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于身体

刘铮 1989 年生于山东高密⁠³。身体、技术与伦理的交叉，在他读硕士时就已是题目：他的硕士学位论文《从两种意向性到两种伦理学——现象学视域下的身体、技术与伦理》2016 年被评为江苏省优秀硕士学位论文⁠⁴。2015 年秋，他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读博，师从吴国盛⁠²。上海交通大学的教师页写明他获得的是科技史博士学位，他 2021 年发表论文时的作者简介也写作“理学博士”⁠⁴⁠⁵。读博期间，他连续两年获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校长奖学金；2017 年 9 月至 2018 年 9 月，他由国家留学基金委和挪威研究理事会共同资助，到挪威卑尔根大学哲学系联合培养⁠⁴⁠⁶。也是在这几年里，他在《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自然辩证法通讯》《科学技术哲学研究》上接连发表论文⁠⁴，2017 年起任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青年工作委员会理事⁠¹。

2019 年毕业后，他到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任教，讲过“自然辩证法概论”“技术哲学导论”等课⁠⁴，2023 年起任副教授⁠¹。2021 年，他以“‘身联网’技术的哲学问题研究”获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立项，批准号 21CZX019⁠⁴⁠⁷；据 2026 年新书的作者简介，这一项目已经完成⁠⁸。2025 年，他的第一部专著《寓於身體：技術與倫理關係的身體現象學》由香港开明书店出版⁠⁹，简体增订版 2026 年 9 月由崇文书局推出⁠⁸；他的主页还列有一部 2026 年的译著《人与机器人：伦理、行动与拟人论》⁠¹⁰。2026 年 4 月，他转任同济大学人文学院长聘副教授。截至 2026 年 10 月 2 日，主页上写的研究方向是“技术哲学、科技伦理、（后）现象学、梅洛-庞蒂身体现象学、中西比较哲学、STS、科学思想史”⁠¹。

2017 年，读博第二年的刘铮发表论文，商榷荷兰技术哲学家维贝克的“技术道德化”思想⁠¹¹。维贝克接续伊德和拉图尔，认为技术物调节着人的道德行为和决策，在某种意义上可以算“道德行动者”：公路上的减速带像嵌进了“脚本”，让司机不得不减速；产科超声参与了孕妇是否终止妊娠的抉择。维贝克自己说，写作《技术道德化》那几年，他至少每月听到一次这样的质疑：“因此你真的认为我们需要因交通事故而责备汽车吗？”⁠¹¹刘铮梳理了彼得森、范·德·普尔、布瑞等人的批评后指出，维贝克靠重新定义“意向性”和“自由”给物派发了道德，反倒接受了他所批判的人本主义伦理学框架，他的思想“仍然是现代性主客二分哲学传统的翻版”⁠¹¹。

他给出的出路是换个问法，“不再问‘技术物有道德吗’而是问‘技术有道德吗’”，回到希腊文 technē 的源始意义，去揭示技术与伦理的同源性⁠¹¹。此后几年，他把这个同源性落到身体上。2018 年的论文说，同一条减速带，放在公路上“负载”着安全，放进校园却可能成为骑车人的隐患，所以“技术人工物所‘具有’的‘道德’或‘负载’的‘价值’恰恰是由身体意向性或身体知觉场所赋予的”⁠³。2021 年，他解释维贝克承认却没有说清的“设计者谬误”：旋转门本为隔绝气流，却挡住了坐轮椅的人；斧头能劈柴，也能当健身器材。根源在身体的前反思自身觉知，身体总能在当下情境里给物以新用途⁠⁵。这解释了设计为何总会失手，也让设计的规范更依赖情境，所以他主张把对物的设计和对情境的设计结合起来，比如校园里的减速带要同时顾及汽车和自行车⁠⁵。

2002 年，美国技术哲学家唐·伊德出版《技术中的身体》，刘铮称之为技术哲学领域少见的专题研究身体与技术之关系的著作。伊德先区分梅洛-庞蒂意义上能动知觉的“身体一”和福柯意义上被社会文化建构的“身体二”，又区分“真实生活的身体”和“虚拟的身体”。他让学生设想跳伞：想象自己在跳，是具身的；想象看着自己跳，就是离身的“图像-身体”。按这个逻辑，电脑游戏和网上交流都只能算“准具身”乃至离身⁠¹²。刘铮 2019 年的论文认为，这些区分“显得武断和标签化”：伊德和德雷福斯一样，先预设一种完美的面对面沟通，再拿它批评互联网，而不是从身体怎样体验互联网出发⁠¹²。他还引了芬伯格的反驳：用电脑交流，和用钢笔写信、拿起电话一样，都是身体借工具的延展⁠¹²。

他的论证分三步。先看词源：virtual 源自中世纪拉丁语 virtualis，与 virtus 同义，意为效能、功效；虚拟，是“虽然并不客观存在，但却能产生一样的功效”⁠¹²。再看哲学人类学：盖伦把巫术称为原始人“超自然的技术”，贝尔廷讲古埃及人用“开嘴仪式”让木乃伊“激活”，他说，巫术就是原始人“分辨率”最高的虚拟现实⁠¹²。最后回到身体：毛斯说人首要的技术对象是自己的身体，芒福德说原始人最早的技术成就是有效地使用身体，所以“身体可以看成是我们的天然‘设备’”，技术物只是身体技术的延伸，今天的电子产品同样造出了“鼠标手”“键盘手”⁠¹²。结论是：“人具身于生活世界之中也就意味着具身于由人所构造的‘虚拟现实’之中！”⁠¹²在他看来，新技术总会引来“怀乡病者的焦虑和恐慌”，今天对虚拟现实的警惕，不过是历史上诸多警惕的重演⁠¹²。

在博士论文里，刘铮要回答的是：技术与伦理为什么同出一源。2018 年 10 月 31 日，他在清华大学科学史系的系讨论班上报告了博士论文《身体现象学视域下技术与伦理的关系问题研究》的思路：从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出发，身体在源初层面既有技能性，也有规范性；在前反思的自身觉知层面，两者同源一体，到了反思层面才被主题化、专门化，变成互相外在的领域；他想借梅洛-庞蒂的身体可逆性理论，经由技术设计和技能习得两条进路把它们重新统合⁠¹³。年鉴记下了几位老师的意见。刘胜利认为，从梅洛-庞蒂后期的“肉身”概念出发谈技术与伦理“可能会有些危险”，建议以文本为基础；胡翌霖提醒要用例子说明，“不能只是概念对概念”；吴国盛总结说，论文应该“以小见大，以深度来展开厚度”⁠¹³。

这套思路后来写成了专著。2025 年的《寓於身體》把身体的源初知觉规范情境作为伦理的现象学源头，把身体在知觉层面的源初技能性作为技术的现象学源头，并用身体的可逆性解释两者怎样运作、怎样分化⁠⁹。书的后半按身体与技术的关系分章：引导身体的技术（维贝克式的道德化设计），训练身体的技术（福柯的规训与技能习得），改变身体的技术（人类增强）⁠⁹。2026 年的简体增订版新增“替代身体的技术”一章，讨论人工智能怎样把身体图式外置，其中一节从人工智能的拟人论切入⁠⁸。2020 年发表在台湾《哲学与文化》的论文则借西蒙东讲技术的起源：现象身体先从肉身中分离，成为“技术个体”；技术物和技术系统再从身体中分离，身体反成其组成部分⁠¹⁴。增订版的内容简介摘引了书中一句：“寓于身体，意味着一切的意义皆导源于身体，并在身体之中落实。”⁠⁸

人类增强是刘铮讨论“改变身体的技术”的入口。英国生命伦理学家约翰·哈里斯在 2007 年的《增强进化论》里主张，基因编辑一类技术以“刻意选择”代替自然选择，人类增强因而是一项“积极的道德义务”。刘铮 2019 年的论文梳理了批评者的意见：增强的定义过宽，“义务”的含义不清，让人在生理和智力上更有竞争力也不等于让人更道德，服用兴奋剂的运动员就是反例⁠⁶。他在乐观与禁止之间找第三条路：把增强当作受制度约束的事业，建立公开透明的监督和伦理审查，抵制以生殖为目的的胚胎基因编辑，坚守体外胚胎培养的“14 天底线原则”，因为“只有作为一项负责任‘事业’的人类增强才是我们应当去推进并接纳的道德义务”⁠⁶。

2020 年，他又撰文讨论用生物医学手段增强道德的设想⁠⁴。书中相应一章追问：从后果论走向过程论，道德增强技术究竟剥夺了什么？另有一节讨论“上帝机器”与身体图式⁠⁹，那是萨武列斯库和佩尔松设想的一台机器，能把大脑活动解码成数据，监控人的思想和意图，阻止不道德的行为⁠¹⁵。2025 年，他把增强的范围扩展到数据，提出“数据化增强”：对话式、可穿戴、可摄入、可植入的设备持续采集身体数据，增强人的体能、认知、情绪和道德能力⁠¹⁵。他同时列出三个伦理问题：数据排他、失控的数据自我、隐私遭到瓦解。为说明第一个问题，他举了 2022 年上海的例子：一位 90 岁的老人想买过生日的面条，因为没有智能手机扫场所码，被店家拒之门外；这样的人会沦为“数据难民”⁠¹⁵。

2021 年立项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把刘铮带到一个新词上：身联网（Internet of Bodies）。它指以身体为中心、接入互联网的设备，分可穿戴（如智能手表）、可摄入（如数字药丸）和可植入（如植入式脑机接口）三类⁠⁷。2023 年，他用后现象学分析这类设备，并举了两则新闻：2007 年，时任美国副总统切尼让医生关掉自己心脏起搏器的联网信号，担心恐怖分子入侵起搏器、电击他的心脏；2016 年，美国俄亥俄州的一位居民家中失火，警方根据他起搏器里的心脏数据怀疑他纵火骗保⁠⁷。在他看来，身体数据不是对身体状态的被动记录，而是积极的中介，参与构成人的经验、习惯和身份，他沿用卢普顿等人的说法，称之为“数据化具身”。他还推演了一种“量化宗教”：宗教实践一旦被数据化，各宗教的差异可能被抹平，生成同质的“数据自我”⁠⁷。

这篇论文的一条脚注写下了他的亲身经历。2022 年，上海在三个月的封控后重新开放，人们开始焦虑核酸结果能否保持 72 小时有效，否则健康码会由绿变黄，不能进入公共场所、乘坐公共交通；通勤者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查结果是否过期。他写道，那一年“Shanghai’s social norms are constructed by data”，即上海的社会规范由数据建构⁠⁷。他也担心数据的采集和分析会变成第三方手中的技术“黑箱”。对策有两条：一是负责任的设计，例如让设备默认加密采集到的个人数据，除非用户自己关闭；二是保障个人的“数据主权”，让信徒完全拥有自己的宗教数据⁠⁷。同一项目的中文成果还有《具身的离身化：“身联网”与虚拟身体的建构》（2023）等，他的主页另列有讨论数据表征“黑箱”效应的论文⁠¹。

2022 年夏天，刘铮在 Religions 上发表了一篇比较现象学论文。起因是疫情：在他看来，大流行给了人们从哲学上重新反思自身及其与自然之关系的机会⁠¹⁶。文章先比较古希腊与古代中国的自然哲学，再把梅洛-庞蒂晚期的“肉身”（chair）与《庄子》的“气”并置：前者被梅洛-庞蒂称为介于时空中的个体与观念之间的一般元素，后者贯通人的身体与整个自然⁠¹⁶。他主张《庄子》自有一套自然世界的现象学，值得与梅洛-庞蒂的晚期思想对读。接着他用梅洛-庞蒂的“可逆性”命题讨论疾病：《庄子》写子舆生病，是因为“阴阳之气有沴”；疾病是自然的一种原初语言，在主体与客体、感知与被感知、生与死之间往返，这种语言也不专属于人，而是含藏在各种存在者之中⁠¹⁶。

2025 年的续篇，对话者换成了华严宗的法藏⁠¹⁷。刘铮从梅洛-庞蒂早晚期的著作中梳理出一种隐含的“身体网络”思想：现象身体经由运动意向性与世界相连，到了“肉身”阶段，身体与世界彼此映照、交织。他认为这与法藏对因陀罗网的解释，以及“相即”“相入”“多身入一镜像观”等观念深相呼应，二者都在建构一种拆解二元论的关系存在论⁠¹⁷。以身联网为案例，他的判断是，身联网与这两种网络只是表面相似；要回应它的伦理挑战，需要一种批判性的技术伦理：梅洛-庞蒂的可逆肉身提醒人们尊重情境与用户的能动性，拒绝把活生生的经验化约为数据点，法藏的相即相入则揭示数据的关系性，二者合起来指向一种去中心、讲互惠的技术伦理⁠¹⁷。

1985 年，美国传播学者梅罗维茨出版《消失的地域》（No Sense of Place），讨论电子媒介怎样削弱物理地点与社会情境的关联。刘铮 2026 年发表在 Metaphilosophy 上的论文，题目就从这本书化出：从“没有地方感”到“没有世界感”⁠¹⁸。他借海德格尔和后现象学指出，屏幕是抓取注意力的“焦点装置”，组织着人们日常的知觉、行为和生活方式。他区分“屏幕中介的感官”和“以屏幕为中心的感官”：后者把知觉困在一个封闭的回路里，最终造成“无世界”⁠¹⁸。文章用一个女孩的悲剧个案说明失去地方、失去世界的多重表现，再借海德格尔和阿伦特论证，屏幕造成的无世界最先侵蚀的是共通感（sensus communis），依赖共同经验和公共讨论的公共领域，也随之被分割成一个个孤立的私人领域⁠¹⁸。

这个问题与他老师晚近的思考正好相遇。2024 年，吴国盛在《走向宇宙与安居大地》里写道：“重新发现身体、位置和生态，是克服形而上学—虚无主义的必要步骤。”⁠¹⁹刘铮诊断的也是位置与世界的一同失落，只是吴国盛从现代宇宙图景讲起，他从每天拿在手里的屏幕讲起。同门胡翌霖在《媒介史强纲领》里讨论过梅罗维茨（书中译作梅洛维茨）用社会学模型解剖媒介影响机制的工作⁠²⁰；不同的是，胡翌霖追问媒介怎样塑造思想的历史，刘铮关心屏幕前身体的知觉怎样收窄。论文发表时，署名单位已是同济大学哲学系⁠¹⁸。公开的摘要只呈现了诊断，即屏幕怎样把人从地方和世界里一步步抽离出来；至于共通感能否修复、靠什么修复，公共领域又怎样重新聚拢，还要看他后续的展开。

刘铮的博士导师是吴国盛⁠²。他读博的后两年，吴国盛已在清华大学任科学史系系主任，北京大学的研究生也常到清华科学史系每周一次的系讨论班上报告；2018 年 10 月刘铮报告博士论文思路时，在座点评的有刘胜利、胡翌霖和吴国盛⁠¹³。刘胜利和胡翌霖都是“吴门”同门，胡翌霖《媒介史强纲领》的致谢就把刘胜利列为同门⁠²⁰。毕业后他任教近七年的上海交大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院长是江晓原⁠²¹；2026 年他转到同济大学哲学系。在这张关系网里，刘铮的支点有些不同：他以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为底色，长期与伊德、维贝克代表的后现象学和荷兰技术哲学对话⁠¹¹⁠¹²⁠⁵，又借福柯、毛斯、芒福德、盖伦和西蒙东把技术追溯到身体技术与技术的起源⁠¹²⁠¹⁴⁠⁹，借《庄子》和法藏把身体现象学带进中西比较⁠¹⁶⁠¹⁷。

他与同门的呼应和分歧都看得见。胡翌霖在《技术哲学导论》里说：“与其说人被延伸，不如说人即延伸。”⁠²²刘铮同样反对把人和技术看成两个现成之物，但他坚持身体技术相对于外在的技术物有“更源始和更核心的地位”，技术物与身体是一种衍生关系⁠¹²。前者把延伸本身当作人的本质，后者把身体当作一切技术的发生之所。吴国盛 2024 年呼吁重新发现身体与位置⁠¹⁹，刘铮 2026 年追问屏幕怎样让人失去地方与世界⁠¹⁸，师生的问题在“身体”与“位置”上会合，一个从科学史和宇宙观入手，一个从知觉和日常技术入手。2018 年讨论班上的两条意见，从晚期“肉身”推出伦理是否稳妥，理论能否落到例子上⁠¹³，至今仍是读他著作时值得带着的追问。

师门的学术名片老师吴国盛，吴国盛的老师叶秀山；同门杨海燕、韩连庆、张东林、张卜天、刘胜利、柯遵科、姚大志、胡翌霖、李文靖、晋世翔、王哲然、刘任翔、蒋澈、高洋、刘逸、严弼宸；在吴国盛门下做过博士后的田松、刘年凯、司宏伟、刘骁。另见吴门 · 雅典学院。