生意。

文体也在标准化。医学与生命科学通行的“引言、方法、结果、讨论”（IMRaD）结构，是从十七世纪的书信体和纯描述文体演变来的；对四种顶级医学期刊的抽样显示，它在 1940 年代开始出现，1970 年代占到八成，1980 年代成了原创论文唯一的格式⁷⁸。一句话也在学界流传开来：社会学家洛根·威尔逊 1942 年在《学术人》中写道，现实的压力在学者中间造就了一种“不发表就灭亡”的信条；1951 年，麦克卢汉在给诗人庞德的信里挖苦说，这是大学的座右铭⁷⁹。到了大科学时代，一篇论文的署名可以多到惊人：2015 年，ATLAS 与 CMS 两个实验组联合发表的希格斯玻色子质量测量论文，作者超过五千人⁸⁰。论文依然是信用的单位，“作者”一词的含义却已悄悄改变。

九讲台、书籍与论文，谁取代了谁？#

论文的胜利并不意味着其他载体消失，不同学科至今保持着不同的分工。计算机科学以会议论文为主：1999 年美国计算研究协会的晋升评审指南明确说，对做实验的研究者而言，会议发表比期刊发表更受看重，软件、芯片这类计算制品也是传达思想的实在方式⁸¹。人文学科仍以专著为“金本位”：美国现代语言协会 2006 年的调查显示，在授予博士学位的院校里，88.9% 的系把出版专著列为终身教职评审中“非常重要”或“重要”的条件，近一半还要求第二本书已有进展⁸²。每个学科都按自己知识的形状，挑选了不同的身体。

讲台也从未退场。1825 年，伦敦皇家研究院开办面向青少年的圣诞讲座，除二战期间外年年不断；法拉第一人讲了 19 个系列，其中 1848 年和 1860 年讲的“蜡烛的化学史”在 1861 年整理成书，至今仍在印行⁸³。讲座变成书，书又把新的听众带回讲座。TED 大会从 2006 年起把演讲免费放到网上，几个月内观看量就超过一百万次⁸⁴；2012 年，Coursera 与 edX 相继创办，名校课程开始向全世界开放⁸⁵⁸⁶。这些形式都替代不了论文，论文也替代不了它们：讲台擅长在场、激情与示范，能让一个陌生人第一次觉得某个问题值得关心，这正是惊奇发生的地方。

图像是另一种常被低估的载体。1665 年，也就是《哲学汇刊》创刊那年，胡克出版了《显微图谱》，跳蚤、虱子和苍蝇的复眼被刻成大幅铜版画，佩皮斯熬夜读到凌晨两点，说这是他这辈子读过的最精巧的书⁸⁷。维萨里的解剖图，《物种起源》里那幅唯一的分叉示意图，都是文字无法替代的论证。“立象以尽意”在科学史上一再应验，只是印刷的成本让后来的论文越来越以文字为主，图像被压缩成几张插图。

1963 年，免疫学家梅达沃在 BBC 的广播讲话里说，科学家几乎完全通过论文、而不是通过书来发表工作⁸⁸。但更准确的说法是：论文占据了登记与认证的中心，书籍保留着综合与体系，讲台保留着在场与启蒙，私人交流保留着半成品与试探；电子邮件、会议走廊和社交媒体上的讨论串，都是书信共和国的后裔。书的特征是自足：它是一个人的独白，读者可以沉浸其中，所以哲学家必须写专著；论文依附于一个现成的学术共同体，是对话，是在前人基础上增添的一点进展，读法是检索和浏览；讲台和博客更开放，语境性更强，文字始终没有与作者切断联系。我曾把它们比作一座城堡：专著是一个个让人驻足的房间，演讲、论文、博客是广场、回廊和门径，有开也要有合，没有房间的城堡只能吸引匆匆过客¹⁰。载体之间与其说是替代，不如说是分工，而分工的格局取决于每个时代最稀缺的是什么。

十媒介怎样塑造知识？#

载体不只运送知识，还塑造什么才算知识。翁描述，口语文化里的知识贴近生活、依赖情境，要靠套语和反复才能记住；书写把话语从说话人身上剥离，形成可以独立存在、反复检视的“自主话语”，精确的定义与长链条的论证由此成为可能；印刷又带来一种“封闭感”，让文本显得完整、确定，可以编目，可以索引⁸。论文正是书写与印刷双重塑造的产物：它把研究从研究者身上剥离下来，装进一个边界清楚、页码固定、可以引用的盒子。这不是说技术单方面决定了知识。媒介环境学并没有许诺一个脱离人类社会的技术发展的自然法则；技术与文化是硬币的两面，追问它们谁决定谁是没有意义的。印刷术也不只是让传播更快、更广，它更像投进一大团原料里的催化剂，加速了某几种反应，也抑制了另一些，是一种带有倾向的扭转，而不是单纯的加速¹⁰。

印刷究竟改变了什么，史家至今仍有争论。爱森斯坦强调印刷的“固定性”：同一文本的成百上千个副本完全一致，比对、纠错和积累才成为可能⁹。约翰斯在 1998 年的《书的本性》中反驳说，固定性不是印刷机自带的属性：十七世纪的伦敦盗印、篡改和冒名随处可见，一本印出来的书是否可信，要靠作者、印刷商、书商和读者之间的一整套信用规范来维持⁸⁹。我自己更愿意用“标准化”而不是“固定性”来说这件事：早期印刷书照样错漏百出，要紧的是它能印发勘误表，在流传着的各式各样错漏的版本背后，还有一个最准确的原版可以步步逼近；手抄本的版本差别暧昧不清，不同版本的印刷书却泾渭分明，可以拿来互相对比和批评，托勒密因此成了哥白尼的同时代人¹⁰。论文的可靠同样不是铅字自动赋予的，而要靠编辑、学会、审稿人、图书馆和引用习惯共同维持；这些安排一旦松动，印得再整齐也无济于事。

拉图尔把地图、图表、标本、统计表这类东西叫作“不变的移动体”：它们能被带到远方而不走样，还能摆在一起让人一眼看全、彼此组合²³。科学论文可能是其中最成功的一种；一期期刊，就是按日期装订、邮寄出去的一叠不变的移动体。一篇论文可以从新加坡寄到伦敦，从 1665 年保存到 2026 年，一字不改；它的图表可以被引用、叠加、对比；成千上万篇论文靠引文串联，就成了普赖斯所说的“科学论文的网络”⁷²。

可是“不变”有代价。巴泽曼追溯了实验报告在《哲学汇刊》1665–1800 年间和《物理评论》1893–1980 年间的演变，看到它如何从讲述一次实验经过的叙事，变成高度程式化、以理论和文献为框架的论证⁵²。非个人化的口吻，被动语态，单列的方法部分，先综述后结果的顺序，都让文本脱离具体的人和场景，仿佛是自然本身在陈述事实，论文正是以这种方式生产“客观性”。梅达沃在那次广播里问：科学论文是一场骗局吗？他的回答是肯定的：不是说论文歪曲了事实，而是说它歪曲了产生这些工作的思考过程，正统的论文形式体现了一种对科学思维“完全错误的、甚至是歪曲的”理解，仿佛研究者的头脑是个空容器，只等事实从外面涌进来⁸⁸。

于是又回到了轮扁的问题。论文擅长承载可以陈述、可以引用、可以归属于作者的主张，却很难承载“得之于手而应于心”的手艺、走不通的弯路、被丢弃的数据和研究者的犹豫。宣言把文献世界比作一座幸存者之城，这不是哪位作者的失德，而是这副身体的构造使然。每一种载体都有盲区：口述记不住，书写不会回答，书太慢，信太私，论文太窄。认识到这一点，不是为了贬低论文，而是为了知道它的边界在哪里，以及边界之外还有什么（参见本文第九节）。

十一下一种身体会是什么样？#

总的来看，每一种载体都是对某个时代最紧迫问题的回答：讲学解决传授与辩难，书籍解决体系与保存，书信解决远距离的交流，期刊解决陌生人之间的登记、认证与积累，引文索引解决文献过载下的检索。但新载体从来不只是回答旧问题，它还会造出旧时代想不到的问题：印刷之前，没有人为书太多发愁，也没有今天这种意义上的优先权之争，与其说新媒介是为旧目的服务的工具，不如说它也在制造新的目的。今天最紧迫的问题变了。数字化只是换了纸张，PDF 仍在模仿印刷的页面；生成式 AI 则让“写出来”几乎没有成本，稀缺的不再是文本，而是验证、讲清和判断。论文这副身体是为稀缺时代设计的：它假定写作昂贵，篇幅有限，读者是同行，登记一次就够了。这些假定正在一个个失效。

下一种身体大概需要几种性质。它要可分层：同一项研究，同行读核心论证，初学者读导读，复现者打开数据和代码，公众看一段讲解，宣言称之为知识客体，一件作品的七层对此有更具体的设想。它要可链接：1945 年，万尼瓦尔·布什设想了一台叫 Memex 的机器，让读者把文献按联想串成可以反复行走的路径，这个愿望在从 Memex 到万维网的历史里只实现了一半⁹⁰。它要可执行：计算机科学早已承认软件也是学术成果，方法部分可以是一段能运行的代码。它还要可对话：苏格拉底抱怨文字不会回答问题，如今 AI 第一次让文本“开口”了。

会回答的文本带来新的问题。AI 替一篇论文作答时，说出的是作者的意思，还是模型的猜测？苏格拉底说文字受到曲解时“总是要它的作者来救援”；在新的身体里，这位“作者”必须以另一种方式在场：版本记录，证据链接，AI 参与的自动记录，可以追溯的讨论。这正是宣言中新的标准要回答的问题，也是三百多年前波义耳用冗长报告回答过的问题：怎样让不在场的人也能信任。

所以，下一种身体不会是论文的简单替代品，更可能是一次重新分工：讲台借着视频和直播回到研究现场，书籍继续承担综合，书信变成即时的讨论串，论文退回登记与认证的核心位置，把讲解、数据、过程和对话交给新的层次。有两件事我不想含糊。一是新身体必须给沉浸留位置：一本好书的意义恰恰蕴含在它不可压缩的部分，可分层、可点开的网络仍然需要让人驻足的房间，否则不过是把“读”换成“刷”，把学术交给流量逻辑⁹¹。二是反身性：我写这篇文章，用的仍是印刷时代关于“文章”的标准，分节、引注、定稿，它最终还是从印刷书的角度被衡量；新身体不是谁设计出来的，要等整个环境围绕新媒介重新安排之后，才看得出它和旧身体究竟有什么不同。七十多年前，普赖斯在新加坡看见的那条指数曲线，量的是书架的高度。今天该问的已不是书还能堆多高，而是知识该长成什么样子，才能让人重新走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