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好奇

一科学家为什么做科学？#

1981 年，英国广播公司的纪录片《发现的乐趣》拍下了理查德·费曼的一次长谈。说到诺贝尔奖，他显得有点不耐烦：他说自己不太懂那个奖，真正的奖赏是发现事物的乐趣，是发现那一刻的兴奋，是看到别人用上了你的东西；至于荣誉，对他来说并不真实¹。这不是获奖者的故作谦虚，但也不必跟着他把荣誉看轻。好奇心和争胜心从来是一对：希腊人正是靠着辩赢别人的劲头，才把哲学争出来的；费曼说真正的奖赏里有一项是“看到别人用上了你的东西”，这本身就是荣誉。费曼在回忆录里讲过一个更具体的故事：二战结束后，他在康奈尔大学陷入倦怠，觉得自己再也做不出什么重要的东西，于是决定只为好玩去做物理，不管有没有用。有一天在学生餐厅，有人把一只餐盘抛向空中，他注意到盘子一边摇晃一边转动，盘上的校徽跟着打转，就随手算起摇晃与转动之间的关系。算着算着，他又回到了电子轨道的相对论问题。他后来说，那些让他得到诺贝尔奖的图和整套东西，都来自那一阵摆弄摇晃的盘子²。

这个故事常被当作天才轶事来讲，其实它说的是科学里一件普通而要紧的事：很多重要的工作，开始时只是一场游戏。一个人被某个现象吸引，想弄明白，于是试一试、算一算、和别人争一争，乐在其中。乐趣不是科学的装饰，也不只是它的燃料：把乐趣说成燃料，仍是让游戏为别的事情服务。科学本来就是一种玩法，乐趣内在于它。

可是今天，燃料正在变少。研究者被论文、指标和基金申请追赶，乐趣只剩下偶尔的片刻（见计量化与“唯论文”）；AI 又能在几分钟里生成论文、在几小时里给出证明，人们开始担心，发现的乐趣会不会也被机器拿走。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回到源头，看看好奇心和游戏精神在科学史上走过的路，再来讨论我们能做些什么。《新科学宣言》主张让科研“可以上手玩”，这篇文章想为这个主张补上历史与理由。

二求知从哪里开始？#

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第一句话是：求知是人的本性。他给出的证据很朴素：我们喜爱感觉，即便它们没有用处，我们也为感觉本身而喜爱它们，尤其是视觉³。接着他讲到哲学的起源：无论古今，人们开始哲学思考，都是出于惊奇；起初是对身边那些明显的难题感到困惑，然后一点点推进，追问月亮、太阳和星辰的变化，追问万物的生成。一个感到困惑和惊奇的人，会觉得自己无知；人们为了摆脱无知而求知，是为了知道而求知，并不是为了什么用处。他还补充了一个事实作为佐证：正是在生活必需品差不多都已具备、闲适与消遣也有了着落的时候，人们才开始寻求这样的知识³。

柏拉图的《泰阿泰德篇》里有一段更著名的话。年轻的泰阿泰德被苏格拉底的问题弄得头晕目眩，苏格拉底说：这种惊奇的感受正是哲学家的感受，哲学没有别的开端；那个说彩虹女神伊里斯是惊奇之神陶玛斯之女的人，谱系排得不错⁴。在希腊人看来，惊奇是一种让人停下脚步的经验：习以为常的东西忽然变得不可思议，于是人想弄明白。

惊奇需要闲暇。亚里士多德说，数学技艺最先兴起于埃及，是因为那里的祭司阶层被允许享有闲暇³。希腊语里的“闲暇”是 scholē，这个词后来经由拉丁语变成了 school：学习的场所，是以空闲的时间来命名的⁵。求知不是为了谋生，而是谋生之余最值得做的事。相传有个学生跟欧几里得学了第一条定理，就问学这些能得到什么好处；欧几里得叫来仆人说，给他三个钱币，因为他一定要从所学的东西里得到好处⁶。这个故事未必真实，却准确地表达了一种态度：几何学有它自己的价值，用不着拿别的好处来证明。

中国的传统里也有同样的直觉。《论语·雍也》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道不如喜好，喜好不如以之为乐。孔门的学问是在对话与问答中进行的（见口述与讲学），它看重的不只是知道了什么，更是求知时的那份喜悦。惊奇与闲暇是科学最古老的一组条件，还得加上一条常被漏掉的：自由辩论的传统。我在《游戏及其使命》里说过，这三个条件恰好都是游戏的特性——在内在乐趣的驱动下进行的休闲和竞赛⁷。

孔子之后约两百年，屈原写下了一首奇特的长诗《天问》，一口气提出了一百多个问题，开头便问：“遂古之初，谁传道之？上下未形，何由考之？”天地还没有成形的时候，是谁把这些事传下来的？又凭什么去考察⁸？这是中文里最早、也最磅礴的一次惊奇。《庄子·秋水》记载了庄子与惠施在濠水的桥上看鱼：庄子说，鲦鱼从容游动，这是鱼的快乐；惠施问，你不是鱼，怎么知道鱼的快乐⁹？两个人你来我往，谁也没有说服谁，却把“知道”这件事本身变成了一场有趣的游戏。不过要说清楚，这是两条从一开始就不同的路。我在《过时的智慧》里讲过，中国百家争鸣的焦点更多在安邦治国，希腊哲学家争鸣的却是自然哲学，中国古代也没有形成希腊那种“自然”的概念¹⁰；“释纷利俗，并皆佳妙”，有利于普通人日常生活的才算好，这始终是中国古人衡量学问的尺度。这种现实主义错失了不少东西，但并非错误，只是另一条道。

三争强好胜，会玷污科学吗？#

1938 年，荷兰史学家赫伊津哈出版了《游戏的人》。他的核心论点是：游戏比文化更古老，文化是在游戏中、作为游戏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法律、战争、诗歌、哲学，在它们的早期形态里都带着竞赛的形式。在他看来，知识也不例外：古代许多文明都有猜谜比赛，有时甚至以性命作赌注；希腊的智者周游城邦，当众展示辩才，与人比试；柏拉图的对话，本身就带着论辩竞赛的影子¹¹。

希腊人的生活到处都是 agon，也就是竞赛。奥林匹亚的运动会按传统从公元前 776 年算起；雅典的酒神节上，悲剧诗人们互相比拼，埃斯库罗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都曾在竞赛中获胜¹²。竞赛给人一个清楚的目标、一套公认的规则、一群看热闹的观众和一个公开的裁决。它也在知识的历史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我曾说过，辩论只是追求荣誉的争斗的一种形式，战争和运动会是另两种方式；先有辩论的氛围，再有哲学，先有沽名钓誉的智者，再有哲学家¹³。希腊精神就是对无用之事进行认真的拼争以达至不朽，一边日神一边酒神；而这种争斗不是零和的厮杀：胜利者显示了自己的卓越，失败者尊重胜利者，因为尊重和友爱而去争斗，收获的也是尊重和友爱¹⁴。

中国战国时代的名家同样以辩为乐。《庄子·天下》记下了惠施的“历物十事”和辩者们的二十一个命题，比如“飞鸟之景未尝动也”“一尺之捶，日取其半，万世不竭”⁹。它们与希腊芝诺的悖论遥相呼应，看上去是文字游戏，却触到了运动、无限与连续这些后来困扰了数学家两千年的问题。

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数学家们常常公开挑战。1535 年，塔尔塔利亚与菲奥尔约定比赛，各出三十道题给对方。菲奥尔从老师那里学到一种三次方程的解法，出的题都是这一类；塔尔塔利亚在比赛前几天找到了更一般的方法，据说不到两个小时就解出了对方全部的题，而菲奥尔对塔尔塔利亚出的题几乎束手无策。后来，卡尔达诺说服塔尔塔利亚把方法告诉他，并发誓保密，却在 1545 年的《大术》里把解法公之于众，引发了一场持续多年的争吵¹⁵。这个故事里有游戏的全部要素：挑战、规则、胜负、围观。对优先权的执念不是它的阴暗面，争先本来就是竞技的本色；阴暗面是背信，它破坏的是规则，而公平的规则是这场游戏好玩的前提。

1696 年 6 月，约翰·伯努利在《学者学报》上向全欧洲的数学家提出挑战：一个小球在重力作用下，沿什么样的曲线从一点滑到另一点最快？这就是最速降线问题。期限原本是六个月，在莱布尼茨的建议下又被延长。牛顿收到题目时已在造币厂任职，据他的传记作者记载，他下午回家后一直算到凌晨，一个晚上就解出了答案，随后匿名发表在 1697 年 1 月的《哲学汇刊》上¹⁶。相传伯努利一眼认出了作者，说从爪子就认得出狮子。最终给出解答的有五位：牛顿、莱布尼茨、洛必达和伯努利兄弟。

二十世纪的数学继续用挑战来组织自己。1900 年，希尔伯特在巴黎的国际数学家大会上提出一组问题，后来整理为二十三个，为此后一个世纪的研究定了许多方向¹⁷。埃尔德什一生都在给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悬赏，从几十美元到一万美元不等，这些问题如今被整理在一个专门的网站上¹⁸；2000 年，克雷数学研究所为七个千禧年难题各设一百万美元奖金¹⁹。在生命科学里，从 1994 年开始每两年举行一次的蛋白质结构预测竞赛 CASP，让各路团队在同一批未公开的结构上一较高下，正是在这个赛场上，AlphaFold 在 2020 年给出了接近实验精度的预测²⁰。

竞赛之所以吸引人，不只是因为有奖金。它把一个模糊的研究方向变成一道边界清楚的题目，把私下的努力变成公开的较量，把旁观者变成观众（见科学曾是公开的表演）。崇尚沉思静观的科学后来渐渐远离了这种活泼好斗的风格，但竞技精神从没有完全消失：与其把科学家想象成与世无争的孤高老人，不如把他们看作好奇又好斗的大男孩¹⁰。今天，埃尔德什问题正在被业余者和 AI 成批地攻克，这场古老的游戏换了一批新玩家（见数学）。

四好奇心是怎样获得正名的？#

好奇心并不是一直被当作美德的。在奥古斯丁的《忏悔录》里，好奇是一种诱惑。他在第十卷中写道，除了肉体的欲望，灵魂还借着身体的感官，生出一种虚妄的、好奇的渴求，打着知识和学问的旗号；他称之为“眼目的情欲”。他甚至检讨自己：看到一只蜥蜴捕苍蝇、一只蜘蛛用网缠住飞虫，也会被吸引过去，忘了该做的事²¹。在这种神学视野里，好奇让人分心于琐碎的现象，偏离了真正值得关心的东西。

德国哲学家布鲁门伯格在《近代的正当性》里，把好奇心从被怀疑到被正名的过程，称作一场“对理论好奇心的审判”。在他看来，近代之所以成为近代，一个关键的转变就在于：人们不再认为对世界的探究需要额外的辩护，理论好奇心本身获得了正当性²²。

十七世纪的英国，这场转变表现得格外清楚。培根在《新工具》（1620）里说，人类的知识与人类的力量合而为一，这常被概括为“知识就是力量”；但他同样区分了两种实验：一种带来果实，一种带来光明，并且强调，求光明的实验更值得珍视，因为它们揭示原因，最终会带来成批的果实²³。1660 年成立的皇家学会，选了“勿轻信人言”作为格言²⁴。贵族和学者们建起奇珍室，把鳄鱼、贝壳、矿石和机械装置陈列在一起；那不勒斯药剂师因佩拉托 1599 年出版的博物学著作里，有一幅著名的版画，画着他的收藏室，天花板上挂着一条鳄鱼，来访者正仰头张望²⁵。1665 年，也就是第一批科学期刊诞生的那一年，胡克的《显微图谱》把跳蚤画得像一头巨兽，日记作家佩皮斯熬夜读到凌晨两点²⁶。好奇心有了自己的书、自己的房间、自己的学会，从一种需要忏悔的欲望，变成了一种值得炫耀的教养。

同样的好奇心也在别的文明里生长。北宋的沈括在《梦溪笔谈》里记下了许多令他着迷的现象：他注意到用磁石磨过的针能指南，却“常微偏东，不全南也”；他听说延州的河岸崩塌，地下露出一片竹笋化石，便推想远古时那里或许地势低湿、适宜竹子生长²⁷。这些记录没有什么直接的用处，却让后人看到一个人怎样被世界吸引，又怎样试着去解释它。

五没用的研究，凭什么做？#

好奇心获得正名之后，科学家们开始反过来为“无用”辩护。1908 年，庞加莱在《科学与方法》里写下一句常被引用的话：科学家研究自然，不是因为它有用；他研究它，是因为他从中得到乐趣，而他得到乐趣，是因为自然是美的²⁸。爱因斯坦在 1952 年写给传记作者塞利希的信里说，自己没有什么特别的天赋，只是充满激情地好奇²⁹。

1939 年，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弗莱克斯纳在《哈珀斯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名文，题目就叫《无用知识的有用性》。他讲的例子是无线电：麦克斯韦写出电磁场方程，赫兹在实验中证实电磁波，他们都没有想过自己的工作有什么用处；马可尼只是一个聪明的发明家，他的发明建立在前人的“无用”研究之上。弗莱克斯纳认为，好奇心，不管它最后会不会带来有用的东西，大概是现代思维最突出的特征³⁰。

一年之后，英国数学家哈代在《一个数学家的辩白》里，更是以数学的“无用”为荣。他写道，至今没有人发现数论或相对论能服务于任何战争目的，看来许多年内也不会有人发现³¹。历史跟他开了个玩笑：1977 年，三位研究者提出的 RSA 公钥密码体制正是建立在数论之上³²，今天我们每一次安全的网上支付，都在使用哈代眼中最纯粹、最无用的数学。

生命科学里也有同样的故事。1960 年代，微生物学家布罗克在黄石公园的温泉里研究能耐受高温的细菌，1969 年描述了一个新物种：水生栖热菌³³。这是纯粹出于好奇的研究。十几年后，穆利斯发明了聚合酶链式反应，而这种细菌耐热的 DNA 聚合酶，让这项技术变得简便可靠³⁴，最终成为现代分子生物学和医学诊断的基本工具。CRISPR 基因编辑的来历也相似：它起源于对细菌如何抵御病毒的基础研究，发现者起初只是想弄明白一种致病细菌的免疫机制，这项工作在 2020 年获得了诺贝尔化学奖³⁵。

好奇与玩心，有时就是字面意义上的游戏。物理学家海姆有个习惯：在正经课题之外做些“离谱”的尝试，多半不会成功。他把这叫作“周五晚间实验”，又说这名字当然不准确，正经的事没有一个晚上就能做完。十五年里，这样的尝试做了二十来个，大多失败，成功的有三个：磁悬浮、壁虎胶带和石墨烯。1997 年，他用强磁场让一只青蛙悬浮在半空，这项研究在 2000 年为他和迈克尔·贝里赢得了专门表彰“先让人发笑、再让人思考”的搞笑诺贝尔奖；2004 年，他和诺沃肖洛夫报告，用透明胶带从石墨上反复剥离，可以得到只有一个到几个原子层厚的碳膜，两人因石墨烯的研究获得 2010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³⁶³⁷。同一个人先后拿到这两个奖，恰好说明，好玩与重要之间并没有一道墙。

这些故事常被用来证明基础研究终将有用。但那是马后炮：回头看，颠覆性的东西最后当然都“有用”了，可在萌芽时它们更像不务正业的浪费，当时没有人知道数论会变成密码、温泉里的细菌会变成试剂。拿最后的有用来为好奇辩护，不但又回到了功利的逻辑，而且辩护不了任何一项此刻还没用的研究。庞加莱和费曼说得更彻底：好奇与乐趣本身就是理由。有用是一份额外的礼物，不是入场券。顺便把“功利”这个词说清楚，我在《可耻的希腊精神》里辨析过：功利未必是私利，大公无私地为集体着想也是功利，功利就是对眼下功效的挂念；超功利也不是清高，希腊人比谁都关心现实，只是不为它们所累，地上的沟再大再深，也遮不掉头顶的星空¹³。反过来也一样，为改善生活而做的科学同样高尚，不同的道有不同的德，谁也不必背道德低下的名声。

六乐趣去哪儿了？#

然而，今天的科研体制很少为“好玩”留出位置。“不发表就灭亡”这句话，在学术界流传已有八十多年³⁸。一个研究者的时间，越来越多地被花在写论文、写申请、填表格和应付考核上。2013 年发表的一项研究估算，澳大利亚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委员会的一轮项目资助共收到 3727 份申请，研究者为准备这些申请花去了约 550 年的工作时间，而最终获得资助的只有 21%³⁹。也就是说，大多数人的时间都花在了一场注定落空的写作上。这不是钱给少了的问题：劳动之所以异化，不是因为钱给少了，而恰恰是因为只给钱，考核再精细、经费再多，也换不来研究的任何内在性⁷。

美国的情况也差不多。联邦示范合作组织 2018 年对大学教师的调查显示，在联邦资助的科研项目里，研究者平均有 44.3% 的科研时间花在满足各种要求上，而不是真正地做研究；这个比例比 2005 年和 2012 年调查时的 42.3% 还略有上升⁴⁰。

压力也写在研究者的身体上。2018 年发表的一项调查发现，研究生出现中度到重度焦虑和抑郁的比例，是一般人群的六倍多⁴¹。当一份工作让人如此焦虑，惊奇和闲暇就成了奢侈品。

更隐蔽的损失在于选题。一项对数百万篇生物医学论文的研究发现，冒险的创新性研究平均来说能获得更多引用，但额外的回报不足以抵消发表失败的风险，于是大多数研究者选择了更稳妥的传统路线⁴²。这不是个人的胆怯，而是理性的选择：在以论文计数、以周期考核的体制里，一个需要五年才可能有结果的好问题，往往不如五个一年就能发表的小问题划算（见计量化与“唯论文”）。背后是我所说的按劳分配的均质化假设：把研究当成可计量、可加减的劳动，五篇小论文自然比一个大问题“多”。内卷不是谁品性恶劣，而是各方理性计算的结果，症结在分配的尺度⁴³。

AI 的到来可能让这种倾向更严重。一项覆盖四千多万篇论文的研究发现，使用 AI 的科学家论文更多、引用更多、晋升更快，但整个科学的关注面变窄了，研究者之间的互动也少了（见放大、压缩与再分配）⁴⁴。当所有人都用同一类工具去挖同一片好挖的矿，科研就更像一条流水线，而不是一场探险。

七AI 会夺走乐趣吗？#

2019 年 11 月，韩国棋手李世石宣布退役。三年多前，他曾在五番棋中输给 AlphaGo。他给出的理由很直接：即便自己成为第一，也还有一个无法被打败的存在⁴⁵。如果连围棋这样古老的游戏都失去了意义，科学会不会也一样？当 AI 能比人更快地检索、推导、证明，人还剩下什么乐趣？

围棋自己给出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一项研究分析了 1950 年到 2021 年间职业棋手的五百多万手棋，发现在超人类的围棋 AI 出现之后，人类棋手的决策质量显著提高了，而且这种提高与更多新颖的下法有关：人们开始走出前人没有走过的棋⁴⁶。AI 没有让人类停止下棋，反而把人从一些陈旧的定式里解放出来。国际象棋的经历也类似。1997 年深蓝击败卡斯帕罗夫之后，卡斯帕罗夫本人提出了一种新下法：人与计算机组队对弈，1998 年在西班牙莱昂举行了第一场这样的比赛⁴⁷。机器强过人之后，游戏并没有结束，而是换了一种玩法。

数学家们正在经历同样的震荡。2026 年春天，一个二十三岁的年轻人把一道埃尔德什问题丢给 AI，得到了一个粗糙却新颖的思路，专业数学家随后把它整理成了证明；《科学美国人》把这种玩法称作“凭感觉做数学”⁴⁸。对这个年轻人来说，AI 把一扇原本紧闭的门推开了一条缝，让他第一次尝到了做数学的滋味。《量子》杂志在 2026 年 8 月的报道里描绘了埃尔德什问题网站上的景象：职业数学家、学生、业余爱好者和 AI 在同一个评论区里讨论，一位活跃的参与者白天在一家客服公司上班⁴⁹。一个曾经只属于少数专家的游戏，忽然有了成群的新玩家。可是对另一些数学家来说，失去的东西同样真实。《科学美国人》2026 年 9 月的一篇报道里，数学家威廉森转述了同行恽之玮的感叹：“AI 正在摧毁我的旅程。”⁵⁰对许多数学家而言，证明的价值不只在于结论，还在于通往结论的那段路。这种失落是真实的，但要看清它伤在哪里：让人受不了的不是 AI 有创造力，而是它的创造来得太轻易，几十年的勤学苦练在大力出奇迹面前显得像个笑话⁵¹。可围棋早就走过这一步了：人类玩家早就下不过 AI，棋没有人不下，讲棋和复盘反而成了热门内容。不和 AI 较劲，旅程未必消失，只是换了走法。

所以问题不在于 AI 会不会做研究，而在于它替人做了哪一部分。同一篇报道里，数学家瓦基尔说了另一句话：此刻，这个房间里的某个地方，正有人在给另一个人讲解它⁵⁰。刚获得菲尔兹奖的邓煜也认为，AI 可以帮人查结论、找文献、验证细节，但真正推动数学前进的，还是人的直觉和想法：提出好问题，以及提出问题之后有什么样的思路；AI 本身也还需要人来引导⁵²⁵³。讲解、提问、选择方向，这些恰恰是研究中最有乐趣的部分。把它们留给人，不是因为 AI 做不到——必须承认 AI 也有想象力——而是因为 AI 不在乎：它不在乎你问的问题是肤浅还是深刻，但你自己在乎⁵⁴。品味和享受是每个人的使命，不该被 AI 取代⁴³。

八科研能不能设计得像游戏？#

乐趣不会自己留下来，它需要设计。游戏设计师席德·梅尔在 2012 年的一次演讲里重申了他的一个著名说法：游戏是一系列有意思的决定⁵⁵。好玩的游戏，不是让玩家做很多事，而是让玩家做有意义的选择，每一个选择都有代价，也都可能带来惊喜。心理学家契克森米哈赖把人全神贯注、忘记时间的状态称作“心流”：目标清楚，反馈及时，挑战与能力相当⁵⁶。另一些心理学研究则发现，人最持久的动力来自内在的需要：自主、胜任和与他人的联系⁵⁷。这些说法指向同一个方向：乐趣来自自主的选择、看得见的进步和与他人一起。

把这些原则搬到科研里，会得到一些具体的设计。第一，把苦差交给 AI：检索文献、整理格式、例行计算、写样板代码，这些不是乐趣的来源，交出去只会让人更轻松。第二，把有意义的选择留给人：研究哪个问题，走哪一条分支，什么时候停下，什么才算讲清楚了。第三，让失败变得便宜：回合制的研究设有存档点，一条路走不通，可以回档，换一条再试，探索不必以整篇论文的失败为代价。第四，让反馈及时：每个回合结束都有一份战报，进展、证据和风险一目了然。第五，让研究成为社交：有人组队打团战，有人在观众席上发弹幕、投票、打赏（见观众的回归）。第六，让积累看得见：解过的题、担任过的角色、经受住复现的证据链，都记进一张学术名片。两点补充。回档省下的是重来的成本，省不掉的是挫折：没有挫折哪来的挑战性，没有人不呛水就学会游泳。还有，新手最缺的不是教程而是同伴，一个人面对新手指南，无能、不敢、不屑、想不到，四道坎一道也过不去，观众席和团战的意义有一半在这里⁵⁸。

公民科学已经证明，这样的设计能让很多人乐在其中。蛋白质折叠游戏 Foldit 的玩家在三周之内解出了一种病毒蛋白酶的结构⁵⁹，他们玩得投入，不是因为得分，而是因为每一步都关乎一个真实的科学问题（见公民科学的复兴）。

维苏威挑战赛是另一个好例子。2023 年 3 月，组织者公开了用 X 光扫描赫库兰尼姆古卷得到的数据，设立了大奖，也设立了一连串阶段性的小奖，让参赛者在公开的社区里分享工具、互相追赶。同年 10 月，一位大学生从扫描图像里认出了第一个希腊词“紫色”；2024 年 2 月，三位年轻人因读出两千多个字符分享了大奖⁶⁰。清楚的目标、公开的数据、及时的奖励和一群同伴，让一个古典学难题变成了一场全世界参与的游戏（见人文学科）。

设计也有陷阱。积分、连续签到、排行榜这些手段，很容易变成操纵注意力的把戏，让人为了分数而不是为了问题而努力，这正是计数暴政的另一种形态。所以成就必须与验证挂钩：成果被撤回，奖杯随之作废；分数只是路标，不是终点（见新的标准与声誉）。外在的彩头本身不是坏事，打牌时加点彩头更能让人投入身心，坏的是忘了游戏、只剩彩头。乐趣也有高下：只会用烈酒把自己灌醉的烂酒鬼和优雅敏感的品酒师都说自己爱喝酒，那是两种趣味。为享乐正名不等于纵容低级趣味，品鉴的能力不是躺在沙发上饭来张口就能有的，它需要熏陶、训练和实践，好的设计要为这种熏陶留出位置，而不是替代内在的好奇⁴³。

九说科学是游戏，是不是太轻浮？#

说科学是一种游戏，并不是说它轻浮。赫伊津哈早就指出，游戏可以非常严肃：玩家全神贯注，完全投入，在游戏划出的“魔法圈”里，规则是绝对的。他还区分了两种破坏游戏的人：作弊者假装遵守规则，暗中违反它，却仍然承认这个游戏；扫兴者则干脆打破整个游戏世界，宣布它毫无意义¹¹。

科学是人类发明的最严肃的一种游戏。它的规则就是它的标准：证据要能被别人检查，结果要能被别人复现，推理要能被别人理解。伪造数据、论文工厂，是科学里的作弊者。至于只追逐指标、不在乎问题本身的人，与其说他们扫兴，不如说他们忘记了自己在玩什么：追求荣誉而忘记了游戏，就变成虚荣心；追求胜利而忘记了游戏，就成为野蛮的征服欲；追求秩序而忘记了游戏，就走向僵化和独断⁶¹。这不是品性问题，是走神。陶哲轩在 2026 年写道，一个没有人能够恰当解释的证明，即使经过形式化验证，也应被视为不完整⁶²。这句话也可以从游戏的角度来理解：一场没有人看得懂的比赛，哪怕裁判判定有效，也很难说有人真正赢得了什么。

如果 AI 真能替人承担那些重复繁重的工作，它归还给人的，正是希腊人所说的闲暇（见惊奇与闲暇）。问题只在于，我们会把这份闲暇用来多写几篇论文，还是用来重新感到惊奇。

回到开头的问题：在论文计数和 AI 的双重压力下，科研的乐趣还能留下来吗？我们的回答是，能，但不是靠“保护”，而是靠正名。按劳分配的逻辑里没有乐趣的位置，它只认可计量的产出；要让乐趣留下来，就得为享乐正名，把品位、感受力和想象力当作值得激励的东西，这就是我说的“按乐分配”⁴³。把科学还给好奇心，不是要回到某个田园牧歌式的过去，而是在新的技术条件下重新安排人与机器的分工：让机器承担重复与繁重，让人保留惊奇、争胜、选择与讲述；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上手，也让更多的人坐进观众席。AI 若真能归还闲暇，也要记得闲暇不是懒惰，而是自由发展的余地和一份责任：在闲暇里没有人替你指定目的，你得自己选择为什么而活。《新科学宣言》也以这句话收尾：把科学还给好奇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